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小说中的城乡空间书写

第一章   城市的建构与形塑

第一节   隐秘窒息的城市景观

《灰色空间》是孙惠芬发表于 1990 年《海燕》上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一男的乡村男孩，故事围绕着他考上大学毕业留在城市后在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下过着狼狈不堪、捉襟见肘的城市生活而展开。申一男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虽然家庭贫困，但父爱母慈，父母亲种菜卖菜省吃俭用供他念书。不负众望的他十八岁考上重点大学，四年后毕业被分到省城一家大机关做了小职员。在农村人眼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出息人”。后娶到了北大毕业的女同事宋岳令，真真正正实现了中学萌生的的“城市的老婆城市的家”的梦想。但是在一男有了城市老婆和城市家之后，却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物质上他没有高工资也没有房子，难以维持老婆和孩子高消费的生活；同时在精神上城市人的处事方式和精神生活也不是他熟悉的。没有房子，他们只能腾出来一间办公室当家。这间白天办公、夜晚休息，同时兼具厨房、卧室、厕所功能的房间无疑是一个狭窄的“灰色空间”。事实上这是孙惠芬小说中惯用的一个意象。城市虽然大，但是对来自农村的人来说，显然能给他们生活的地方，也只是一个狭窄的“灰色空间”而已。这个意象一直延续到《民工》里鞠广大们住的肮脏拥挤的工房、《伤痛城市》中“我”和丈夫借住的姑姑家的房间以及《吉宽的马车》里林榕真那间狭小的办公室等。即使在《岸边的蜻蜓》里，“我”的老姨夫已经在城市里事业有成，但他的工地也不过像一块儿脏抹布一样，随时都有被城市清理的危险。对于一男来说，“城市狭窄的居住空间，单薄的收入，拥挤的各种市场，日益繁多的消费享受，高涨的物价，复杂的人际交往”，“他都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对于他来说，老婆似乎也和城市一样具有同样的位置，甚至可以置换：她或它是“一个漩涡，一眼深井。他掉进井里，就再也没有翻身之日。”

城市像口巨大的深井，吞噬着来自农村的人。城市的街道很宽，高楼林立，但对农裔城市人来说，它只有狭窄的“灰色空间”。除此之外，孙惠芬在关注了农裔城市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将触角延伸到了地地道道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即民工的领域。孙惠芬在《吉宽的马车》中便透过主人公吉宽的视角，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空间的隐秘与窒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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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规训的身体

“规训”这一概念产生于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它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形式权力的轨道，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来规训、‘造就’个人，从而制造出‘驯服的肉体’。”本节即将讨论的问题即是城市对于来到这里的乡村身体的规训，而在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阐明的问题即是乡村身体空间的生产问题。

一、乡村人身体空间的产生

在孙惠芬的小说中，城市化带来的空间权利的不平等，不仅表现为农村男性劳动力流向城市，也表现为乡村女性流向城市——“性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平等的形式。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乡村女性向城市的流动不仅有着客观的社会原因，更有着女性深刻的主观心理原因。作为一个经历过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心路历程的女作家，孙惠芬在看待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悸动和对命运的反抗挣扎等问题时有着其独到的体会，结合她独特的性别体验和女性视角，在作品中对农民工的命运做了细致入微、百转千回的描绘与刻画。

