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在华办报活动述略

本文关键词：遐迩贯珍，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19世纪，在东南亚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文报刊和主要刊载中国新闻的西文报刊。随后，在中国，尤其是在南方沿海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报刊。但是，在二百几十种报刊中，80%以上是由西方人创办的。

　　西方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在中国南方沿海的渗透，后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向中国北方和内地发展。

　　一

　　东南亚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鸦版战争前这里和中国广东沿海是西方人的办报基地，曾先后出现过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主要刊载中国新闻的西文报刊。

　　在这些报刊中，最早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由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密兰(William Miline)二人1815年8月5日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创办的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它是外国人办的第一家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该报刊以木板雕印，每期五页，约两千字，由巴礼逊和密兰分别执笔，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除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中免费散发外，还由专人送往广州，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子。该刊初期印500份，后来增加到1000份，共出版80余期，于1821年停刊。

　　1822年在澳门创刊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第一家西文报纸。1827年创刊，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出版发行的《广州纪录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刊。1828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可以算作第一家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除上述之外，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报刊还有182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创办的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2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天下新闻》、1832年在广州和澳门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1833年起在广州和新加坡两地出版发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4年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刊《澳门钞报》、1838年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报刊《各国消息》，等等。

　　在鸦片战争前的办报活动中表现得比较活跃的人物除马礼逊和密兰外，还有担任过《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天下新闻》等报刊编辑的麦都思(W.H.Medhurst)，担任过《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中国丛报》编辑的郭士立(C.Gutzlaff)、担任过《各国消息》编辑的奚理尔(C.B.Hilier)和理雅格(J.Lergge)、e)担任过《中国丛报》编辑的裨治文(E.C.Bridgman)和帕克尔(P.Parker)等。这些人大多数号称“谙习汉文”，熟悉中国情况，被西方人誉为“中国通”，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得并不深刻，有的人甚至闹出笑话来。如郭士立居然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误认为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因此，他们事实上很难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全面、正确地反映出来。而且，他们所办的报刊的质量也不高，只是一种定期的高级宣传材料而已。所以，这些报刊的印数一直不大，大多仅能存在三五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仅有《广州纪录报》和《中国丛报》，前者于1845年停刊，后者于1853年停刊，这两家报刊影响也并不大。

　　鸦版战争撞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人的办报活动也由广东沿海逐渐扩展而深入到两湖、江浙和京津等地。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西方人先后办了近170种报刊，其中既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主要有香港的《遐迩贯珍》月刊、《香港新闻》，广州的《中外新闻七日录》周刊、上海的《六合丛谈》月刊、《万国公报》月刊、《圣心报》、《学塾月报》、《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月刊、《新学月报》、《燕都报》，天津的《直报》，武汉的《字林汉报》，等等；外文报刊主要有香港的《孖剌报》(“Daily Press“)、《德臣报》(“China Mail”)，上海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航运日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List”)，等等。这些报刊不仅有教会和传教士们办的，而且有洋行、洋商和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使馆支持和资助下的所谓文化团体办的，它们分属于英、美、法、俄、德等国。

　　鸦片战争以后比较有名的办报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麦都思、奚理尔、理雅格外，还有西方人林乐知，李提摩太、奚安门、梅杰、福开森、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傅兰雅、李佳白、玛高温等，以及中国人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汪汉溪、董明甫、吴子让、蒋芷湘、袁祖志、铁昕伯、黄式权、蔡尔康等。由于长期在中国境内活动，上述我国办报人物的汉学修养已超越前人，加上后面所列的那些中国人的参与活动，使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办的报刊的质量比鸦片战争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

