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推行了“引进来”的政策，在“引进来”政策的战略指导下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0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 102.89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34.87 亿美元，到 2014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 1187.2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额 1175.86 亿美元，从 1990 年到 2014 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 26.43%。1998 年，在引进外资取得丰硕的成果时，中国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国外去投资。从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看，1985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 6.29 亿美元，2012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878 亿美元，并在当年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中位居第三。2014 年，在全球经济恢复艰难曲折，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16%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当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 1231.2亿美元，比 2013 年增长 14.2%，创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历史新高。从 2012 年起连续 3 年外对投资流量位居世界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 2014 年也历史性的进入了全球国家或地区的第 8 名。至2014年末，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设立了2.97万家公司，为83.3万外国人提供就业岗位，有 3.1 万亿美元的投资资产总额并且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在全球 186 个国家（地区）均有分布。总的来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将会有很重要的经济指导意义，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从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影响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大部分都是基于整体情况的考察，很少进入微观领域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基于行业数据角度考察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因此从行业的角度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探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基于行业角度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将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对于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于合理化以及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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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海默在（S. H. Hymer）研究了国际投资行为后，于 1963 年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之后学者们又相继提出了其他的理论，如寡占反应论被 P.T.尼克博克提出；工业的优势地区选择、贸易发展理论、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等理论，被 R.维农等提出；拉格曼（Allan. M Rugman)等人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威廉森(O. E. willimason)将市场内部化理论发展成为交易成本论。在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过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Dunning）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以上对外投资理论大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进入到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开始出现，学者们开始关注到这一新的现象，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他将对外投资划分为四个阶段；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也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OFDI理论，由劳(SanjayaLall)和威尔斯(L.T.wells)分别提出；随后还有坎特约尔（Cantwell）和托兰西诺（Tolenino）的技术累计—技术改变演化理论。

实证方面，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小岛清（Kiyoshi Kojima1978）对OFDI进行了探究，从不同的对外投资目的，他将OFDI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以资源寻求为目的；以占据市场份额为目的；生产要素寻求型等。Ferder（1983）选取 1964～1973 年的两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检测出技术可以通过出口渠道溢出，他发现外部经济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对经济增长率有影响，资源会从生产效率低的非出口部门流向生产效率高的非生产部门，最终实现生产效率的优化。Grossman 和 Helpman（1991）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促进进口国的技术水平提高，技术溢出的有效渠道是国际贸易。Chang和Kogut(1991)研究日本的企业对美国的OFDI时发现日本企业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集中于美国的R&D密集型产业，而且以合资经营的方式为主，因此他认为一国对外投资的原因之一是通过合资经营的方式吸收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Yamawaki(1993)在考察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OFDI时发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同样也可以获得东道国的技术外溢，Nven和Siotis(1993)也进行了类似研究。Coe和Helpman（1995）构造了C-H模型，用TFP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并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渠道带来的技术外溢确实能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利用古诺博弈模型，Fosfuri等 (1999)分别证明了绝对无技术优势和相对无技术优势的企业，直接投资于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可获得技术外溢。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在C-H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构造了L-P模型，并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用TFP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探索通过FDI、OFDI、以及国际贸易这三个渠道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后的结果表明，投资于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的OFDI对母国的技术和生产率提高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从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出发，Vahter和Masso（2005）分析爱沙尼亚OFDI效应时发现，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来说，OFDI投资可以有效的促进本公司技术的进步，但是国内其他的公司能否受益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在分析印度的汽车行业OFDI数据后，Singh和Pradhan（2008）发现印度汽车行业的OFDI，不管投向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促进了其国内汽车生产技术的提高。Driffield等人（2009）基于行业数据考察英国的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结果发现投资地不管是劳动力成本较高、研发投入密集型的东道国，还是劳动成本较低、研发投入较少的东道国，OFDI都能促进英国国内生产率的提高。 Driffield和Chiang（2009）用台湾 1995 到 200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显著的提高了台湾地区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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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发展现状

本章主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包括发展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特点、行业特点等，然后对我国的技术发展现状做简要的介绍。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参考其他学者研究的成果，基于邓宁(John H. Dunning）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四个阶段。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周期理论认为，某国国际投资与该国的人均GNP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把一国国际投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小于 400 美元，该阶段该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微乎其微；第二阶段，人均GNP位于 400 到 2000 美元之间，OFDI的流量数额较小，这一阶段的OFDI小于引进外国投资的数量，OFDI净额为负，OFDI净额的绝对值呈现出不断扩的大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NP处于 2000 美元以上，但是小于 4750 美元，OFDI从数量上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OFDI净额还是负的，净额的绝对值变大的趋势开始减弱；第四阶段，人均GNP超过 4750 美元，OFDI逐渐增多，OFDI的净额转变成为正的，并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已经出现，但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是政府对外援助性质的，数额较少且数据统计不完整。所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划分本文从 1978 年开始,参照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从GDP的角度进行划分。

