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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冲突还是调和？共生还是取代？一个简单的判断远不能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习五一、蔡仲、安维复、刘孝廷四位学者从历史发生学、认识论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分析。

对话人

习五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 仲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安维复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亵渎神灵和腐化青年等罪名，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数千年来，在西方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争论从未停止。近些年，诸如“宗教是科学之母”、“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等论断开始兴起，与进化论针锋相对的“智能设计论”更是再掀风波。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关注和思考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意义就更加重大。

科学与宗教有一个分化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科学与宗教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应该如何认识两者的特点和本质差异？

习五一：我们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首先有必要对二者的概念与本质分别作出界定。什么是科学？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科学可作为（1）一种建制；（2）一种方法；（3）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5）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什么是宗教？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学者吕大吉在《宗教学纲要》一书中提出，宗教是由宗教的观念、宗教的体验、宗教的行为和宗教的体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

蔡仲：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下，科学与基督教的本质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力图通过实验去解释客观的、公共的、可重复的自然现象；基督教则运用圣经去解释世界中的秩序和美，以及我们内心生活的经验。第二，科学问客观的、“怎么样”的问题；基督教问有关意义和目的、“为什么”的问题。第三，科学的权威源自理论在逻辑上自洽和实验证据的充分性；基督教的最终权威在于圣经。第四，科学的数学语言功能主要在于预测和控制自然，理论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其用途在于总结数据，把可观察现象中的规则性联系起来，产生技术方面的应用；基督教使用激情、有效原因、目的和自然位置这类含糊不清的、象征性的、类比的语言表述自然，其独特功能在于规定一种生活方式，引出一种生活态度，鼓励对特定道德准则的忠诚，基督教语言产生于崇拜团体的礼仪和实践，表达并促成个人的宗教体验。

刘孝廷：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科学、宗教、艺术、哲学等，都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它们构成人类的一个完整的文明系统。既是方式，就意味着各有其存在的根基。

习五一：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宗教产生在前，科学产生在后。因为如此他们就可以说，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生的，科学离不开宗教，甚至“宗教是科学之母”。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它们共同包容在人类最初的思维活动中，相互交织在一起。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文化形式的分化，呈现分离的运动趋势，这是文化进步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但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雏形阶段，科学与宗教因素相互并存，内容彼此渗透。在原始科学中不难找到人类虚幻认识的神秘成分；在原始宗教中也不难发现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积累的某些合理的经验知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科学与宗教意识萌芽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始人的生存实践和生产活动才是科学（世俗领域）与宗教（神圣领域）意识萌芽的源头。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西方早期科学在基督教笼罩下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与宗教属于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同领域，但在西方文明史上，科学从产生到发展，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应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刘孝廷：严格说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主要是个西方问题，因为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复杂。正如怀特海所说，“用纯粹的消极或积极作用来分析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关系，这是不可接受的非此即彼。”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彼此纠缠的历史，对于我们认清二者的关系将有所启发。纵观整个欧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与自然研究的关系，这中间近代科学以自然神学的方式开辟道路。第二阶段为英国的清教与科学的关系，大批清教科学家主要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导，形成了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体系，德法的科学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影响的延伸。第三阶段是大批清教徒移民北美以后，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开辟的新的科学研究和运作模式。

蔡仲：西方科学家生长、受教育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世界，宗教思想深深植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之中。基督教有自己的一套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宣称，整个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世界的基本原理对于人来说，也是能够理解的。天主教强调自然界的合乎理性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存在，这给15、16世纪的西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科学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调合与融会天主教教义与希腊人的数学自然观。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宇宙是被设计而成的；它是合乎理性的；它能为人们所理解。这些是两种哲学中共同的内容。再需加上的就是，上帝按照和谐的数学定律设计、创造了整个世界。换言之，把上帝推崇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数学家，这就使寻求大自然的数学规律变成一种合法的宗教信仰活动。这种信仰对于鼓舞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科学忠诚”是必要的。因此，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反复谈到上帝通过他的数学方案给予宇宙以和谐。

安维复：关于科学与宗教在认识与改造世界过程中扮演角色的变迁及其规律，有些学者往往将中世纪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压抑。从学理上看，基督教源自古希腊哲学传统，如强调数学的柏拉图主义和强调物理学、生物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就酿成了基督教强调理性论证、认同两种真理、支持不悖于圣经教义的科学研究等特质。据目前我掌握的文献，西方科学注重数学表达、观念推演与实证分析的双重标准、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关联蕴含在基督教思想史中。通过初步解读这些文献，我们发现，在西方文化的思想进程中，至少从古希腊中后期至19世纪的约两千年间，西方的科学及其哲学并不是传统定论中所说的“神学婢女”，而是基督教体系中的基本建制。早在8—9世纪创办的大学，按照“七艺”（数学四门及修辞学三门）的综合素养来培养神职人员。在基督教的观念形式下形成的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容了科学（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哲学（以神学论证的形式）的探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