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知识_入党政治理论考核_论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

  本文关键词：政治理论论文，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把马克思

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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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学五大理论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1998)博士将美国的行政学总结为五大理论：

·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的政府。诚实、无党派、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是建立公共行政学最为重要的概念。政府的两大功能是“意志的表达与意志的执行”（古德诺Goodnow, 1900）。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不仅将行政与政治分离。而且开始了向私有部门学习最佳实践的努力。正如在当今的公共服务中倡导私有化与更多的市场机制一样，这种向私有部门借用经验的做法不局限于组织的内部过程，同样与政治和经济结构相关。

·经典管理模式。当行政学正式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且行政被等同于企业管理，行政学的主流观念就开始追求象机器一样的效率：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重心从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个政治问题转移到微观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管理组织的问题。这种导向源于科学管理学派并在较为复杂的行政决策制定分析中达到顶峰。通过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得出一系列被认为在管理中广为适用的原理与原则，而运用这些原理与原则可以取得最佳的效率。将这些发现运用于公共部门组织的管理被认为是顺理成章。

·政治与政策制定。当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而且新兴的福利国家开始广泛发展福利项目时，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就不再现实。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对社会事物的干预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此，公共机构为了获得不同选区居民的支持，便调整策略去影响选区并满足选民的需求。这样，公共行政的一个主要趋势便是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尽管早期支持行政中立的学者主张行政官员仅仅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这种假设现在被认为是幼稚的。人们认识到价值观不仅从多重外部因素侵入行政，价值观同样存在于如政策执行这样被号称为是“中立”的内部决策中，象其它政策参与者一样，政府官员应当参与政策制定。

·人类行为。经典管理学派植根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学派和效率的工程概念中：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尽管从私营部门中得出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的骨架，但事实证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立部门中的人类行为都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它们不能解释人性的复杂性、不确定因素或变化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与对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形成了新的管理学派思想。行为学派强调人际关系与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即强调组织中个人与集体的多层面、网络状、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

·项目的有效性。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人口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府职能的增加，政府项目增多。同时，公共财政资源逐渐萎缩。如此，公共机构生产力的有效性成为美国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行政中“唯一最佳方式”的概念受到批判。这不仅适宜于实用工具与技术，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学学科的理论构思。公共行政学开始将自身看作是一门综合学科，通常是有价值观念冲突且价值观相互竞争的学科，而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地适应与改善之中以追求优异的业绩。

第二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

尤格斯与凯勒(Uveges & Keller,1998)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而这三种模型又基于三个假设或前提。应该说，三种行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国政府管理的演变。每一种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层面解释政府是如何控制互为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的。通过分析这些前提和假设，就能够评估公共行政的范围和属性。

三个假设或前提：

·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易腐化的。类似于基督教神学所称谓的“原罪”。基于这个假设，奠基人建议，公共权力的分配应当避免给个人提供腐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理解奠基人关于权力控制与均衡的主张。对权力的制衡可以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结构篱栅。

·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力属性。政府管理的共和属性通过正式建立的复杂程序将公共权力授予民众代表。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倘若没有民众代表的批准或宪法条文所指定的权力，政府官员就不能行使权力。官员的选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制度和程序，通过分散权力（控制、均衡和联邦制）到政府的各个角落，该设计限制了专制的机会。

·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了个人与集体参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麦迪逊(Madison)《联邦主义者》的第十篇文章中谈到不可避免的派别邪恶及控制它们的必要性，麦迪逊认为派系寻求政府有利于它们的行动，而最好的控制是均衡各派系。尽管有的派系可能谋求公众利益，但不排除其余派系只追求其特殊利益。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学三大模型：

1.派系冲突模型。假设利益竞争是一种永恒的、尽管是可悲的政体特征。公共政府机构的设计是用以响应和控制不同利益的组合。就是说，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独立决定政策。另一方面，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敦促公共机构应植根于宪法并让一些在职官员行使相当的自主权。另一些奠基人认为官员不仅应有自主权，而且应有道德要求。如此，这些官员可以获得荣誉。追求荣誉的政府官员将调节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公平的分配权力。然而，多数奠基人更趋向于权力分离。

2.派系规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公共权力和合法性基于直接的选举，在位政府官员对政党和政策的忠诚变得甚为重要。然而，建立在派系冲突模型基础上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派系规则模型的重点是将选举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应当反映选举的结果。