1、“崇城抑乡”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文学叙事中，“离乡入城”一直是作家们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大众熟知的高加林、赵巧英、隋见素等人物皆出现于上世纪 80年代，这些人都是农村少数的“尖子”，他们最先对农家命运产生了反抗和突破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也几乎是当时所有叙事文本主人公所具有的共性，随之演变成了覆盖整个文本的意识形态。这些乡村“尖子”由于不满足于乡村的破旧与落后的现状便产生了进城的想法并采取实际行动。产生这种“厌乡喜城”情结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显在的因素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大迁移。霍布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 1848—1875) 》一书中告诉了我们:“19 世纪是一部清除乡下人的庞大机器，多数乡下人都进了城，至少是离开了乡下传统的饭碗。”城乡差异在中国的社会根源主要是建国初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竖起壁垒，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城乡公民身份权益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对农村户口的歧视和对城市的向往。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逐步深化发展，户籍制度逐步放开，人口才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和社会权益依然存在不公平现象。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贫困依然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无法逾越的屏障而存在着。通过严海蓉在《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一文中的考察， 我们能够发现：“自 1990 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现代性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使城市得到发展而不惜以农村虚空化为代价。国家在进行经济投入时，偏重于城市而忽略了农村，致使农业生产迟滞不前。乡村人的城市梦想正是基于这样巨大的城乡差异而产生的，他们多数希望通过进城改变生活轨迹”。这种想法在广大乡村女性的想象中显得尤为突出，她们寄希望于进城转变命运开启新生活。如《歇马山庄》中的月月和小青、《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和潘桃、《吉宽的马车》中的黑牡丹和许妹娜、《保姆》中的翁惠珠、《一树槐香》中的二妹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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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村地图的文学还原

第一节   逐渐敞开的乡村图景

在孙惠芬作品中乡村空间中，有隐秘的自然属性空间，有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社会属性空间，同时随着敞开式叙述逐渐成为村庄叙事的主流，也出现了某些村庄逐渐打破以及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互移的现象。

一、自然属性空间——诗意的田园村庄

在《上塘书》中，上塘人“扭动风门，打开了鸡窝鸭窝，抽动草垛上的草，点燃了灶坑的锅底”，“接着，房屋醒了，院子醒了，草垛醒了……”这是上塘人的日常生活的一角，也是他们的每天必做的礼拜。在《吉宽的马车》中，吉宽也过着山水画般的日子：暄软的土地、陪伴他多年的马车、寂静土道和河套、美丽的田野和月夜、还有稻草和那质朴的女人，这是吉宽的乡村世界，这里有着他独享的安静和闲适：“林中的鸟儿，叫在梦中；吉宽的马车，跑在天空；早起，在日头的光芒里呦，看浩荡河水；晚归，在月亮的影子里哟，听原野来风。”这首歌谣是《吉宽的马车》中懒汉吉宽在还没有进入城市丛林之前自己编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他的眼中的村庄是充满诗意的，它是那样的轻松美好，田野是那样的闲适：翩飞的鸟儿、和煦的日光、流动的河水、和那习习吹来的暖风。但是这般美好的生活是属于乡村的吉宽的，同样也是属于从古至今的中国文人对乡村的美好想象的。孙惠芬显然是有意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乡村画面，当然，这种充满和谐感的空间也与她精心营造的城市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她的笔下，有很多乡村特有的空间意象的出现，她为这些意象赋予了其特有的个人色彩，经过她渲染和处理过的乡村场景多了文化内涵，多了情感色彩也多了诗意的想象。从物质条件的角度来讲，乡村确实很落后，但是人们的精神却是丰富和饱满的，就拿吉宽来讲，在家乡，他觉得心一点都不空，就连一声鸟叫也会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吉宽眼中，这个充斥着植物、土地、河流的乡村空间是一笔莫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他思考生命和追寻自我身份提供了基础条件。

在《街与道的宗教》中，孙惠芬每一小节皆以场景名来命名，比如东山岗、老宅、前街等等，而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院子的描写：“这一应构造，之所以体现了主人过日子的气象，是说它透露的是主人内在的东西，是兴趣、心情、精神。”在这里院子以背景形式进入作品，实是静态景物的一般描写，但是简单的描写之中却加入了乡土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气息，可以这样说，这种做法不仅使院子带有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更高度凝结了乡下人自为自在的生命状态。村庄的田野是一个大的无边的空间，由于它存在的天然性和获取的容易性而往往容易被人所忽略，这样的空间在村庄里随处可见，但如果你没有超然的风骨和洒脱的生活态度，那么你必然是感受不到也无法获取的。类似于田野这样的自然属性的空间在村庄中是隐秘的，它很容易就被人们日益浮躁的心灵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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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常生活空间的文化实践

