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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贾祸 其志弥坚

——缅怀历史学家杨廷福教授

    编者按：杨廷福，字士则，1956年加入民进。“文革”后任民进上海教育学院直属支部主任，历任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1983年逝世。

    士则兄谢世已20年了！我与他同事28载，在那场以“整风”始而以“反右”终的运动中又同为沦落之人，一起下放农村接受改造，故堪称患难之交。回忆往事点滴，犹如昨日。
    士则兄以一篇《实行审判责任制和冤狱赔偿》之文字获罪。明者善豫，故作此建言献策之举，然这番诛心之言却被视为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真乃可悲之至！但是士则兄并未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他曾多次私下向我谈及在我国古代律典中有主审官对错案须承担责任乃至倒坐的法规。他还表示，将来一定要对唐律作系列研究。
    第二年（1959年）我们离开劳动了一年的上海北郊农村，转至西郊一所饲养场。饲养场在上海盲童学校的一隅，我们吃住在盲校，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晚上不开会或不出工时，各人都捧着书阅读至熄灯。这期间士则兄读书甚勤，他向我透露，他想写一部玄奘年谱。我虽然很钦佩他的学养和志气，但又觉得在艰苦劳动之余不具备写书的时间和条件，而且即使辛苦写成也难发表，所以我是只读不写的。讵知从这一年开始，士则兄竟认真地实行他的计划，至1965年终于写出了《玄奘年谱》一书。真是难以想象，他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是怎样以超人的意志完成书稿的！当然自1962年以后他调回学校，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治学的条件有所改善，但也不可能有许多时间，更不可能在资料室里公然撰写，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在家中写作。此书手稿系誊于廉价的有光纸上，采用正文与双行夹注相结合的形式，字迹工整、隽秀。仅就誊写而言即费力甚多，撰作更不知花费了他多少心血！此书征引的文献资料极为富赡，考论详备，甚具学术价值，也反映了士则兄严谨的治学态度。可惜当时只能秘藏不宣，束之高阁。
    接着他又着手撰写有关唐律的系列研究文章，然而这一回不慎被领导察觉而招致批斗。他辩白说自己是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唐律，结果受到更猛烈的训斥，说什么“你这种人还谈什么马列主义”等等，这一来“摘帽”更无望了！不过士则兄却是矢志不渝，暗中仍坚持做他的唐律研究。
   士则兄一家原本过着堪称小康的生活，打成“右派”后，工资打了对折，杨夫人又无正式工作，几个孩子都还年幼，生活大受影响。后来杨夫人只得参加里弄加工组，接点针线活来做。当时他家中除了有不少书外，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一台缝纫机了。杨夫人贤淑勤劳，一手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还要抓时间踏缝纫机，所得报酬虽然多少能贴补点家用，但依然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艰难。士则兄抽回学校资料室工作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让杨夫人在居处弄口摆了一个小书摊，以维持生计。谁知此事反映到了学校，领导在大会上点名痛斥，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大家提高警惕”云云，台下众人听了都不寒而栗。士则兄自然只好忍气吞声，立即收起书摊。
    士则兄头上的政治帽子戴了15年，直至1972年才摘除，后来又经过甄别改正，冤案始得昭雪。想不到提出“冤狱赔偿”的构想竟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幸好他并未虚掷年华，而是在逆境中艰苦奋进，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幸好在“文革”中造反派将他列为“死老虎”，他那一贫如洗的家也引不起造反派查抄的兴趣，所以他的心血之作终于幸存了下来。
    “文革”后期，士则兄被安排在上海师大（由华东师大等五校合并合成）历史系中古史教研室工作。1977年，教研室主任谢天佑因敬重他的才学，特意推荐他到北京参加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的编撰工作，为此他在北京中华书局住了好几年。此时他除了参与校注工作外，还将受压时期写下的文字一一整理披露，外人都奇怪他怎么会写得如此之快，其实这大都是他蓄积已久的东西，即使是新作，也是往日厚积的产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那篇《实行审判责任制和冤狱赔偿》的文章经修订后分成《论审判责任制》与《冤狱赔偿论》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刊出，这体现了“文革”后对诤言的求实态度。为此士则兄甚感欣慰，他将报纸拿来给我看，我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呼吁法治的先声之作，现在终于披露于世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后来，他又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唐律研究的七篇论文合为《唐律初探》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又将有关玄奘研究的论文编为《玄奘论集》一书，由齐鲁书社于1986年出版。其所著《玄奘年谱》一书则于1980年交中华书局，然此书直至1988年才出版。另外他还编了《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下两大册，生前交上海古籍出版社，直至1989年才得以出版。以上各书除《唐律初探》系在其生前出版外，其余各书均在其身后面世，只能慰其于泉下了！
    士则兄谢世之时，正届耆年，事业如日中天。那年他应邀去外地开会，回沪后感到不适，咳嗽甚剧。我劝他及早诊治，他却以为仅是感冒，并不在意。过了些日子他到舍下小叙，惠我以手书李商隐《闻歌》一幅。士则兄的书法，一向甚见功力，为我所钦服。这张条幅为行楷，笔笔中锋，丰妍凝重，唯所书玉溪诗，系闻怨女之歌而作，颇见悲凉。士则兄以此诗书我，似有命促之叹。不久他入院治疗，确诊为肺癌，不过半年，竟为归人！
    士则兄是个意志坚韧的人，在长期处于逆境的情况下，犹抱着宁可“束之高阁，藏之石匮”的伏枥之心孜孜于著述，留下了如许心血之作；如果天假以年，在舒眉的晚年不知还会写出多少传世之作来，令人不免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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