3.公共利益模型。科学的效验是这一理论的支柱。改革家们认为，运用科学能够解决公共问题。应该设立政府结构给专家更多的权力。所谓专家，是指那些拥有相关科学知识之人。学位、教育证书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改革家们将科学看成是不断积累和增长的科学体系，而且他们坚信通过仔细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取全部知识。通过运用无偏见的一般法则，他们看不到科学效验及其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将政治因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之后，改革者们认为科学的理性能够消除政治冲突。运用知识而不参杂政治就会实现公众利益，达到各方面都更好的状况(Brownell and Stickle 1973;Haber 1964; Hofstadter 1955)。

这种公共利益模型假定了人类具备知识后的完美无缺性。理性不仅增加了人们塑造现实的能力，而且完善了人类自身。为了增加理性，改革者愿意将更多的公共权力授予专家。教育不仅使人们的认识技能敏锐，同样注入了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观。美国内战后派系规则模型与公共利益模型成为前沿。派系规则模型成为总统改革的典范，而公共利益模型最初影响了公务员改革与地方政府。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独占鳌头，在不同时期，一种模型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模型。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期，公共利益指引了公共管理。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表明派系规则模型的复活，或许，这几种模型都有它们生存的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运作程度和范围不同而已。

第三部分：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五大时期

1.美

国行政学的创始初期(1887-1899)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农业人口拥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然而，当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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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如果说20世纪是中华巨龙从昏睡到觉醒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这条巨龙腾飞天际的世纪。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对新世纪充满美好的憧憬和信心；我们又应该十分清醒：巨龙的腾飞要靠全面、深入的改革来实现，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

传统行政体制的回顾与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 ）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府体制的理论构想和基本原则；2）苏联政府体制模式；3）中国传统政府体制和政治文化；4）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5）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1〕。五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使我国政府体制具有全能主义特征。

全能政府可以定义为在某种崇高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实行大规模干预以图彻底改造和重塑社会的大政府。从改革以前的情况看，我国全能主义行政体制的外在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1 ）政府万能与社会萎缩：“市民社会”极不发达，完全依赖政府部门处理一切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官僚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延伸而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社会自我约束力下降，指靠政府来约束不良社会行为，忽视了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力不足。2 ）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即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3）政府职能结构〔2〕不合理：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在经济职能中，微观管理功能过强，宏观管理功能过弱；社会管制功能过强，社会服务功能过弱。 4）机构臃肿，部门林立，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5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6）权力过分集中。

不可否认，传统行政体制（本文指78年改革以前的行政体制）在我国的形成具有某种必然性，也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回头来看，传统体制在形成时就孕育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是目标多元性与手段单一性的矛盾。目标多元即政府追求的目标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手段单一性则表现为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行政手段以权力为基础，层级节制、明确的权威和相应的服从则是其根本特征。手段单一性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忽略和排斥，表现为“人治”取代了法制。其结果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缺乏内在适应性，行政体制必然缺乏活力。

其次是政府的角色冲突和角色错位。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公有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政府所有制又以部门所有制为其主要形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本应由企业追求的东西实际上亦为政府部门所追求，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各政府部门要追求经济收益和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它们要促进公益并保护公众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当所有者的角色压倒了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以牺牲社会效益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时，就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第三是大一统要求和协调困难的矛盾。全能政府的特点是追求大一统，它要求全社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来实现崇高的目标，而社会的统一又以不同层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高度统一为前提。统一靠协调来实现，而传统行政体制使得政府内部的协调困难重重。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作为协调对象的单位若以算术级数增加的话，单位之间的关系系数将以几何级数增加，协调任务量和困难性也以几何级数增加。部门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协调困难。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找原因，所有者角色把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密切挂钩，而围绕切身利益的冲突无疑比仅涉及权力范围的冲突要难以协调得多。

第四是政府责任的无限性与能力有限性的矛盾。职能和权力范围的膨胀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膨胀。政府责任的无限性既表现为政府自觉主动地承担了过多的职能和责任，又表现为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和无限期望。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与责任无限性相对立的是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这里讲的能力并非一般管理社会的能力，而是实现自己确定的目标的能力；并非政府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而是政府作为整体的能力。政府能力有限性可表述为：由于受客观条件和资源的限制，政府难以在所有职能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能有所妥协，有所取舍。以经济领域为例，这种取舍的结果是牺牲效率换取公平，在“寡”的基础上实现了“均”。

最后从结果上看，传统行政体制的内在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们常常在‘真理’的名义下捍卫谬误，用良好热忱的主观愿望代替冷静自处的客观规律。然而，悲剧正是孕育在从良好愿望出发的美妙构想之中”。“并不是逻辑和理论迫使我们相信市场经济，……而是现实迫使我们不能不相信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不能忍受贫穷和落后”〔3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行政体制的转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与目标选择