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亡与崩溃。这里既指传统的以节日、宗教礼仪、戏曲为中心的的地域文化的逐渐淡出、脱离内涵，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的形式的消逝，更有以家庭为单位的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为特点的日常乡村生活形态解体的趋向。孙惠芬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对辽南乡村日常生活场景的书写，她意欲将心灵回归到梦中的辽南乡下那个诗意的世界，并试图对其小说中构建的日常生活空间及其文化意义进行解析。

空间可以是实有的、具象的，如地理空间、身体空间等；也可以是精神的、抽象的，那些不以实体存在的空间也着实在分割着乡村无形的精神家园而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在孙惠芬的作品中，她有意将这些意识形态属性空间，如房子、土地、乡俗仪式等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来进行思考，这样做的原因是人类精神的真正挣扎，正是存在于日常生活里，而对于这种现象探索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这有些像看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岭还是峰要看每个人怎么看。由此可见，孙惠芬对日常状态进行解读时，，是将其当成具体又复杂的个体情境进行诠释，而不是将其简单的以人类单调、抽象的状态来对待的。

在孙惠芬的小说中还有着大量的乡俗规约场景的呈现。辽南的乡土中原本就有诸多习俗的存在，例如在给房屋上梁时，首先要算出一个好时辰，时辰到了就要点响鞭炮。如果家里有孩子出世，父亲要去孩子的母亲家里打喜，回家的路上要选择一个较高的地方吃鸡蛋，寓意是孩子今后在仕途上步步高。八月十五原本是辽南的一个重要节日，然而这早已不再是大家所期盼的团圆日子，因为男人们大部分都已出外打工，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女人们也就没有了心情去为中秋节张罗，这对于她们来说充满了孤单与心酸。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是农民金钱意识的觉醒，而原本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俗乡规已渐渐失去了原本的色彩，让位于农民对物质追求的原始欲望。从 20 世纪 80 年代直到当下的创作，孙惠芬小说中的民俗仪式的淡化一直存在，在她的小说中，民俗本身并无深刻含义，但是在加入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之后，就具有了人情和伦理的味道。

孙惠芬小说中的乡村日常空间无论是房子还是土地、田野，都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更决定着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表征着强烈的家族意识，如果我们通读孙惠芬的作品会发现，她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家族意识。宗族作为中国乡村的神经，通过对各种勾连复杂的关系的凝结才创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命肌体。无论是《还乡》中家族人对叔叔的期盼还是《伤痛故土》中家族亲人的失落，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的是乡村中宗族关系的微秒与复杂。从孙惠芬在《一度春秋》中就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着笔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到她对家族意识写作的偏好。随后的《灰色空间》里，作者通过对申氏家族的描绘使家族意识显露的更为明显。不仅如此，我们在孙惠芬的很多其它作品中，如中短篇《来来去去》《伤痛故土》《伤痛城市》《我的大哥》《燃烧的云霞》以及长篇《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都能感受到作者有意表现出的家族意识。孙惠芬精心营造的家族血缘空间，其目的就是要描绘或表现出家族的主要、共有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家族多数个体在历史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代代相袭的精神和品性，比如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进城心理和焦灼的家族本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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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望中的城市与乡村 .................... 24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位阶”差异 ................ 24

