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佛学思想与龚自珍诗文创作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佛学原始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形态，是人类历史中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为人类认知和改变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观念。宗教历史的发展衍变是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既有宗教自身的内在因素，亦有其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既有无数个体的以宗教体验为基础的宗教创新，也有群体认同、社会制度和文化再生产的建构与竞争淘汰机制；既有观念、行为规范、圣时（节）圣地圣徒、仪式等日积月累形成的传统，也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出现的变通与调整，进而构成宗教的千姿百态。宗教文化具有超越国籍、种族的特征，属于世界性的思想文化。

佛教或称印度佛教，源远流长，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广义来说，是一种宗教形式，通过宗教的经籍典藏、习惯、仪式、教团的组织等等使教徒产生不同强度和诸多形式的心理体验；狭义而言，是佛家始祖和精神领袖的言传身教，亦可称为“佛法”（Buddha Dhamma）。公元前约 6—5 世纪之际，佛教肇兴于古代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在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左右，诞生于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其所在的时代，约与孔子同时，时逢我国古代的春秋时代。释迦牟尼是当时迦毗罗卫国国王的长子，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摩耶夫人生产之前，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返还本家生产，路过蓝毗尼花园，在树下休息之时，生下了悉达多王子，也就是释迦牟尼。摩耶夫人生产之后不久后就去世了。年幼的释迦牟尼是由他的姨母波闍波提夫人抚育长大的，师从婆罗门学者，学习和掌握了哲学、文学、算学等多门知识；又向武士学习武术，成为了当时击剑骑射的能手。由于释迦牟尼聪慧好学、相貌奇伟，净饭王对他的期望很大，希望他能够继承王位，建功立业，成为各个。幼年时期的释迦牟尼，天生具有一种沉思的思维习惯，世间诸多的社会现象，喜、怒、哀、乐、忧等等，都能引起了他的不安和感慨，也促使他思索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如何摆脱世间的罹难。释迦牟尼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并将出家的想法转述给他的父亲，遭到了净饭王严厉的斥责和反对。净饭王为了阻止他出家，绞尽脑汁，在释迦牟尼 16 岁时，为他娶了邻国的王女耶输陀罗为妃，并生育了一个儿子，名罗睺罗。优越的物质生活并未能够束缚住释迦牟尼出家的脚步，萦绕在他思想中的解救世事苦难的想法也并未因此而消除，反而越积越多。释迦牟尼等到合适的机会，成功逃离了属于他的国度。

第二节  佛典之于龚前时代的发展、接受状况说略

佛教典籍数量非常庞大。仅据汉译数量俩说，按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硕学庆吉祥等编撰完成的我国古代最后一个经录《至元法宝勘问总录》的统计，从东汉永平十一年至今，留存姓名的重要译师有 194 人，译出经典 1440 部、5586 卷。这当然并非汉译佛典的全部，因为不少译籍在流传中佚失或被淘汰了。有人据日本新修《大正藏》前三十二卷翻译佛典计算，全部约有四千万字。这也远不是佛典的总数。汉译佛典主要是由佛教梵语和中亚语文翻译过来的，在东汉后期至北宋前期的千年间，几乎是紧随着大、小乘各部派的原典集成，很快就输入中国并译成汉语。”

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条件下，虽然真正的佛教信徒在民众中始终居于少数，佛教在中国一直没有取得政治或思想的主导地位，但佛教的影响却深入人心，历久不衰。特别由于历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加护和支持，更给这一宗教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发展空间。这一新宗教能够逐步融汇到及其悠久、优秀的本土条件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输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思想、文化的国度，而且又形成强固的人本思想和理性精神的传统。除了西藏地区、土族、裕固族、纳西族、南方傣族、西北部部分蒙古族外，主要接受的多是佛教典藏仍然是汉文翻译的佛学经典。佛教可以分为南传和北传，传到南方去的经典是用巴利文书写的，作为小乘佛教的经典；北方传播的佛学经典则多用梵文，其内容多为大乘佛教经典，其中也不乏小乘佛教典籍。巴利文是古代俗语方言的代表文字，梵文则是古代雅语，即书面语的代表文字。汉译佛经，以梵文翻译居多，少数也有从巴利文译过来的；藏传佛学经典几乎全部皆是由梵文翻译的成果。我国三藏约有 1500 多部，6241 卷。我国古代学者撰述收入佛学典藏的有 1000 多卷。另，明代时期出版的嘉兴版的大藏经，收集了中国学者撰述五千六百卷编为续写的佛教经典。我国第一次刻本汉文大藏经史公元 971 年宋开宝四年刻本。在此之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一千年之间现有有二十余次刻本。1936 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代刻本大藏经，因此称为赵城藏。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佛学经典为“佛教十三经”，分别为《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伽经》、《楞严经》、《心经》、《圆觉经》、《无量寿经》、《梵网经》、《解深密经》、《四十二章经》、《金光明经》和《坛经》。

