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沿海农村贫困差异之解析

1.导论

21 世纪初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较不均等的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后，“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催化了贫富分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扶持贫困工作开始有了成果，此后，1994 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一步催化了中国扶持贫困的开发；2000-2003 年整理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使该阶段成为农村扶持贫困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扶持贫困的效果显著。虽然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效果会受到类似于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收入不均、减贫压力倾向于进一步增大等因素的影响，但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其效果终究是值得认可的。这些主要受益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一份世界银行研究报告(Dollar 和Kraay,2001)显示，贫困人口的收入会随着整体的经济增长一步步增长，提高人均收入可以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另外中国的经历也说明提高人均收入是减少中国贫困的有效途径。

但伴随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是贫困减缓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一般会出现地域差异。在国与国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之间，甚至同一地域的不同地方之间均存在这种差异。例如，在中国，贫困的广度、深度与强度在不同的维度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若贫困的地区差异长期存在，会对经济发展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威胁。因此，比较各因素对不同地区贫困的影响，找出贫困分布地区差异的原因，对合理的分配扶贫资源极为重要。以上为本文选题的实际意义。

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是以往研究的研究结果只能够比较收入提高和收入分配差异哪一项更影响贫困的变动,但却不能对具体应如何分配扶持贫困的资源给出建议，本文就各因素对贫困差异的相对贡献和绝对贡献加以量化,从而使决策者能够实现对有限的扶贫资源的最佳优化配置。本文所使用的分解框架的应用功能是多样化的，可用于分析贫困在各个时期或各种人群甚至各国之间的差异。这里的“各种人群”包括但不限于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间，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 ,国有企业员工与私营企业员工之间等。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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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就影响贫困变动的各原因而言，目前文献主要研究的是贫困变动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基于各贫困标准，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原因显然有一部分是得益于经济增长；而对降低贫困具有反作用的是收入差距的增大。尤其是，若收入差距的上升表现为减少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则可能存在经济增长与贫困程度增长同时出现的形态。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定向静态的过程。但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一般是伴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加。因而，伴随经济增长，尽管农村的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但如果收入的配置状况可以拥有更有效的改进，则农村的减贫效果将会更好。目前多数文献得到的结果均比较统一: 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对减贫效果的正向作用被收入差距的上升而削弱。

如魏众和别雍·古斯塔夫森(1999，2000) 基于 Datt 和 Ravallion( 1992) 所研究的结果。Kakwani 和 Pernia(2000)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均是降低贫困的重要因素，但对于穷人，经济的增长并不具有主动倾向性。林伯强（2003）的计算结果表明 1985 年至 2001 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果是显著的，但却伴随着收入的不均等状况的恶化对其正向作用的削弱，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半期，结果还显现出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效果还受到初始不均等状况的影响。Yao et al．(2004)发现贫困较于收入差距上下浮动均有较大空间，减贫的过程受碍于收入差距的增加。胡兵等(2005，2007)首先推算各年份的贫困测度指数及收入差距，随后研究贫困变动受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研究过程中还发现富人在经济增长中比穷人易获益。基于收入分组数据，陈立中(2009)重新估算了中国农村的贫困测度指数和基尼系数，认为农村减贫的过程是浮动性及不定项性，发现 1980 年到 2005 年间，由于经济增长下降的 39.13%的贫困发生率，实际只下降 21%，其余部分被恶化的收入分配所抵消。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宏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的角度分析，陈绍华和王燕( 2001)考察了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贫困变动，发现经济增长对贫困率下降的作用受到收入差距变大对贫困率反向作用的削弱，经济增长带来的获益更倾向于富人。万广华和张茵(2006)根据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以下简称 CHNS)和农研中心固定观察点数据，结果显示在 20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对降低贫困均起到正向作用，意味着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 90 年代中后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农村居降低贫困的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年份收入差距增大的负效应超过收入增长的正效应，导致贫困整体增加。杜凤莲和孙婧芳( 2009) 利用 CHNS 数据，发现贫困减缓具有阶段差异性:1991—1993 年、 1997—2000 年、2000—2004 年间贫困总体下降，1993—1997 年间贫困总体上升。这一结果很可能是由于未区分城乡所致。罗楚亮（2012）基于住户调查数据，发现 1988—1995 和2002—2007 年间经济上升促进贫困总体的下降，但效果却因收入差距加大而削弱，尤其是 2002—2007 年间，贫困可能在绝对增长。而 1995—2002 年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均具有减少贫困的作用。此外，文章还计算了增长浮动与分配浮动对贫困浮动的作用。

