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

第一章 作家：主体追寻与性别叙事

第一节  寻求自我身份的娜拉式出走

娜拉不仅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象征，而且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构成了这个时期女性的“镜像阶段”。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如子君、娴娴等——做出与旧家庭决裂的举动。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有很多这样的新女性，丁玲就是一个典型的娜拉式人物。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中，父亲去世后，年仅 4 岁的丁玲和母亲寄居在被她认为是“豪绅”的舅舅家中。在这两个家庭中，她亲身经历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感受到封建大家庭的人情淡薄。她敢于反叛旧制度，做出了许多与旧制度不容的“叛经逆道”的事情，剪短发、解除由外祖母包办的与舅父家大表兄的婚约、登报纸揭发舅父虐待佣人、借办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剥削穷人等丑恶行径，彻底与旧家庭决裂。1922 年，丁玲逃离家乡与好友去上海求学，开始了追寻自我的旅程。丁玲用实践证明了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她并没有走鲁迅先生说的那两条路，或堕落或回家。在寻找女性主体性的过程中，丁玲或苦闷过、或彷徨过、或伤感过，但最终她找到一个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身份，即作家身份。丁玲通过书写来治疗自己苦闷的情绪，确立自己在社会的角色和位置，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尽管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个人境遇的改变，丁玲书写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家永远是她的底色身份，并且她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调适其他身份与作家身份之间的关系。

一、周南中学：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场域

周南中学是湖南近代最早的女校之一，  1905 年 5 月 1 日由朱剑凡所创办。“周南”一词取自《诗经·国风·周南》中，意为宣传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乐得淑女，培养贤才。朱剑凡是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维新思潮的影响、日本留学的经历以及母亲姚氏的悲惨遭遇使其萌生办女校的想法。他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习无以拔置高明，遂辟舍之西隅，设学塾曰周氏家塾。”他毁家兴办女学，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力图使中国妇女摆脱封建家庭，能与男子一样能走向社会。他确立了“启迪明智，救亡图存，解放妇女”的办学宗旨，周南中学成为近代女子主体身份建构的重要场域，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女性精英，据《湖南教育志》记载周南中学吸引了从湖南各县市以及周围省市来读书的女子，“其学额由三十九名推广至三百八十人。”丁玲为接受更多新知识的洗礼，1919 年向母亲提出转学到省城长沙周南中学去的要求。周南中学成为丁玲人生启蒙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在这里她接触了大量的五四新文化和新知识，这启发了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和政治意识，培养了丁玲的独立人格，并激发了丁玲对文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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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构女性主体的性别书写

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一直作为被书写的对象，被男性想象、篡改和利用，成为父权文化中一个空洞的能指。女性被束缚在意义的承担者而不是创作者的地位，女性的失声使其长期处于历史的边缘，丧失了其主体性。福柯认为话语就是权力，女性要改变被压迫和被压制的状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争夺话语权是实现其目标的重要途径。埃来娜·西苏认为女性只有通过不断书写自我才能颠覆男性的统治地位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丁玲作为一个在五四新思想中长大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洗礼的新女性，女性问题自然成为丁玲在追寻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身心彻底解放和自由的切入点。丁玲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洞察力和细腻情感的女性作家，更能够体会到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懂得女性内心的痛苦，她曾讲到每个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性别书写成为丁玲建构女性身份主体性的一种话语实践。她突破了以往女作家扭捏的写作姿态，从男性的主流意识中突围，书写那些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以及被统治结构压抑、隐匿、掩盖和抹杀的属于女性自己东西，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首次露出了发自女性性别自我的对恶浊人世的尖刻洞视，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丁玲是第一个以主体的姿态直白表达女性欲望的人，她脱离了女儿时期的幼稚开始走向成熟，不仅关注“人”，而且开始关注“作为女人的人”，追问“我自己是谁”，从自在向自觉迈进，在性别书写中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

一、身体叙事与自我确认

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还承载着更多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种权力均作用于身体，使身体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符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疯颠与文明》、《性经验史》等论著探讨了权力对身体的控制和规训这一问题，提出“身体政治”这一核心概念，认为身体成为权力运作的对象和目标。他说：“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身体成为现代社会权力控制的焦点和一个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权力话语场。

在父权制历史中，男性掌握话语主导权，女性身体在男权意识形态下被规训和控制，作为传种接代的生育工具或男性欲望的对象而存在，男性成为女性身体的支配者、占有者和享用者。女性对身体的欲望不仅被忽视而且还被封建伦理道德视为不洁的象征，若她们稍微表现出自己的欲望，就被视为恶魔甚至是祸国殃民的“尤物”，女性“身体在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压制了。”女性的自身欲望一直处于历史的空白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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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士：革命想象的复调话语

