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精明增长研究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一）研究的背景

本文的研究源自对以下四组数据的观察和思考：表 1.1 是中国自 2006 年起连续五年的城镇总人口、人口城市化水平、市辖区土地面积、建成区面积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2006 年～2010 年间的四组数据都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城镇总人口逐年递增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而人口城市化水平逐年递增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增长。那么，城市不得不承载越来越繁重的人口压力。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一系列的需求增加，例如：就业岗位需求、医疗服务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和住房需求，这无疑给政府的管理“制造”难题。第二，市辖区土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的逐年递增意味着城市空间范围的持续增长。原本属于农村范围内的区域随着城市的土地开发转变为城市用地，为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那么，这样的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城市空间范围的增长是否意味着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呢？

城市化并不是城市无限度扩展，更不是通过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让农田、农村、农民都淹没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城市的土地扩展、人口增长、产出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等城市增长现象，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用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健康的城市化。如今，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增长现状，不难发现诸多共性问题的存在。尤其在人口众多的超大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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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研究综述

近些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普遍存在关于“城市蔓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管理。此时，“精明增长”的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对“精明增长”的研究首先由政府发起，并与学界对“精明增长”的广泛热议形成密切的联系，既有理论研究的火花，又有管理实践的共振，形成势不可挡的“精明增长”热潮。“精明增长”既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也是政府管理城市、应对城市恶性增长的新原则和新目标，同时还包含了政府管理城市增长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从观念到实践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城市图景。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学习和研究“精明增长”，试图依此缓解中国城市增长面临的困境，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及政府对城市增长的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对“城市蔓延”的认知：精明增长研究的现实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城市蔓延”随着美国城市郊区化的日益加深而受到关注。对于城市蔓延的初始认识集中在蔓延所导致的城市空间范围的急速扩张1。此时对城市蔓延的界定没有明显的褒贬意见，只是用“蔓延”描述城市空间扩展的现象和过程。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加入，对城市蔓延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对它的批判声也越来越多。许多研究者认识到一些城市问题都与城市蔓延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城市社区的无个性复制、各种土地资源的流失转而成为工业用地、城市道路资源的极度缺乏，，甚至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社会阶层的贫富隔离，都可以在城市蔓延的过程中寻找到问题的溯源。尤其是 20 世纪 70年代后,原有城区与新城区之间交通愈发便利，加上政府有意鼓励拥有私家车和在低密度城区建设高档住宅，这些都是城市郊区化的鲜明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城市蔓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不同领域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认识和分析城市蔓延，他们的共同点是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了城市蔓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概括的讲，城市蔓延主要是指城市空间的低密度扩张，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农业用地、开敞空间向建设用地的转化问题，并伴生一系列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环境的问题。其中，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指低密度扩展造成了人均服务设施成本的增加、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中心区的衰退等；社会问题主要指蔓延造成了种族、贫富在空间上的隔离，增加了社会暴力，助长了种族主义等；环境问题主要指蔓延造成农业用地、湿地的减少，以及蔓延式发展增加了机动车的使用，致使环境污染加重。此时，对于城市空间扩展的关注并没有明确提出“城市增长”这个概念，而是在一片“谩骂”声中被“城市蔓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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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聚集经济理论

最早提出“聚集经济”概念的是德国经济学家 A．韦伯，在他的《工业区位论》中系统阐述了聚集经济理论。他认为聚集经济是：“由于生产按某种规模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可见，韦伯的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有关，他强调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变化。

而冯云廷认为：聚集经济，是一种通过与专业化经济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利益和与多样化相联系的范围经济利益的获得，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系统经济。聚集经济是分层次的，各层次的聚集经济有不同的要求。第一层次是企业内部经济，是生产要素在单个企业不断壮大密集的过程。第二层次是企业外部、行业内部的聚集经济，有时又被称作“地方化经济”。这主要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产业，由于聚集在一个特定地区，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第三个层次是由多个行业或产业向城市地区集中形成的聚集经济，也称作“城市化经济”。这主要是由于产业之间存在外部经济，一个产业的发展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可能对多个产业降低成本做出贡献。城市是一个特殊层次上的经济系统，城市聚集系统的层次性内在地包含了聚集经济的层次性。这三个层次上的聚集经济，在规模尺度和功能关系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对于城市系统而言，由企业规模扩大形成的聚集经济是最基本的单元，是低层次经济系统的聚集经济；而“城市化经济”是最高层次经济系统的聚集经济。并且，城市化经济的产生，以城市聚集效应的有效发挥为前提。

（一）聚集经济的逻辑起点：作为生产单元的城市

聚集经济理论将城市视为统一的行为体，进行着类似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创造着价值。与企业相类似，城市的生产活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面临着内部的协调和管理成本支出等问题。其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设施、产业（生产项目）和管理等。图 2.1 概括性地描述了城市生产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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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概念：精明增长

