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理学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

一  河洛理学视域下的河洛文学 

（一）河洛理学对河洛文学的影响

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文学植根于文化的精神领域，文化展现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同样一时之地的文化总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一时之地的文学书写，而这种文学书写也会在有意无意中捍卫、坚守这一时之地的文化。对于作家的而言，无论他的创作方式多么标新立异，创作内容多么的脱离现实世界，但归根结底其创作仍然会受到文化的支配，在作家看似无拘无束的文学创作中，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人性风物、语言与结构等等，无一不在或隐或现的某种文化观念中行走，作家自己也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支配下成为其代言人。毋庸置疑，河洛文学这一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写作就是对河洛文化的具体的阐述和表现，而河洛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充实、滋养了河洛文学的思想与内容。同时由于曾经作为一种封建官方正统文化，河洛理学自然有其庞大而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得到了长久的发展，那么随着其不同时代发展的差异性，其思想主张、文学观念等必将有所侧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河洛文学的创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有侧重的影响。

1. 河洛理学对河洛文学观念的影响

追本溯源，河洛理学应是起源于盛唐转衰时元结为代表的“古学”。元结（约719-约 772 年），原籍河南（今河南洛阳），唐代的道家学者，也是河洛地区的主要作家之一。其作品多表现对社会黑暗的辛辣批判，反映政治现实的残酷和黎明百姓的疾苦，诗作《春陵行》、《贼退示官吏》等为杜甫推崇。其狂狷作风和“异儒”气骨虽多为时人诟病，却也昭示了理学的萌兴。元结的文学创作显然是早期理学文化思想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他将自己的人文道德观念和思想主张融入到文章的主题、内容中。作为一名奉儒明道的文学家，元结在他的《箧中集序》、《闵荒诗》、《时化》等作品中，以其犀利的笔锋，痛诉了国家民族道德仁义与礼乐政教的衰败时局，倡导文学应当发挥其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进而强调文学与道德的合一性。中唐时期的河洛文学家如白居易、韩愈等人继承并不断通过自己的文学实绩实践了这种主张。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何合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创作的《重赋》、《琵琶行》等诗作都鲜明地体现出诗人对于当下的“人”的生存处境所投射的人文关怀。作为理学肇端期代表人物之一的白居易，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希望作文与传道能够达到互补的作用。

理学对于文学观念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河洛理学家们对于文学创作的所作的理论上的倡导和主张中可以鲜明地看到。理学自其创立之初就给时人以重道轻文的印象，这种概括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理学家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尽管其中理学思想的“传道”意味浓厚。理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化，显然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河洛理学与河洛文学的互渗与联结。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被称为第一部理学诗专著，其鲜明地体现了诗人的文学主张：“以理抑情”，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于细微处明白“道”，如此文学成为理学思想的诗化形态。作为河洛理学的主创人程颐、程颢二兄弟，秉持着“穷理”的文学观，即文学创作应当传播儒家道统思想，有益于人的修身养性，从而达到教化世人，致使民族国家达到“政通人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二程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存在着一些不以“道”灌注其中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了达到“悦人耳目”，而损害了社会的“道”，应当抑制这样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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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学名区”里的“行走”历程

正如地基之于摩天大厦，地域性文化就是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石、立脚点，根深则叶茂，沈从文、李劼人、迟子建、陈忠实、贾平凹、莫言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们，他们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氛围寻求创作的灵感爆发点，构建了一个个独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地理世界”，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东北高密乡”等等。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作家们文学创作的源泉，他们就在对故乡的一草一木的点滴体悟中，在广袤的文学大地上攻城略地、开疆扩土。就阎连科而言，其笔下的“瑶沟”和“耙耧山脉”共同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乡土世界——“耙耧世界”。他自己也说：“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生地——那一块供他成长的土地，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 他深知地域文化的濡染对于内心纤细而敏感的作家们的创作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作为长养于“理学名区”的阎连科，那座曾经名扬四海的二程祠堂在作家的眼里也只是故乡里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古老的甚至残破的寺庙，在自己幼小的记忆里也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印记，更不知道它会对自己以后的人生起着怎样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正如作家所说：“直到有一天，当他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脉’之间时，寺庙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仿佛看到了寺庙的象征意义和无形的力量，看到了人们对‘程寺’的敬畏和对‘程寺’精神的继承正是它们主宰着耙耧山脉人的生活和灵魂”①，在作家眼里，曾经不起眼的甚至几乎被忘却的东西，却在作家的潜意识中生根发芽，而且在他无法预料的未来人生岁月中蔚然成荫。对于作家而已，文学作品是需要别人赏读的，但是文学创作却是自己一个人的，因而，文学创作不仅是作家内心灵魂世界的隐秘表达，而且也潜藏着独具作家个性气质特色的气息，甚至是作家的人生遭际、文学追求及连自己都不曾发现的某种情愫、想法等。由此可见，在作家的内心深处，无论他在主观意愿上如何排斥或承认河洛儒家理学对自己的影响，生养于河洛理学名区的作家，在其不断努力探索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的路上，这种影响已经与他如影随形了。