第一节  叙事动机的双重交叉

动机是个体根据内在需求推动的某种活动或作出相应的选择，它可以分为“内驱力”和“外诱因”两种。小说叙事是作者表达个人经验和诠释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作者凭借“内驱力”和“外诱因”两种力量推动小说创作的整体和局部叙事运动，最终产生由不同叙事方式和审美格调构成的小说文本。20 世纪30 年代后，理性与感性并存的人格和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叙事目的使丁玲的创作风格和话语呈现复调的现象。这一时期，她除了创作大量的应景之作外，如《水》、《消息》、《夜会》、《一颗未出膛的的枪》、《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还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遇，战争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如《母亲》、《松子》、《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等。即使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本中，仍能看到丁玲对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思考。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追问一直成为丁玲创作的焦点。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不同面孔的丁玲，一是作为革命战士坚毅、勇敢、豪放、激情、服从的一面，二是作为启蒙者冷静、独立、叛逆的一面，这两个面孔交叉、对立出现在丁玲的文本中，使文本呈现出丰富的张力和复杂的蕴意，表现了丁玲两种不同身份带来的冲突与焦虑。

一、“莎菲式”的理性与感性并存

丁玲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女性。她身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既有男性的坚毅、阳刚之气，又有女性感性脆弱的一面，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现实的一面，就像雨果所说“人生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聂曼认为丁玲虽是一个女性，却超乎一般女人之上而相近于男子，但同时一个女性所应有的善处，她亦莫无不备有。双重人格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个体经常会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格特征或行为模式，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社会生活中人与环境或人与人之间矛盾内化的结果，是一种持久性而不是暂时性的心理特征。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屈原、李白、陶渊明、苏轼等，他们的人格充满了矛盾。丁玲这种复杂的人格心理结构的形成与遗传因素、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人生的独特经历有关，对丁玲的创作带来影响，使丁玲创作的文本呈现相互矛盾或话语裂缝的特点。文本既有对革命话语的遵循，又有个人话语的鲜明特色，在表现人的阶级性一面的同时思考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多舛，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又流露出作家的真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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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事主题的多重变奏

变奏是一个音乐术语，指的是对一个音乐主题加以多次变化重复，可以分为“严格变奏”和“自由变奏”。前者是指在保留原有主题和结构的前提下，加入一些变奏手法而写成，后者是指对主题的部分要素加以发展，或改变原有主题的基本形式，使其变得更加复杂。20 世纪 30 年代后，在革命和启蒙、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叙事动机的推动下，丁玲的创作出现了多重变奏的特点，在以“政治化写作”的模式下出现了对主题的修改、补充和发展，在救亡图存的宏大主题下书写个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张扬和显示个性话语，突破了文学必须严格按照二元对立的阶级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来统摄全局的原则，呈现出复调叙事的特点，其写作的启蒙色彩并没有消失。秦林芳认为丁玲创作的变化仅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是在丁玲原有的“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标准的思想——创作结构中，增加了“革命意识”之一主导性、支配性的新因素，出现了“革命意识”和“个人思想”共存的“二项并立”的现象。

丁玲一方面自觉创作符合“政治式写作”模式的题材，如《水》、《消息》、《夜会》等，表现工农群众和革命。另一方面她并不是完全按照革命话语的模式去书写，仍保持着自由的创作状态，按照自己的理解书写革命文学，注入了一些五四风格的元素，使文本的主题复杂而富有张力，文本呈现双声话语的特点，“既体现着主宰社会的声音，有体现着属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在表面显性声音中隐含了异样的声音。”丁玲通过话语方式的改变以及形象的重塑来解构意识形态，在革命话语中注入新的话语形态，传递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层思考和独特体验，使其书写呈现独特的变奏风格。

一、革命叙事下的欲望表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与欲望成为一对复杂多变的关系。五四时期，在“人的发现”的主旨下，张扬个性、放纵欲望、追求爱情成为个人的合法权利，它们成为颠覆封建意识的象征，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描写爱情、性、身体等方面的作品。徐志摩和郁达夫成为书写爱情和情欲的代表。徐志摩在《爱眉小札》中说道：“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有爱。”郁达夫在《沉沦》中大声说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欲望表达成为作家宣泄内心情感，反抗传统文化，追求个人权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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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官员：体制话语的实践与游离................. 108

第一节  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体制认同................. 108

