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下我国吸引外资新增长点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 世治 90 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从1979 年以前几乎没有外商投资，截止 2015 年 5 月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到 53830 百万美元，其间，我国凭可入到加工装配等劳动力密集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环节，成为“世界工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推进世界贸易的发展进程，同样，全球贸易的衰落也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转移重构，当转移重构发生时，我国在复苏阶段的贸易增长将会受到限制。我国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环节，在经过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结构转换阶段以后，从 2000 年开始基本融入到 GVC 中。中国加入 WTO 以后加工贸易增速提高，2002—2006 加工贸易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6.7%，且都占当年出口总值的 50%以上。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贸易增长率有下降趋势，但加工贸易的下降趋势较比一般贸易要更为明显。除了在经济危机年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率下降较多，其余年份增长率一般是高于加工贸易出口的，2010 年以来，贸易进入复苏阶段，2010—2012 年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26.1%、12.8%、3.3%，占当年出口总值的 46.9%、44.0%、42.1%，而一般贸易出口增速为 36.0%、27.3%、7.7%，占当年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45.7%、48.3%、52.8%。这表明一般贸易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而加工贸易的增长率为正，一方面说明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说明其趋势已经减弱，表示存在出现转移重构的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展提供了动力（Wei，1993）。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世界贸易也随之发生萎缩，且贸易调整的幅度超过 GDP 的调整幅度，出现了所谓的“贸易崩溃（trade  collapse）”，对经济增长起到引领作用的贸易反成为危机蔓延的导火索，像阿迪达斯直属工厂撤出中国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选择供应商势必会引起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而在重构过程中被遗忘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与发达经济体脱钩，经济陷入长期的衰落。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着洗牌重组，而此时中国市场也呈现出政策优势逐渐失灵、部分地区劳动力优势减弱、国内需求不断增强等新特点，考察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动因及其程度，结合近年来外资分布特征，寻求我国吸引外资新增长点是本文主要。

.....................

1.2 创新点及存在问题

目前国外主流的价值链理论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发展问题而国内学者关于价值链的?题，缺少适合经济危机后全球价值链波动和考察测度价值链重构的外资方面的少。

本文首先厘清价值链重构的定义，而后使用调整后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算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程度，结合近年来流入我国外资的新特征，探讨我国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本文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使用调整后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进行衡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贸易集中度的波动，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是动态的过程，对重构的衡量应该同时覆盖质与量两个方面，一个更加完整的评价体系和对价值链重构的类型及动因的深入考察是本文后续需要。

........................

第 2 章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论解释及动因

2.1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理论解释

跨国公司将一件产品的生产工序切割成碎片从主营业务中剥离，在生产碎片化的基础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要素禀赋的差异参与到产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理论用于解释全球价值链中供应商关系和商业周期问题，Coase（1937）和 Williamson（1975）从交易成本角度考察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和供应商数量的变化，他们将所有权作为垂直生产结构中的研究究方法大多是静态的、独立于潜在的市场需求。虽然交易成本通常被看作随时间的推移而单调减少，例如交通、通信、政治成本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应用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交易成本模型并不是对称的。

Milberg&Winkler（2010）将价值链重构分为垂直重构与水平重构，垂直重构是指价值链不同层级供应商数量减少，水平重构是指价值链特定环节中供应商数量的减少。垂直重构源自市场规模的缩小、理性供应商组成的层级数的减少。这来源于亚当斯密“市场化程度决定劳动分工”理论。Stigler（1951）准确地将这一理论用于解释公司垂直整合问题，Levy（1984）进一步构建了重构的过程并对美国公司的国内业务进行了经验性检验。其逻辑如图 1 所示：

假设存在规模经济，较低的曲线代表领导厂商的成本结构，较高的曲线代表一个一般供应商的成本。当市场规模较小如 Q1时，一般供应商的成本较比领导厂商在成本上是没有优势的，当市场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进入市场，此时一般供应商的成本到达具有竞争力的 C3，领导厂商会分离出自身成本较高的业务转而从成本更低的专门供应商那里购买。另一方面该理论也预测出，当市场萎缩发生全球价值链垂直重构时，许多一般供应商会被领导厂商挤出市场。无独有偶，Chung（2008）在一个子公司的表现要好于一般的供应商。在现实预本发生显著变化时，发达国家会将生产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至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产生了全球价值链的转移重构。

........................