第二章  龚自珍的佛学因缘

第一节  龚自珍身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清初统治者励精图治，通过对于地主阶级结构和宗法农业社会生产关系的整合和调整，使得封建制下的经济获得了重新发展，实现了“康乾盛世”，这一盛世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明末清初之际，实学思想精神受到了清初思想家的重视，他们强调务实，崇尚传统思想中的“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的“实用主义学说”和儒学中的理学和心学思想，但与理学和心学派别不同的是，实学派反对形而上的空谈理论，强调唯物论中的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主张改革社会凋敝，讲究实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等，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改善社会生活。其中的实学思想家代表徐光启主张：“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黄宗羲在《弁玉吴君墓志铭》中言：“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认为“空谈误国”，强调了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顾炎武也有类似的言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认为清谈亡国，需要铭记古人清谈的惨痛历史教训，提倡“明道救世”为当世之务。清初思想家和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深刻而犀利，但囿于传统农业社会封建宗法制的范畴之内，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君主立宪制的思想根源，虽惊世骇俗却是在封建体制范围内的思索和构架，因此，这些实学改革思想仍是“循礼”之道，对晚清实学家和周边古代韩国和日本实学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龚自珍的“救世说”亦受到了清初实学思想家的侵染。

第二节  龚自珍方内方外交游考略

龚自珍的家族是以诗礼传家，读书入仕的大族。龚自珍自幼受到祖父段玉裁、父亲龚丽正和母亲段驯的倾心教导，对事物敏感，性格放达豪迈，在方内方外都结交了很多良师益友。

一、龚自珍的方内交游。

除了家庭对定庵的教育之外，定庵的第一位私塾老师便是建德拔贡生宋璠。宋璠（1778—1810），字鲁珍，浙江严州府人。宋璠对龚自珍的教育时间较短，目前可以考证的仅为嘉庆八年（1803）至嘉庆九年（1804）两年的光阴。宋璠作为定庵的第一位教师，其对定庵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以至多年后，定庵仍然念念不忘。随着年龄的增长，定庵开始结交士林好友，同乡夏璜便是其中之一。夏璜比定庵大 17 岁，与定庵可谓是忘年交，中过进士，当过县令，熟读《左传》，是一位谦谦君子，龚自珍有所来往，定庵对其评价较高，称其“是书生，非俗吏”2，并写下了《送夏进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悦其属员者，上询之，以书生对。上曰：是胡害？朕亦一书生也。大吏悚服。呜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训万祀矣。嘉庆二十二年春，吾杭夏进士之京师，将铨县令，纡道别余海上，相与语，益进。然愉，谡然清，论三千年史事，意见或合或否，辄咍然以欢。予曰：是书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乡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师，京师贵人长者识予者，皆识进士，亦必曰非俗吏也。虽然，固微窥君，君若惧人之訾其书生者，又若有所讳夫书生者，暴于声音笑貌焉。天下事，舍书生无可属，真书生又寡，有一于是，而惧人之訾己而讳之耶？且如君者，虽百人訾之，万人訾之，啮指而自誓不为书生，以喙自卫，哓哓然力辩其非书生，其终能肖俗吏之所为也哉？为之而不肖，愈见其拙，回护其拙，势必书生与俗吏两无所据而后已。噫！以书生之声音笑貌加之以拙，济之以回护，终之以失所据。果尔，则进士之为政也病矣。新妇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与。予识进士十年，既庆其禄之及于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笃，行且一前而一却也。于其行，恭述圣训，以附古者朋友赠行之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晚清著名的散文家王昙。王昙（1760-1817），又名良士，浙江秀水人，诗、文、画俱佳，比定庵长 32 岁，是定庵真正的忘年交。王昙性慷慨，好谈经济，尤其喜好谈论军事，其独特的思想性格往往超出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束缚，中举之后，更是性格耿直，以至潦倒一生，身后萧条，这都令定庵折服。定庵被友人们笑称“龚呆子”，而王昙被人称为“狂士”，二人可谓交相辉映。