如表 2.1 所示，综合上述对聚集经济理论的阐释，从中提取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即对精明增长的概念厘定，以及评价精明增长的分析框架。

（一）什么是城市

城市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景下的实践产物。城市的最初形成是因为交换活动的集中（即早期的集市），这使城市逐渐成为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的聚集地，也成为人口相对密集和统治集团集中的区域。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所具备的物质条件方面的优势主要包括：大规模的消费群体、劳动力资源、用于非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便利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财政的支持等方面的物质条件和政策环境。正是由于最初的人口、经济活动和政治统治的集中，使城市形成了一定的物质条件规模，具备了农村地区不具备的聚集效应。而这种独有的聚集效应，又使城市成为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兴起后经济活动急速扩张所需要的载体，满足了工业化的需求；同时也加速了城市的工业、服务业等全方位的发展，并且带动了城市外围区域的发展。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诺南·帕迪森认为：城市作为历史的产物之一，是社会权利与文化的最大限度的集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城市中交汇；在城市中，文明的产物不断发展、衍化，人类的经验逐渐变成真实可行的符合。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城”与“市”是两个分离的概念。“城”是指四周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守意义的军事据点。? “市”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后被引申为人口聚居、工商业发达的集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内人口的增加，加速了“市”的贸易发展，同时，交易的扩展又提出了要有相对固定的市场的需要。于是，“城”与“市”逐渐融合为一体，演变为今天所谓的城市。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用法中的“城市”与“市”也有一定的差异。“城市”是与农村相对应的，指那些人口集中稠密，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处于中心地位的区域，属于社会、经济、地理概念。而“市”则属于与省、县等行政建制对应的一个政治、法律概念，是指依据国家规定的标准，按照法定程序设置的地方行政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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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超大城市“精明增长之适度开发”检验 ......... 54

一、超大城市“适度开发”一般性描述 ............ 54

（一）精明增长对“适度开发”的诠释与指标选择 .......... 54

第四章 中国超大城市“精明增长之绿色生态”检验 ............ 123

一、超大城市“绿色生态”一般性描述 .......... 123

第五章 中国超大城市“精明增长之城市魅力”检验 ...... 158

第五章  中国超大城市“精明增长之城市魅力”检验

一、超大城市“城市魅力”一般性描述

精明增长的目标五、目标八和目标九构成了对“城市魅力”的分析框架。如表 5.1，精明增长所强调的“城市魅力”，首先是通过积极的财政影响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为城市宏观产出和居民微观收益的增加提供良好的政策氛围和财政支出，为城市魅力的塑造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城市的魅力还体现在对资金和人力资源吸纳能力，构成城市增长充足的财力和人力基础。再次，城市的魅力体现在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所在。对中国超大城市“城市魅力”的一般性描述，将从这三方面目标入手，主要探讨42 个超大城市的结构特征分布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并且，依旧按照人口规模、所处区域和行政级别进行分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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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超大城市精明增长检验结果

从 2006 年-2010 年的数据来看，42 座超大城市在人口规模、土地开发、城市产出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说明每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土地开发、城市产出和产业结构变化体现出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超大城市的增长现状是精明增长”的研究假设。

依据本文所建立的精明增长分析框架，笔者从城市的适度开发、绿色生态和城市魅力三个方面对中国 42 座超大城市的增长状态进行了检验。如下表 6.1 所示，精明增长分析框架共包含 41 组变量间的关系，需要考查变量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存在哪种相关关系，以及这种相关关系是否符合精明增长所倡导的精神和追求的目标。通过对现有数据的统计描述和回归分析，在 41 组变量中，共有 23 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无相关性符合精明增长，有 16 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或相关关系的缺失有违精明增长的要义，另有 2 组变量间关系还无法判断其是否与精明增长相一致。所以，不能简单的回答超大城市的增长状态是否精明。

本文对超大城市精明增长的检验结果，可以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指明方向，不符合精明增长的变量间关系正是未来政策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16 组不符合精明增长的变量间关系共涉及到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基础设施供给；二是关于城市土地开发；三是关于公共交通供给；四是关于住房条件改善；五是关于城市绿化；六是关于农田保护；七是关于环境保护；八是关于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就业引导。这八方面的政策调控无一是孤立存在的，其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此，政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是保障调控均衡的重要前提，可以将这八个方面的调控政策概括为四大领域的政策问题：

（一）关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供给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基础设施供给数量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而公共交通供给数量和运载能力与人口规模之间同样不存在相关性。这表明超大城市在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交通供给方面都没有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人口规模的增长必然带动了需求的增加，而供给的“不回应”显然是缺乏合理性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