2.2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因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后，各种因素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金融危机则使得变化进一步凸显并表现为价值链重构。

2.2.1 劳动力成本变化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构

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与国际分工相结合，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具有污染性，所以发达国家不仅将能源消耗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环境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一共发生过三次，20 世治50 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地区转移，自身集中力量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半导体、精密机械、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60—70 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到了 80 年代，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承接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的产业转移，特别是中国内地，通过改革开放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渐成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1992－2007 年，中国连续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累计利用外资超过 8200 亿美元，中国也正由此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

根据波士顿咨询的2000 年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的 36％。到 2010 年底，差距缩小了，比例为 48％，而它还估计2015 年这一比例将会是 69％。波士顿咨询资深合伙人哈尔?施金在最近撰写的一项“虽然短期内中国是获利的，但是迁入将会越来越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一份分析报告同样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到 2015 年左右，多数面向北美消费者的商品其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将会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导致跨国公司将工厂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尼、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并且制定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虽然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不具备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国内供应网络并且受到政治风险的限制，但这种趋势在未来会越来越显著，阿迪达斯于 2012 年 7 月关闭了在华唯一一家自有工厂或将迁往东南亚，撤离中国的不仅是制造业公司，还包括汉莎、乐酷天、谷歌、达能等其他领域知名公司，产业涉及物流、科技、零售等多种产业。这些公司撤离中国的原因都有很多，成本上升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可以看到全球加工贸易的价值链已经在区域间进行调整。

.........................

第 3 章 价值链重构的产业均衡模型与价值链重构的测度........11

3.1 价值链重构的产业均衡模型 ...........11

3.2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测度 .............13

第 4 章 我国投资环境变化及外资分布特征....................16

4.1 我国投资环境变化 ..............16

4.1.1 过于依赖海外市场 .............16

4.1.2 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难以逆转 .........16

第 5 章 吸引外资新增长点的实证检验........................23

5.1 指标选取 .................23

5.2 估计结果及分析 .................24

第 5 章 吸引外资新增长点的实证检验

5.1估计结果及分析

由于GMM估计在小样本下是无效的，所以对区域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包括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对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以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确定模型的选取和是否引入模型的时间效应。通过检验发现，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适用固定效应模型而西部地区适用混合模型，且均不包含时间效应。共174个样本参与了分析，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99%水平上显著，可决系数较高，说明模型上整体上很显著且解释能力较好。

（1）成本因素的地区差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资流入有正效应，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对外资流入存在负效应，这是因为在东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主要来自于体制转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高工资代表着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对外资更有吸引力。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工资水平的上升并不会削弱我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沿海地区正处在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中。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资有抑制作用，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着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加工生产，经济增长离不开廉价劳动力的拉动作用。这对“民工荒”现象提供了解释，即并非是劳动力总量上的供不应求，而是劳动力供给在知识层面、技术层面等的不匹配。

.....................

第 6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结论

本文考察了经济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程度，?张以来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结构改变，但是以生产者驱动价值链的集中趋势已经崭露头角。近年来流入我国的外资不论是绝对数量上，还是相对规模上都是不断增加的，我国对外资的吸引能力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国内资本质量不断提升，对外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通过对外资质量的考察中发现，危机之后流入我国的外资质量水平整体提升，外资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侧重，但总体还是趋向于高技术行业的投资，并主要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且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得益于“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对外资吸引力逐年增强，未来极具发展空间。而此时，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曾经对吸引外资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优惠政策如今效用不断减弱，而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国内市场的规模则越来越被外资所看重竞争优势，而中西部地区更应注重完善产业基础，提高地区开放度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优化升级；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聚集层次在区域间的调整对我国吸引外资具有整体性的正效应。

正如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当发达国家将在中国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时，中国的跨国公司也正积极地为了寻求技术和市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逆转这一过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调整自身优势，在可能到来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所带来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实现在价值链中位次的攀升。

危机之后流入我国的外资无论从质量上还是分布来看，，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把握新时期外资进入我国的行业分布，制定政策引导外资向技术外溢性高的行业流动，适度减少外资在低附加值、高污染行业的进入，对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因此，技术创新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不能一刀切，沿海地区应加强技术创新的增长方式而中西部地区应尽快突破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锁定。鼓励产业关联度大或者与国内产业链相配套的外资企业进入，获取外资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土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多样性的产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调整传统聚集产业的层级对承接国外先进产业具重要意义。中西部地区虽然地址位置上不占优势，但可以通过增强地区专业化程度、承接生产和经营外向化程度高的国内或国外产业，通过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地区开放度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