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视域下的行政伦理责任研究
绪 论
在近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目前正处于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促进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劲，也显著提升了我国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随之带来现实生活与精神意识巨大改观，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逐步减弱趋向消失，引发了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的多元，价值原则的失衡，政治信仰的迷失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公共行政领域随处可见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已严重侵害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成为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绊脚石。行政伦理失范造成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责任缺失严重，它不仅表现为社会危机时期行政主体的投机人格，即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不愿也不敢担当其应负的责任；而且还表现为社会常态下行政主体的冷漠心态，即对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违背社会基本价值的现象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公务员群体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决定广大民众的生活，较之普通公民的个体道德而言，公务员群体因其职业的特殊性，个体道德更具有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正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在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建构中处于引领示范作用。然而，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但公共行政领域的行政伦理责任问题日趋严重，权力寻租，职权滥用等违法违纪行为依然严重并呈现蔓延之势，反腐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因此，在当前社会状况行政伦理责任事关重大，它不仅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德治的本质要求，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不仅是现代化的需要，同时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政府形象的必然之路。通过对行政伦理责任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政府明确改革的方向，深化改革内容，，促进行政人员积极践履自己的岗位职责，利于构建一个幸福安康的和谐社会。这和中国梦的精神内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也必将有助于中国梦伟大理想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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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现状
1、我国的行政伦理理论研究开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研究数量与研究质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第一，王伟教授是我国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引路人，其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发表于 1996～1999 这一时段内，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对于我国行政伦理学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评价美国、韩国等国家行政伦理的理论与实践；二是提出并着手建构我国行政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第二，在我国行政伦理学研究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的背景下，李文良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 2000—2002 年间，通过研究西方行政伦理的历史发展与具体的行政伦理原则，为我国行政伦理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与相关学术资源。第三，2001 年，由张秀琴翻译的美国著名学者库珀的专著的问世，大大地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界，使国内学者了解到世界行政伦理学的前沿理论与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大量的行政伦理学的语汇与充足的学术资源。至此，我国行政伦理研究才渐近繁荣。第四，张康之教授于 2002 年下半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书中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公共行政伦理补救”等一系列前沿理论问题。此书以历史的眼光对“以德治国”这一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发展的视界审视了我国在借鉴“官僚制”的趋势下，超越“官僚制”的可能与必要。此书的问世，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二、国外研究现状
20 世纪 60 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与冲突在西方社会此起彼伏，经济危机、种族歧视、两极分化、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接踵而至，人们开始对传统官僚制进行批判与反思，价值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赫伯特·西蒙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及约翰·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即公平之后，西方政治哲学界走上了以价值定位为中心的“伦理救治”之路。随后，凯瑟琳·登哈特的《公共事务中的伦理学：解决公共组织中的道德困境》、特里·L·库珀的《负责任的人员》与《行政伦理学手册》以及路易斯的《公务中的道德挑战》是行政伦理研究中的代表著作。登哈特认为公共领域的行为充满了各种冲突与困境，而道德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冲突与困境。库珀则从行政人员本身考察了行政行为中的合理性，库珀认为行政行为与行政人员本身的态度与道德品格有关，故在公共行政行为中，行政人员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在这个层面上说，行政人员的道德品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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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梦与行政伦理责任
一、中国梦的内涵
中国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习总书记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立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系列目标的高度提炼聚焦。从中国梦的历史由来和指向上看，中国梦承载的是过去创造的辉煌，反映的是历经苦难后对复兴的激切追求。
中国梦凝结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现实认知，昭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美好前景。通过深邃的历史眼光解读中国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间的三百多年闭关锁国时期，恰恰是西方开拓进取对外探寻的崛起时期。历经西班牙无敌舰队，荷兰海上马车夫，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多轮争霸，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入繁荣期，就连原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蕞尔小国”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反观天朝上国，思想保守僵化，脱节于世界的日新月异，却自以为强大，熟不知一段刻骨铭心的屈辱民族历史即将延续百年。战败的结果开启了民族复兴之路，同时也是中国梦的开始。从那一刻起，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国家富强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认为，“中国梦”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①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明确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民主革命史的沉重主题，宣示了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更指明了中国当前的奋斗方向。