1. 疼痛的成长经历下的逃离姿态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镇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之家，而且是贫民的家庭里，在地理位置上，田湖镇坐落于一个由九皋山、西岩山和陆岭三面环绕而天然形成的广阔深沟之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村落却是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二程理学文化的繁衍之地。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天然地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形成了阻碍，一方面使得传统文化得以比较完整的保存；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保留也成为国民劣根性滋长的文化土壤，比如对乡村权力文化的盲目崇拜，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执意维护等。与此同时，气候环境的恶劣、土壤的贫瘠以及蝗灾、旱灾的不期而遇，这对于农耕文明烛照下靠天吃饭、以地为生的乡村生活无疑是灭顶之灾。在多子多福的传统家庭文化的语境下，一贫如洗的父母却还要养育四个子女，其生活艰辛可想而知，阎连科说：“童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贫穷和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在十二岁之前，阎连科甚至从未尝过大米的味道以至于第一次吃时竟然吃出了核桃味儿，三日绕梁不绝。而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小麦生产大省的作家，对于吃上一口白面馍竟然成为毕生难以忘怀的经历：

 “当那一块馍走进嘴里，碰到我的牙齿时，我身上微微抖了一下。馍像海绵一样吸着口液，我仿佛听见了它吸水时那‘滋滋’的声响……我用舌尖在牙缝间寻找着馍花，寻找着清甜清香的余味，每找到一粒，就慌不迭儿咽进肚里去，一直到实在找不到馍化了，最后用舌头在嘴里洗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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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都文化浸润其中的权力书写

（一）河洛地区官本位的文化背景

长期作为中国封建政权中心的中原地区，先后有 20 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河南，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官本位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显得尤为强大。封建专制统治时代，为王朝统治“正名”、并起到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进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虽肇始于鲁地却繁盛于中原，承继孔孟儒学正宗的最终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文化的程朱理学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健全于河洛地区，就是明显的例子。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素来宣扬“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同时，强调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封建社会权力形态紧密地与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其直接结果就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形成了以官为尊、以官为荣的人生价值观，即所谓的“官本位”文化。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原地区，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过去的思想价值体系，乃至现在依然有着深刻鲜明的影响，甚至以后这种影响也将长期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中国大地。从两千多年前洛阳苏秦“头悬梁、锥刺股”为求取功名而发愤苦读，到今天万人争过“国考”“独木桥”的“盛举”可见其中之一二。因而对权力文化、官场文化的书写也是当今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的主题之一，而审视自 1990 年以来的权力文化的书写，以地域来划分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河洛文学的权力书写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域文学的书写显得异常醒目，这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背景，长期的正统文化的统治，逐渐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王都文化语境，作为权力金字塔的象征之地的王都，其突出的文化形态就是官本位的权力文化，二程理学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壮大对这种文化的渗透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绵长的历史文化记忆致使“这里被浓厚封建积淀所扭曲了的、畸形的国家权力形态非常发达，几乎渗透到了民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①；另一方面，则是与河洛地区的多灾多难有着密切关系，20 世纪前半期的河南充满了忧患与灾难，蒙受了长期的、沉重的和惨烈的苦难，可谓是全国的“重灾区”。自然的多灾已经使得这些“靠天吃饭”农民的生活举步维艰，而人为的压迫无疑是雪上加霜，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在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权力的大小就不仅仅与财富、地位密切相关，甚至与生命息息相关，这必然导致生存境遇深受挤压的河洛百姓除了土地耕作更加渴望通过掌控权力来改变自己悲惨的生活现状。因此，“官本位”的文化语境与乡土生存境况的共同作用，造成了河洛百姓对于权力的强烈崇拜心理。这无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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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子伦理