第二节  进城——城市中的“异托邦” ........ 26

第三节  返乡——乡村中的“乌托邦” .................. 28

第三章  对望中的城市与乡村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位阶”差异

在乡土文学史上，乡村大多是作为救赎之地，而城市则作为罪恶之源出现，但其实这样的认知难免有些片面。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五四”以来的乡土叙事，会发现：城市及其文明始终在中国现代乡土叙事中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城市一方面是先进与文明的代表，并作为批判乡村愚昧落后的参照; 另一方面，城市也作为罪恶的渊薮，为歌颂乡村“田园牧歌”及纯朴善良的人情美、人性美提供参照。历数百年来的乡土写作，城市文化一直作为乡村愚昧落后和纯良品性的双重参照物出现在乡土叙事中，无论是“五四”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还是“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晚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土小说。这些不同的表征正是作者世界观与意识形态观念的表现形式。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乡村”和“城市”的定义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①；“人口集中、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以上可看出，乡村和城市不单是空间的地域概念，现代意义的城市和乡村既是社会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乡村与城市不仅构成二元的社会结构模式和地域空间对立存在，同时也代表着两种迥异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全球开始步入城市化进程，农业文明逐渐向城市文明转换。“在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城乡同时也是古代传统文化中对空间进行分级形成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开始受到青睐，农民对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使得他们的认知有了变化。与落后的乡村相比，城市文化在九十年代不断的在农民的视野中出现，他们认为，城市繁华有序，干净整洁，时尚前卫，这一系列美好的印象让农民对城市生活无比憧憬与向往，所以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民便有了进城的想法，虽然进城的成本不高，但有一点却至关重要，那就是身份意识，在农民看来进城意味着高人一等，甚至是光宗耀祖。但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入侵，乡村却变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城市的种种好处农民享受不到，但却要承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下，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依靠农耕细作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走向城市务工谋生。而这些打工者在经历了城市的“洗礼”之后，灵魂和身体都受到了重创，遂纷纷选择返乡疗伤，试图找回自己丢失的归属感与对自我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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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工业文明催生了城市与乡村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乡土文学史上，城乡书写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在这个领域进行创作的作家有很多人都留下了佳作。孙惠芬在作品中为读者呈现出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景观：越来越多的农民纷纷迫不及待的组成进城大军不断涌向城市，却还要承受着在城市中无目的的离散，他们虽然憧憬着现代城市文明但却对此有着很多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他们在城乡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空间迁移，这种流动既为城乡的重组带来了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怀揣梦想来到城市的大批求生者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生活在底层夹缝空间的他们也带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对于这些都市异乡人自身来讲，他们也都在经历着冰与火的双重考验。

孙惠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主要围绕着农民在跨越乡村和城市边界时所发生的故事所展开，农民工们脱离乡村来到城市，开始了与乡村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极其窘迫也很不适应，还会遭到城市人的各种排挤，这使他们成了城市中的“他者”，只能生存在异托邦空间。纵观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孙惠芬不同于以往的乡土小说作家：首先，在作品风格方面，我们既能够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鲁迅式乡土小说的写实风格，同时也能感受到沈从文式乡土小说田园牧歌般的浪漫情怀，她将二者完美的结合于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土小说写作风格；在作品内容方面，由于孙惠芬独特的辽南乡村成长经历，使得她的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辽南乡村人情风物的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学领域辽南地域书写的空白；在作品指向性上，她在进行乡土书写时有意弱化了对民众进行启蒙和乡村进行变革的内涵，而是重点关注了城乡空间流动过程中的农民工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基于孙惠芬对于农民工精神困境的关注使得孙惠芬的空间叙事蕴含了现代性的因素。或者说，孙惠芬的城乡书写本身就构成了城乡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一个作家主动参与城市化进程的表现。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作家，我们应该看到孙惠芬的创作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在创作素材的选取上，由于不断取材于过去的经历和生活，使她的作品在情节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虽然诸多的亲身体验能够更多的融入自己的真实情感，但素材的局限也暴露出其狭窄的视野，从而成为其作品进步的瓶颈。其次，她在行文上失之绵密，不留空白，不利于读者开阔自己的想象空间。虽然朴素是她的风格，但是过于琐碎的语言能语言往往带来了缺少张力的弊端，不利于凸显人物的个性。最后，由于她生活经验的限制，她对城市文明精神实质的理解显得有些苍白。我们阅读她的作品时虽然很明确的感觉到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中的焦虑，但却不能给出解决这一困境的答案和出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