上述文献主要贡献于贫困跨时间差异，贫困分布通常亦有跨空间差异。有关贫困空间差异的文献，较早的如 Ravallion 和 Datt(2002)印度的考察数据,发现相较于某些地区，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的关联度高出很多，经济的初始状况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脱贫效果。文秋良(2006)根据 1993—2004 年分省际的经济增长数据和贫困的一系列数据，发现经济增长对减贫浮动存在地区差异性。此外，陈飞和卢建词（2014）使用 CHNS 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实证 1991—2009 年各区域省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农村减贫效果，最终结果显示，贫困人口的比重降低得益于收入的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减缓了降低贫困的速度，另外发现，从时间上分析，2000 年之前比 2000 年之后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要低，，从空间上分析，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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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模型............7

3.1 关于贫困测度.............7

3.2 贫困测度的比较与选择...........7

3.3  贫困测度指数衍生自参数化的洛伦兹曲线...........14

第4章 贫困的分解框架...........19

第5章 实证分析............21

5.1 贫困指数及基尼系数............21

5.2 贫困回归方程........23

5．实证分析

5.1 贫困指数及基尼系数

在第五节中我们将用第四节提出的方法分析 2001 年—2011 年的数据，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揭示贫困与收入决定因素及基尼系数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推测出中国内地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贫困差异及其成因。

“农业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与对贫困广度的影响不同，“农业化”对贫困深度差异的总贡献为 0.2246，说明农业化有利于减小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困深度差异，其中“农业化”的边际影响差异项为 0.4257，说明农业化对沿海地区的边际影响高于内陆地区，农业禀赋差异项为-0.2011，说明农业化初始程度差异越大，越会增加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困深度差异。农业化减少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深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边际影响差异，而禀赋差异反而增加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深度差异，但由于其值相较于边际影响差异较小，故整体而言，农业化减小了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深度差异。那么教育和技术进步对贫困深度地区差异的贡献又如何呢？表 8 中的结果显示，教育在 2001—2011 年间对贫困差异的总贡献为0.2028，大于零，说明在此期间教育帮助减小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困深度差异，其中“教育”的边际影响差异项为 0.2095，结合表 4 教育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教育对内陆地区的边际影响是大于沿海地区的，禀赋差异项为-0.0067，说明地区间教育水平初始差异增加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困深度差异，但相较于边际影响差异项，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其次，根据之前的论述，本文假设地区间的技术进步是无差异，故不存在禀赋差异项，技术对贫困差异的总贡献完全来源于边际影响差异，表 8 的结果显示，技术对沿海地区的边际影响大于对内陆地区，故技术进步也是减小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困深度差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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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地区间通常会呈现贫困分布差异。在国与国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之间，甚至同一地域的不同地方之间均存在这种差异。例如，在中国，贫困的广度、深度与强度在不同的维度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若贫困的地区差异长期存在，会对经济发展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威胁。因此，比较各因素对不同地区贫困的影响，找出贫困分布地区差异的原因，对合理的分配扶贫资源极为重要。本文就各因素对贫困差异的相对贡献和绝对贡献加以量化,从而使决策者能够实现对有限的扶贫资源的最佳优化配置。本文所使用的分解框架的应用功能是多样化的，可用于分析贫困在各个时期或各种人群甚至各国之间的差异。这里的“各种人群”包括但不限于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间，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 ,国有企业员工与私营企业员工之间等。不同时期可以是同一地区不同时段的比较，也可以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比较。

本文是采用世界银行的每天每人 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线。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1 年—2011 年各省统计年鉴的分组家计调查数据。这套数据有较长的时间序列、较广的空间涵盖等优点，另外所统计的数据质量也受到外界的广泛肯定。但这套数据的分组格式是有区别的，不仅体现在各省之间，也体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甚至是同一个省份的不同时间区间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其中，农村数据往往呈现两种格式，一种为人口分位数格式，另一种为按收入段分组的格式，本文采用后者。

运用上述分解框架和数据，本文解析了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农村贫困在广度、深度和程度上差异的成因。结果表明，和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在广度、深度和程度上均有较高贫困主要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内地资源贫乏。因此，仅靠增加对内陆地区的资源投入量来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是远远不够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也是造成内陆地区高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地方政府在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应该重视收入分配。抚养率与贫困差异成反比，即抚养率越低，贫困差异越大，本文抚养率是每个劳动力所要负担的人口，抚养率越低，即劳动人口比例上升，所以若希望通过减少每个劳动者负担的人数来缩小内陆与沿海的农村贫困差异，是不可行的。技术进步和教育均有助于减小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在广度、深度和程度上的差异，且技术进步对减小贫困差异起决定性作用，而通过本文所选取的时间段可以看出，教育在短期内对缩小贫困是不显著的。城市化增加了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差异，农业化增加了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广度差异，减小了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深度和程度差异，但结果显示城市化和农业化相较于其它因素，对沿海与内陆地区贫困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