一、左翼作家的身份承袭............... 109

二、新体制“中坚力量”的工作应召 .............. 113

第四章  右派：政治迎合与个性坚守的两难.............. 149

第一节  文学清场下的进退维谷..................... 150

一、“红楼”情怀的左右两难 ............... 150

二、胡风友情的前后失倨.................. 153

第四章 右派：政治迎合与个性坚守的两难

第一节  文学清场下的进退维谷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观念与现实政治理想的裂痕越来越大，在许多方面甚至形成了对立性矛盾。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所张扬的“个性解放”、“自由追求”和“独立精神”，在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时代，已经蜕变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同义语。“五四”文学革命高举的批判旗帜，在“一元化”、“一体化”语境下，已经成为“反对”和“暴露”的代名词。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当代文学实践中，鲁迅及其“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只作为“抽象”的口号被提出，鲁迅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在当代文坛上不再具有合法的存在空间。丁玲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作为鲁迅精神的推崇者和实践者，她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排斥出体制，并被贴上“右派”的标签使其身份被污名化。在文学清场的过程中，丁玲表现出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言行，从沉默、抗争到迎合和认同，这其中既有丁玲内心的坚守，又有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和自身利益考虑的功利性选择和放弃。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丁玲不得不做出妥协性姿态，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最终被政治权力所吞噬。

一、“红楼”情怀的左右两难

《红楼梦》是一本让丁玲百读不厌、爱不释手的书。她从 12 岁左右开始就爱上读《红楼梦》，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共悲喜，“比林黛玉哭得多”。丁玲回忆自己随母亲在常德县立女校时，“有一次再读《红楼梦》，伤心地哭了起来，到第二天早晨，眼睛肿得阖了缝”。丁玲说她的家庭像旧社会一样，“摇摇欲坠即将垮台”，“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熙凤”。因此她能理解《红楼梦》，与其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丁玲一生反复研读过《红楼梦》几十遍。由于对《红楼梦》的偏爱，在她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随处感受到她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崇拜与痴迷。每每谈到文学创作时，丁玲就自然流露出对根植于心中的《红楼梦》情结。她多次公开声称：“我最喜欢的还是曹雪芹”，“我最喜欢的是《红楼梦》”。她说《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早就熟悉了”，“过去，我能背诵一百二十回的题目，内容都记得，”“我读了有一二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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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困境

丁玲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在追寻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多次身份的转换，从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作家到充满激情的革命战士，再到一名体制内的文化官员，后以“右派”的身份被排挤出主流队伍。每一次身份转换背后既是个体主动寻找自我主体的过程，又是社会现实大潮推动的必然结果，既有主动的选择又有被动的无奈，形成了丁玲一生复杂的身份谱系，成为中国现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复杂的文学现象。丁玲在各种身份中游离和摇摆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历程中寻求主体的艰难性和复杂矛盾紧张的心态。她一生在不断超越自己的身份角色，坚守着知识分子对现实保持警醒姿态的精神归旨，思索国家民族现代化话语下个人主体性实现的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在追求自我与革命、个体与国家民族之间焦虑、矛盾、妥协以及坚守等复杂心态。刘思谦认为丁玲的个人命运、创作与现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多棱镜，从其中的任何一棱都可以透视出其他两棱斑驳的色彩和景观。”

20 世纪 20 年代，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丁玲开始了自我主体的探寻之路，上海成为丁玲性别主体建构的起点。她创作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一系列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塑造了一群倔强而叛逆的新女性形象，但黑暗的政治局面以及惨淡的现实境遇让丁玲开始思索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真正的“个人解放”这一深层次问题。“个人的解放”不仅是一个思想和道德的本质命题，还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命题。个人与民族之间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关系。丁玲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道义的使命感，使她将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在寻求解决民族的危机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意义。30 年代丁玲以主人翁的姿态步入革命，用笔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清除革命肌体中的毒素，在“规范”和“集体”中保持着“个人”的痕迹，以“个人形式”呈现“群众主体”。在《韦护》、《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本中出现了革命叙事的复调话语，将民族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有机结合起来，思考“革命”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关系以及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在追随集体主义精神的理性思考。建国后，丁玲作为文化官员在构建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她强调尊重历史和独立思考，倡导“一本书主义”、培养青年作家，坚守“五四”文学传统，表现了强烈的作家情结，出现了与体制话语悖离的现象。50 年代后，作为主流话语的异端丁玲被清除出文学场。为重新获取合法的社会身份，丁玲一度做出迎合主流话语的姿态，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