第一阶段，1978-1991 年起步阶段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工作基调，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国家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发展资金的匮乏。因此这一时期很难有富余的资金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吸引外资为，借助外资来进行现代化建设。

从图 2.1 的数据可以看到，1983 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0.93 亿美元，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 9.2 亿美元，之后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流量始终没有突破 10 美元亿。相对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数额，对外直接投资的净额一直都是负值且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 GDP 在 220-330亿美元之间。

这一阶段中国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政府允许一部分公司到国外开设贸易公司和国际技术合作公司，把这些公司作为学习国外相关经济发展经验的窗口。从 1978 到 199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有 50 多个，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达到 200 余家，涉及的行业有进出口贸易、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矿产资源业、金融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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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到 2015 年 11 月，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041.3 亿美元，预计 2015 年将超过上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 153 个国家，对 5985 家国外公司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外贸易增长疲软，但OFDI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1231.2 亿美元，创造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4.2%。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等部门的统计数据，从 2003 年中国发布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7.5%。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在 2014 年也达到了 8826.4 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3.4%，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的国家。

2.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特点

（1）初期曲折增长，投资流量和存量总额有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鼓励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投资，当时主要是一些国企进行尝试性的对外投资，目的是为了主动的学习发达国家的领先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大部分以香港为中转平台与外国联系。1983 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仅仅只有 0.93 亿美元，一直到九十年代初都没有大的增长，始终未能突破20 亿美元。九十年代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被提出，中国OFDI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发展比较的迅速，其中 1991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91.3 亿美元。虽然整个 90年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都有所发展，但是这一时期还是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对外直接投资始终未取得突破性发展。

（2）2000 年以后快速发展，流量和存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对外投资流量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 100 亿美元，存量达到了 570 多亿美元。2010 年中国OFDI流量第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了 1000 亿，2014 年在全球经济发展艰难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连续 3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存量也首次进入全球前十，位居世界第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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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理论和机制.......................23

3.1 对外资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理论基础......................23

3.2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25

第 4 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28

4.1 模型构建....................28

4.2 变量测算...............29

第 5 章 结论和建议.................36

5.1 结论...............36

5.2 政策建议...............37

第 4 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

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受到大家认可的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是C-H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一国技术的进步即取决于国内的研发投入也决定于国际研发投入。在Coe 和 Helpman（1995）最先构造出该模型之后，学者们以C-H模型为基础，构造出各种类型的模型来研究国际投资的问题，其中L-P（2001）模型是在C-H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模型，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常用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常用的方法有索罗余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与索罗余值法相比较非参数的数据包络法分析法（DEA）具有很多优点。数据包络分析法的优点主要是，DEA方法的理论假设比较宽松，不需要具体的生产函数，索罗余值法则不同，必须要求具体的生产函数，并且索罗余值法在设定多个评价单元时，产出特性的值会受行业特点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基于数据包络法（DEA）的优点，在选择测算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时，本文选择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软件选择用DEPA2.1。投入要素用各行业的资本存量K和城镇单位劳动力数量L，产出用各行业的产出的实际增加值。

Malmquist指数法在测算TFP时提供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两种选择，本文从投入的角度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RS模型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行业近十年的技术进步值大于 1，表明技术的进步较为明显，特别是金融业不管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都大于 1。但是技术效率小于 1 的行业较多，表明技术效率的下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社会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高度，各行业的技术水平提高难度较之前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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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从理论方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分析了逆向溢出的内在机制，最后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内的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不明显；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未能体现出来；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以上结论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内研发投入理论上来说对本国的技术进步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研发投入使用机制，可能存在研发经费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巨大的研发投入会挤占对其他方面的资金投入。此外，研发投入经费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也有可能影响研发投入，从而限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80%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有限，中国很难从中获得太多的技术外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于集中于某些行业，比如租赁和商业服务、采矿业，这些行业的技术溢出有限，很难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对外开放可以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一方面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的环境下各国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在相互学习借鉴的同时也能培育竞争意识；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通过贸易渠道、国际并购等途径中国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所以，对外开放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 2014 年创下历史新高，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超越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其他指标相比，OFDI流量 2002 年至 2014 年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37%左右，体现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不断增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与蓬勃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相比较，中国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从对外投资中获益。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