从中国梦的三个维度看，个人和国家、民族始终是命运共同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盼望更好的教育资源、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完备的社保体系，这都是个人的实实在在的具体梦想。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为个人之梦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历史机遇，只要有梦想、能奋斗，一切美好的梦想都有可能实现。中国梦是伟大的事业、艰巨的任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而人民的个体自觉又恰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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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中国社会历史和发展的行政伦理关系
行政伦理关系的构成深受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影响，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其他组织及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环境中形成极为复杂的伦理关系。梁漱溟先生认为，伦理关系“就是互以对方为重，彼此互相负责任，彼此互相有义务之意”。①因此，伦理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责任与义务。行政主体因其处在不同的社会运行结构形态构成内容丰富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精神。那么，中国的行政伦理关系及其实质也必然依托其主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运行模式。在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家天下的封建关系之下，等级制度根深蒂固，其行政伦理关系固化为以君臣、父子为首要特征的“五伦”关系。从根本上说，君权即特权，所有单方面的权利义务要求与严格的等级身份伦理体系紧紧围绕着君权所构建。中国的人民共和制度建立就是为了打破旧设，重新构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民本伦理关系。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行政权力并没有真正消除传统伦理观念，沿袭战时全民动员制度而设置的行政机构横向膨胀，形成了现代公民社会要求与保守行政模式相互制约的伦理关系。在原有体制中，行政官员是名义上的“公仆”，实际上的“主人”，合法的特殊身份是占有物资紧缺时期的有限资源的先决条件。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民来说，不能逾越人为设置的牢笼一步，哪怕离开原籍地也必须经特定部门的批准，生产的劳动成果仅留唯一生存的下限，其余一律以国家名义上缴。人民只是被要求履行超正常范围的义务，而不能实现自己相应的合理公民权利，公民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利根本不可能充分实现。近 30 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则让人民看到了法治国家的希望。虽然新旧两种社会运行体制的依然交织，并直接影响到现代行政伦理关系的形成，但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运转效率造就了无数自主决策的利益主体，倒逼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身主人翁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政治生活中归位应有的政治人格，初步建立了与政府积极交流互动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交往形式。行政主体在主客观上的职责转变与公民权利的伸张，反映在行政伦理关系形态，就是全体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构成主体，是政府行政组织的服务对象；行政人员既对公民负责，同时自身也是国家公民的成员，担任双重角色，但因其公职身份的特殊性，责任使命更为突出。正如张康之教授所认为，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关系与权力关系、法律关系一样，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关系出现在治理体系中，必将影响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①中国梦正是认清新形势下的社会背景和民众基础，充分利用体制转型新时期的历史机遇，深化公民道德赖以产生的公民权利的制度改革，因而建立在现代公民社会之上伦理要求与中国梦视域下行政伦理责任在本质上是相互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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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行政伦理责任缺失现象............................................14
第二节 行政伦理责任缺失成因剖析...........................................17
第三章 中国梦下的行政伦理责任实现路径............................... 22
第一节 建构行政伦理责任的价值核心.....................................22
第二节 网络民意的常态与政府行政伦理责任的重构.......................27
第三节 唤起行政伦理责任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32
结语.................................................................. 37
第三章 中国梦下的行政伦理责任实现路径
一、借鉴发展传统伦理精神
中国伦理精神源远流长，从上古时期的伦理精神孕育阶段，我们就大致可以发现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本价值立场。无论是上古神话的重要特点：尚德不尚力；惩恶扬善，善恶报应；重天命而轻命运，还是《周易》构建的中国伦理精神的最初模式：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早期伦理体系的价值取向，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秩序和发展奠定了普遍和深刻的理论基础。即使在今天，经过批判扬弃和创造发展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对于中国梦理想社会的价值提升仍具有时代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德起源的问题，即人性善恶的问题或者说善恶的起源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自孟荀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将自己关于人性的不同见解著书立说，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宝库，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孟子“道性善”（《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人都有四心：“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只是以“性可以为善”论断 “性善”，论证逻辑上存在问题，但其中含有的合理因素，特别是恻隐之心即对别人的同情心，肯定了人对于别人有同类意识。孟子又提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人有思维能力，即肯定人是有理性的①。孟子的人性论宣称“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就在于人的善性。在人性本善的看法上马克思也表示认同：“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要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①马克思的这个断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性善论在事实上是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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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公共行政领域，制度的伦理化是实现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前提，需要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来明确政府行政伦理道德规范，让政府行政管理者知道“应当”与“不应当”。由此，它可以使得政府行政管理者树立正确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并产生自主自觉行动。政府行政管理者必须在法律与宪法框架下在民众监督下严格守法与严格执法。二是努力建立政府行政管理者的伦理道德主体性和自主性，即政府行政管理的伦理道德自律性。必须明确的是，行政自主性不是任性，而是在善与公正伦理道德价值观约束下的道德自主性。它在伦理道德价值上指向“公共善”。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融贯行政意志与行政实践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逐步渐进的交合下行政人员自觉地接受行政伦理道德观念所自主传递出来一种内在的义务感与使命感。三是政府行政伦理道德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有助于行政伦理道德理想的实现。树立政府行政伦理道德理想对实现社会公共意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行政责任需要通过具体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信念在实践行动中给予价值导向。如果政府行政责任不能转化为行政管理者的个人伦理道德信念，行政管理者便会尽可能逃避应当履行的行政责任。相反，如果政府行政管理者没有建立维护“公共善”的伦理道德信念，自然地，他们也就不可能主动承担维护公共善的伦理道德责任，制度设计便成为空中楼阁。他们甚至可能破坏公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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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148722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wenshubaike/shuzhibaogao/1487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