第三章  龚自珍的佛学思想...............43

第一节  龚自珍“援儒入佛”的居士佛学......... 43

第二节  龚自珍与“天台宗”......... 48

第四章  佛学思维与龚自珍诗文构思 ...........73

第一节  佛法阔大的声色场与龚自珍的艺术想象力........... 73

第二节  “剑气”“萧心”与“一心三观”.................. 75

第五章  龚自珍“援儒入佛”对后世的影响 ...................98

第一节  龚自珍“援儒入佛”思想对佛学研究的影响......... 98

第五章  龚自珍“援儒入佛”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龚自珍“援儒入佛”思想对佛学研究的影响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就思想内容说，有两个变化最为明显和最值得注意：一是出现了佛性心性化倾向，二是逐步走上了注重入世的道路——而不管哪一种变化，都既有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原因，也有佛教经典方面的根据，从而使得中国佛教既日愈富有中国化的特色，又保存了佛教固有的特质。荷兰学者许理和：“佛教不是并且也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龚自珍于四十二岁时才开始读天台宗书籍。他在改定《阐告子》时说：“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读天台宗书，喜少作暗合乎道，乃削剔芜蔓存之。”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两条信息：一、他自 42 岁始，习天台宗；二、以自我欣赏的口吻，洋洋得意地说其作品与天台宗宗旨契合，固删削一些枝蔓，以新的面目重现往日观点。这与一般人“悔其少作”的常情截然相反。所以，透过这一现象，探讨其心理活动是很有必要的。至四十二岁以前，对佛学的研究是出于文化研究的目的和一种宗教信仰，或者是作为借用他山之石，所以重点持密宗真言、净土念佛法门以及禅宗反观内心、顿修顿悟等一些宗教实践活动，或者借用佛教作为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化腐朽为神奇，喜笑怒骂皆成感时讽政之作，或者引经据典，从事一些佛教典藉的考据工作。

结语

本论文以龚自珍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研究脉络，立足于龚自珍的诗文创作作品，从佛学思维方式对龚自珍诗文创作和构思的侵染和影响、佛学思想内涵与龚自珍“救世”与“避世”思想的关系、佛学精神对龚自珍诗文艺术追求和风格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从佛学这一途径入手，全面、细致地阐释龚自珍诗文创作与佛教思想的关系，深度研究龚自珍诗文中的佛教意象和思想，进而发掘、认识和了解龚自珍诗文创作对我国近代思想启蒙、佛教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对龚自珍诗文创作中佛教思想的研究，可以归结出龚自珍诗文创作与佛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佛教与龚自珍诗歌作品创作的内在联系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与地域文化背景的因素，也有家庭影响和博采众长的原因，正是各种环境的融合，使龚自珍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定庵的诗歌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旨归是试图把在现实中已经失去的、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再从灵光普照的佛国乐土中重新寻找回来。

本文采取对定庵的佛学思想与文学作品创作比较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以龚自珍的人生发展经历和思想主张为发展脉络，在清代居士佛学盛行的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佛学思想对龚自珍诗文创作的启迪和影响。本文的研究涵盖晚清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文化因子、佛教典籍考证与阐释、龚自珍的佛学思想及其对诗文作品的影响、定庵的方内方外交游等等：其一，龚自珍的佛学思想。龚自珍研习信奉大乘佛教并崇尚“天台宗”，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基本理念，与龚自珍忧世情怀和强烈的济世心态有较大的契合之处，大乘佛教所宣言的“大”智慧，成为有“大”心的勇者，深刻的影响了龚自珍，在他身上体现为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唤起民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改良思潮，使龚自珍佛教哲学思想成为一代学术风气；其二，佛教与龚自珍诗歌的内在联系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与地域文化背景的因素，也有家庭影响和博采众长的原因，正是各种环境的融合，使龚自珍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从他的诗歌作品中可以看出，龚自珍虽亲好佛教，但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其旨归是试图把在现实中已经失去的、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再从灵光普照的佛国乐土中重新寻找回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