以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建国以来从未停止过。精简机构仅着眼于传统行政体制的外部特征，故历次改革多属于调适性改革。由于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传统体制的内在矛盾，调适性改革必然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纪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可以说是行政体制转轨的摸索和积累经验时期。当1992年正式确认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之后，行政体制的转轨随之进入实质阶段。

要解决传统行政体制的内在矛盾，行政体制改革理应涉及四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内部的改革。遗憾的是，除了类似“小政府、大社会”，“精干、廉洁、高效、充满活力”等笼统描述外，行政学界对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未进行深入探讨，结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被淹没在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局部代替了整体。

这里仅以“职能转变”的提法为例。从局限于政府规模的调整到首先关注职能的重新定位无疑是巨大的进步。这一进步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经济学界。当行政学界接受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转变职能”时，，它也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无保留地接受了职能转变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即“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转变，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转变，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这里的问题在于：上述职能转变仅仅涉及政府的经济职能，涵盖不了行政改革中政府职能变化的所有内容。此外，职能的重新定位并不是政府职能由此到彼的“转变”，而是不同类职能在政府职能总体中相对地位的变革，因而属于职能结构调整的范畴。因此，从行政学角度来看，职能转变的提法应改为“职能结构”的调整或合理化，具体包括强化社会职能，弱化经济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弱化管制职能等等〔4〕。上面的讨论旨在说明， 行政学界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主要内容进行独立、系统的研究，简单的拿来主义不可取。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这样一种行政体制，它角色本分，行为规范，职能范围适度，职能结构合理，权力范围有限但权力效力很高，在完善的责任保障机制的基础上保持权力的必要集中，精干、廉洁、高效并充满活力。前面几条属于政府行政体制在整个社会的定位，改革须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后几点则属于行政体制自身的性质特点，需要靠行政体制内部的改革来实现。当然，上面的目标描述缺乏可操作性，但从这一目标模式中可以看出行政体制改革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值得强调的是，鉴于我国传统行政体制的特点和内在矛盾，仅仅把行政体制改革局限在政府本身的改革是难以奏效的。

体制转轨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行政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我国的改革尤为如此。西方行政改革具有渐进的性质，我国的改革则属于“转轨”性的根本变革；西方行政改革基本上是一个自然适应的过程，我国的改革则更多一些人为创新的成分；西方行政改革的动力源于社会，我国改革的动力则主要源于政府本身。政府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因而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的目标是克服社会萎缩，但社会的强化却依赖政府的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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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三个更加坚定不移”全面提升工会工作水平
　　
　　作者/郭海亮
　　
　　党的十八大贯穿以人为本的思想，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十八大重要论述，我们要把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做到三个更加坚定不移。
　　
　　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工会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要在认识上更加坚定不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工运理论、方针、政策和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和贯彻落实，是中国工会8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接力探索的根本成就，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在行动上更加坚定不移，牢牢把握这条道路的基本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条道路，与时俱进地发展这条道路，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的工运事业不懈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在学习宣传实践上更加坚定不移，把这一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强化责任意识，勇担历史重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督促落实，使学习宣传实践工会发展道路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更加坚定不移地推动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方针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推动党的依靠方针贯彻落实，是工会组织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核心所在，要发挥优势，展现作为。(政治理论论文　)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依靠，推动各级党政不断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职工代表比例；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职工代表比例。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在舆论上宣传，进一步明确劳动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尊重广大劳动者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大力倡导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弘扬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扎实推进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大力加强职工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不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在生活上关心，不断加大服务职工群众力度，深化“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推动工会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建设。
　　
　　更加坚定不移地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十八大报告要求，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工运事业是党的群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十八大的要求，面对职工群众的期待，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以更加坚定不移的态度，不断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工会工作水平。要做到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学习宣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工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忠诚于党的工运事业，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职工合法权益代表者维护者作用。要做到联系职工更加密切，始终相信职工群众，坚持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是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力量，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中坚力量。始终深入职工群众，坚持工会工作的根基在职工群众、血脉在职工群众、力量在职工群众，深入基层和职工群众，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了解职工群众的要求，始终把职工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上道路问题上的更加坚定不移是方向，依靠方针上的更加坚定不移是抓手，自身建设上的更加坚定不移是保障，抓住这三个方面，工会组织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必定会有新局面，工会工作水平必定会有新提升。
　　
　　（作者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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