父亲，可以说是成年男子在家庭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伦理角色。在家族宗法本位制的中国社会里，“父亲”这一身份无论是在家族里的自然繁衍、伦理秩序的维护中还是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社会活动中都拥有着“母亲”身份无法比拟的主导地位和权力，并且绝对处于家族金字塔的顶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基于时代使命诉求，父亲形象成为专制、落后势力的代表，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父子伦理关系往往与反封建的主题相联系。与此同时，浓烈的反封建、反父权思潮，甚至使得父子关系表现出“弑父”的全新文学主题。到了当代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创作时期，中国无论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制度，甚至在文学主流创作传统，都受到了来自于西方体制和启蒙文化思潮的影响，社会总体呈现出东西方思想价值体系的不断碰撞与寻求融合的状态。在文学作品中则一度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其中鲜明的体现就是对父亲文化为代表的“根”文化的不断解构，试图去颠覆父权秩序统摄下的传统伦理，文学文本中也不断传达出一种虚无主义的伦理思想。但在世纪之末，“父亲”作为文化之根的象征，在许多作家的文化书写中表现出“寻父”的意味。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与独特的个人生长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阎连科对于父亲的认同感远远大于其他感觉之上。在他的笔下，父亲可以目不识丁，甚至年老体迈，抑或疾病缠身，但其大部分都是以英雄的形象展现在文字之间，他们以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与苦难作斗争，立足于天地之间。如《丁庄梦》里的丁水阳、《年月日》里的先爷、《日光流年》里的司马笑笑等等，作家对父亲形象的诗意书写，正是要恢复失落的生命记忆与失落的传统伦理。作家的这种独具地域文化色彩的伦理思想，在文本中则突出表现在崇父心理支配下的孝亲情怀。

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在西学的影响下，“孝”被谴责为反现代的、保守的、封建的以及反动的，因而自 1919 年“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孝”的口诛笔伐就不绝于耳，卷帙浩繁，但是，作为一种核心伦理，在整个文化中国，“孝”却一直被言传身教，并且在人们的行为、态度和信念中为人所欣赏。《二程遗书》中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并进一步解释道：“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二程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封建等级关系具有永恒性，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父子伦理自然就成了五伦之中最具“延伸性”和“本源性”特征的一伦，并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传统中国的家庭生活体验。尽管在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对传统文化视域下“孝”为核心的伦理文化进行一种精致的哲学阐发时或许会表现出不知所措，但这种孝亲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灵积习中仍然是一种道德动力和一种被珍视的价值。阎连科的小说正是在河洛理学的伦理文化烛照下以及自己自身的童年家庭生活体验的共同作用下书写了独具理学伦理特色的“父慈子孝”的温情的父子人伦关系，因此有人评论，“孝亲情怀是阎连科小说伦理叙事的一个鲜明特征”①，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作家的文本中常常流露出父辈与字辈之间的传统等级关系的维系和文化身份的彼此认同的伦理特征，这不仅表现在作家早期的“瑶沟系列”的文学创作之中，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书写的“耙耧系列”中也愈加分明地表现出了这种审美趋向。阎连科始终以“苦若黄连”的文字书写生存在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的生存境遇，从而展现底层民众力透纸背般的悲苦命运。但正是在这样令人感到疼痛的文字中，我们依然能品味其中流淌在字里行间的乡村家庭里父慈子孝的人伦温情。在《瑶沟人的梦》、《耙耧天歌》、《母亲是一条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从一幅幅父慈子孝的伦理场景中于苦难的现实生存境遇里看到乡村院落里漆黑夜空下的点点温情之暖光。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中，司马蓝的心中，父亲司马笑笑是偶像般的存在在他的心中，作家放弃对司马蓝“小孝用力”的叙事，着眼于书写主人公立志完成三姓村的寿命拯救的目标，达到“大孝继志”的人生终极目标。在司马蓝看来，没有什么比继承并完成父亲的遗志更重要的事了，一想到父亲的临终嘱咐——一定要把“村长”带回司马家，其内心就无时不刻不充溢着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神圣之感驱使着司马蓝一路前行的脚步。为了实现这当上村长愿望，也为了父亲的期望，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娶了如竹竿一样的女人；甚至背弃了道义，撺掇自己的恋人蓝四十篡改村长死后的遗言，在这里，司马蓝相当村长的政治愿望被赋予了“先意承志”的传统孝道的意味，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私欲的满足，这使得司马蓝这一并不完美的文学形象具有了承继父志、延续其精神生命的儒家大孝的文化象征意义，他所做的一切几乎全部被这样的伦理合理性所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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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洛理学文化渗透下的伦理书写.............24