　　西方人办的外文报刊和中文报刊在内容的基调上是大不相同的。

　　外文报刊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和军人，它们是西方列强侵华的文化尖兵，因而从创办之日起他们就赤裸裸地宜扬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一方面，这些报刊广泛地搜集有关中国国情的资料，大量地刊载介绍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物产的文章；另一方面不断地发布有关中国沿海要塞的火力配置和军队驻防的情报，并狂妄地嘲笑中国的国力薄弱，恶毒地侮辱中国人民，宣称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为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这些报刊曾将开脱西方鸦片贩子罪责和攻击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主张作为重要内容。它们连篇累牍地译载中国官方公布的有关禁烟政策的文件，提供给西方侵略者参考。它们也曾详细地记载西方鸦片贩子行贿和满清官吏受贿的情景，毫不隐晦地刊登英使义律和鸦片贩子头目颠地商讨反华对策的言论。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办的外文报刊更是毫不掩饰地维护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它们肆无忌惮制造舆论，广泛地搜集各类情报，不断地窥测各种社会动态。每当中国社会发生危机时，它们就疯狂地叫嚣，煽动侵略中国的恶风。在这些报刊中，最让中国人民反感的是《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创于1850年8月3日。1859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将该报指定为颁布英国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刊物，从而被上海的外国人视为“英国官报”。《字林西报》出版时间长达101年，直到1951年才停刊，它是在中国出版的时间最久、发行最广的外文报纸。在早期，担任该报编辑工作的大多数人是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文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参与过掠夺性的商业活动，如创办人奚安门(H.Shearman)就曾在波佛梅公司当过掮客。这些人主持下的《字林西报》穷凶极恶地鼓动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1896年，当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之时，《字林西报》在当年11月30日版上发文，狂吠般地宣称“今俄、英、法、德不论何国，果尔出师，不入中国之境则已，既入其境，则长驱直进、随意要求，无有不如愿以偿者”。

　　《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的叫嚣活动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激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抨击。王韬在《上方照轩军门书》中指责它们“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梁启超则在《时务报》第18期的编者按中斥责它们是“不论理之是非，事之曲直，以谩骂为得计”。

　　与外文报刊的内容不同，西方人办的中文报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虽然它们的主编大多数是西方人，但是读者却主要是华人，因而，它们的内容侧重于宗教宣传。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它们还不敢肆无忌惮地鼓吹侵华主张。《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声称“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也宣言要大书特书“创造天地主宰万人养活万有者之理”。为了解除华人对西方人的警戒心理，这些报刊都极力宣扬所谓的“友好”，它们有的自称是“博爱者”，有的自称是“爱汉者”，有的则假惺惺地强调要“视万国为一家”，‘视外人与华人为兄弟”。由于不敢过分剌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这些报刊的言论不像外文报刊那样露骨，虽然它们的主编中不乏野心勃勃的文化侵略者。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办的中文报刊的内容虽然仍带有宗教色彩，但已经不象前一时期那样，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了“各国近事”、“商业消息”、“新闻评论”等逐渐地充斥这些报刊，甚至连《教会新报》等典型的教会刊物也发展成为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报刊。一方面，它们在继续宣扬要与“中国敦和好之谊”的幌子下，推行掠夺性的通商，为此有些刊物也多少介绍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它们也偶露峥嵘、撕下伪装的面具，把参与“反洋教”斗争的中国人民诬蔑为“乱民”、“愚民”。在太平天国革命洪流席卷中国南方各省之际，西方人办的中文报刊也公然地与满清王朝积极配合，攻击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为“红头贼”、“发逆”等。由此可见，西方人办的中文报刊与外文报刊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在这些中文报刊中，最有名的是《万国公报》月刊，它不仅发行量最大，而且存在的时间也最久。《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直到1907年《万国公报》才停刊，累计期数将近千期。

　　广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社团，1887年在上海成立。广学会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Among the Chinese，意思是在华人中传播基督教教义及一般知识的社团。广学会的董事中，除了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外，还有不少西方国家的驻华职业外交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及西方籍的知名人士。他们向中国输入“最新知识”和宣扬“基督恩纶”的名义下，先后编译出了页码总计达三四亿的中文图书和报刊。一方面广学会企图用西方的思想蓝图来改造中国，因而竭力地宣扬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广学会也向中国介绍了不少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由于《万国公报》的办刊人是广学会，因此先后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文化界名人为之撰稿和担任编辑，其中知名的有林乐知、慕维廉、韦廉臣、李提摩太、丁韪良、狄考文、艾约瑟、花之安等。

　　《万国公报》是一家综合性的时事月刊，主要对象为中国的各级权贵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它虽然属于宗教性的报刊，但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而是热衷于评论中国时局，宣扬西方社会文明。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利于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发展，《万国公报》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向主张改良，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际，它曾大谈特谈“变法”，先后刊载过李提摩太的《醒华博议》、林乐知的《求新贵有达识说》等讨论中国变法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过维新派的重视，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就曾购阅过全套《万国公报》。不过，这些文章的观点从表现上看来似乎与维新派的主张相一致，实质上却大相径诞。他们认为，中国人应将就变法大权拱手交给西方人，在西方人的指挥下来推行变法，并且主张让外国人来担任中国的各个重要部门的大员。按照他们的方案，中国事实上不可能成为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被引上殖民地的道路，而成为西方各国的附庸国。