（一）父子伦理............................25

（二) 夫妇伦理............................29

四  皈依之处与桎梏之所.....................34

（一）精神家园：阎连科小说创作的源泉....................34

（二）桎梏之所：阎连科文学创作的困境.....................36

四  皈依之处与桎梏之所

（一）精神家园：阎连科小说创作的源泉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阎连科无疑是位十分有“性格”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有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①然而他在这样的年代里只是做了其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反而是在文学走向低迷的 80 年代，作家逐渐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盛唐”时代，接踵而来的还有批评和政策性的“封杀”，至今其作品《为人民服务》、《四书》在中国大陆仍处于被搁置的状态。这些无疑与作家执着自我书写的创作风格分不开，在他看来，走上文学写作这条路最初是为了生存，但是随着这条路越走越长越远，作家日益确定这样的信念：文学创作既不是为了自遣自娱，也不能趋时媚俗。作家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终于寻觅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耙耧世界”，并将自己的文学世界长久地扎根于“耙耧山脉”这块历史文化意蕴丰厚的故园沃土。他以一个“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者的形象去摹写故土的男男女女、幸福与不幸、温情与苦难、爱与恨……对于他来说，写小说不过是一种“朝花夕拾”的行为。正如马尔克斯拥有马孔多，福克纳拥有“邮票之乡”的约克纳帕塔法，鲁迅拥有鲁镇，萧红行走在呼兰河岸，阎连科也构建了自己的“耙耧世界”。千差万别的艺术土壤，滋养了形形色色的作家，建构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阎连科的小说所呈现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与这块寄托安抚灵魂的故园乡土密切相关。那股弥漫于书香笔墨里的河洛理学色彩的文化书写，绝不是流于文字式的展览与绘状，而是支撑小说人物命运的底色。

尽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在 20 世纪由于西方文明的植入与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使得理学命运发生了由盛而衰的戏剧性变化，曾经被世人奉为圭皋的“天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批判，但是正如刘保亮先生所说的：“在现代语境里，理学衰落是历史的必然，……河洛地区曾是理学重镇，理学文化曾深深地浸染了这一方土地，时至今日在民间仍有巨大的存在空间。”②阎连科也曾明确地说过:“无论写什么,我的作品都离不开土地,都是土地之花,哪怕是‘恶之花’”。这种传统的乡土文化观念正是成为作家文化世界里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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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河洛理学文化书写的角度对阎连科的小说创作进行解读分析，我们从中发现了阎连科小说创作与河洛理学文化思想内涵有许多契合之处，这与阎连科长养于斯，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河洛儒家理学文化的熏陶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以及发祥并繁盛于河洛地区的宋朝新儒学代表的二程理学，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对河洛地区的人们、中原文化濡养的河南人、甚至中国人，其骨子里渗透出文化的印记。同时，阎连科被视为当代作家中怀有深深的怀乡情结的人，其作品无论是早期的“瑶沟系列”，甚至“和平军人系列”，还是后来的“耙楼系列”等，作家的视线总是在无意有意中指向了故乡家园，，作家的充满诗意的“耙耧世界”也日益清晰分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乡土小说纷纷将目光投注于表现社会转型期乡村世界的重大变化，其价值引导更多地传达向外面世界看齐的倾向时，阎连科却愈加明显地表现出“从外面世界走回来”的返身回家的姿态。作家对此也直言不讳地说道：“对这一层面的文化因其无力把握而被甩出了轨迹，因此在看别人这样的作品时就剩下了一番对自己的感叹了。”①结合作家对满蕴河洛理学色彩的耙耧山脉的书写，我们不难理解作家的“感叹”：作家对于权力崇拜下的温情批判，对于理学伦理的高扬，无一不显示出作家对传统文化体系烛照下的乡土世界的认同，这显然是对当下城市文明主导下的价值审美的背道而驰。当然这并不是阎连科一个人的尴尬、无奈处境，同时也是同时代同样期望从“过去的”文化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的当代作家的处境。总之，站在河洛理学文化立场对阎连科小说进行解读，不仅给予我们一个新的阅读方向，也使得我们加深了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