　　除《万国公报》外，《申报》也是值得注意的中文报刊。它由英国商人梅杰(E.Major)等人创办。《申报》不仅竭力标榜其商业性质，而且尽量使其自身中国化，该报的编辑和经理都聘用中国人吴子让、袁祖志等人担任过编辑，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人担任过业务经理。它的版面设计和内容安排也尽可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申报》曾有意识地刊载一些科场老手撰写的试贴诗和八股文，刊载一些谈嫖经和评花魁、捧戏之类的庸俗的新闻和杂文。但是，实际上它仍然是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政治讲坛，维护西方在华经济利益的吹鼓手。例如，在1876年淞沪铁路事件和1883年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申报》都曾冒充所谓“市民”的意见，为帝国主义分子开脱罪责和谋求经济利益。

　　与《申报》相类似的还有《新闻报》，其内容较《万国公报》和《申报》更具有迷惑性。《新闻报》是由英国商人创办的，1899年转让给美国人福开森(J.C.Fergnson)。福开森经营了30年后，才于1929年转售给由吴蕴斋、钱新之、史量才等人经营的华商股份公司，成为中国人经办的报刊。《新闻报》不仅在文字和版面安排上尽量迎合中国读者的习惯，而且还吸收张之洞、盛宣怀、朱葆三等人入股。福开森本人则先后接受清帝赏赐的二品顶戴和北洋政府聘任的总统顾问等职衔。不过，这些作法虽然能够收买一部分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蒙蔽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却难以削弱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也难以阻挡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里，西方人在中国办了一大批报刊，这些报刊虽然一度垄断了中国的报刊业，个别者还为时颇久，如《字林西报》仰仗其财力、物力占领十里洋场达101年，但是却始终不能深入广大的中国人民之心。因此，20世纪之初，当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兴起之后便很快地领得了新闻界的风骚。

　　三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早已有了报刊，如始于唐代的邸报，始于宋代称作“新闻”的小报，以及始于明代的《京报》等，均被视为中国早期的报刊。但是，，这类所谓的报刊，除了报头外，既没有标题，也没有自己采集的新闻和发表的评论，实在不能与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类报刊同列，它们充其量只能算作中国报刊的萌芽。不过，这类所谓的报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行范围，有的还可以公开叫卖和接受订户，如《京报》。明代中叶以后，报房甚至成为公开的行业。因此，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迟早也会出现近代化的报刊，只是时间相当缓慢而已。

　　鸦版战争前后，一批西方人办的报刊在中国出现，它们是作为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的，它们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始料未及的是，作为反面教员，这些西方人办的报刊教会了中国人民创办和使用报刊这个有力的文化武器，用以反对满清政府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鸦版战争之后不久，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出来了，它们的发展无疑是与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相辅相成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先进技术，借鉴了西方人办理报刊的经验。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图书大多是用木板雕印或木刻活字印刷的。1834年，从美国运来了一批按照汉文木刻活字复制的汉文铅活字。1859年，美国长老会设于宁波的英华会馆又试制成功电镀的汉文字模和元宝式字架，经过复制和推广，逐渐为当时的中文报刊所采用。1861年起，西方人在中国办的报纸开始使用机制白报纸。后来，石印技术也被介绍到了中国，于是，石印和铅印的报刊相互并存地在中国发展起来。此时正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各类报刊的创刊时期，它们一起步便利用这些在当时是先进的技术，例如，原《孖剌报》译员伍廷芳1858年在创办《中外新报》就借用了《孖剌报》的一套旧铅字。到19世纪末，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事业达到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不少改良派报刊像西方人办的报刊那样将以往用油光纸单面印刷改为用机制白报纸双面印刷，从而加快了印刷速度，提高了印刷质量。纸张与印刷技术的改进促进了报刊编辑和排版质量的提高。例如，编者按语、报刊评论以及大小标题的运用，新闻画和广告的插入，新闻采访报道和电讯栏的开辟，等等，都是令时人耳目一新的形式。这些新颖的编辑，排版形式大多是参照西方人办的报刊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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