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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杜甫的诗歌特点

发布时间:2016-05-05 10:01

  本文关键词:杜甫的诗歌,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一、杜甫一生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那时正值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河山,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进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他步入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人李林甫和杨国忠,对于他的满腔报负无可实现,还得追随达官贵人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冻受饿,这使得他得以深入人民,了解民众的疾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十年困守的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这才确定了他文学发展的方向。

  杜甫的第三个时期,是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这是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他本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和焚掠,和人民一起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也是积极号召,在他的作品中,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另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名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759年底他弃官后历尽千辛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间草堂,他爱和人民往来。在漂泊的这十一年中,他的生活很苦,甚至在去世那年还挨过五天的饿,但可幸的是,无论生活上怎样艰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和人民息息相关,初中教材上选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河南河北》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他在四川飘泊了八九年。最后客死在一条破船上,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发出关怀人民疾苦的强音,自然,他的处境是萧条的。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他的经历和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诗史”之称。因他的诗不仅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诗人满怀同情地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诚挚动人地表现了他的至死不渝地爱国热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鞑了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1.杜甫广泛而深入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

  当他亲眼目击不义战争的征戎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惨象时,便写出《兵车行》那样的长歌,对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乱中,亲见了残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则写下“三吏”“三别”等诗篇分别加以反映,字里行间可看出诗人的泪痕。人民的贫穷,痛苦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此,诗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贫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民在战乱中,在剥削,压迫下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被迫出卖儿女哀哀痛苦的惨状都被诗人反映在诗里:“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自身极其艰难、痛苦的境况下,也能推己及人,关怀更为不幸的人民。

  2.杜甫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比?”正体现诗人始终如一的忧国情思。

  杜甫对平乱期间的军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卓越的见解。他认为不宜多借用回 兵来评乱:“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更不宜让他们留在中原,招致祸患:“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诗人切实感到要评定叛乱,必须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

  他自己的理想虽然落空,可是还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进谏,也要求朋友们“临危莫爱身”。他的喜怒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为叛乱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而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为战乱不息而忧:“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诗人到死不瞑目。

  3.杜甫勇于揭露弊政,抨击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骄奢淫逸。“必若救疮痍 ,先应去 贼”正表现出他这种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诗人痛恨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在许我诗篇中把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和人民饿死亡加以鲜明、强烈的对比,是非爱憎,了了分明。杜甫抱着“济时爱死”的献身精神,“疾恶信如仇”对于一切危害人民、国家的人和事,都象“芒刺在我眼”一样,要加以揭露和批判,这也是以前的诗人所不及的。

  4.杜甫 一生始终洋溢着真挚火热的激情,即使在政治上迭遭打击,在生活中屡受折磨,也从末低落和消沉。政治态度上出如此,对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也无不充满着深挚的感情。在其吟咏自然景物、怀念亲友、咏史怀古的作品中,也常表现出他热爱祖国、同情八 民、翔时政的思想感情、

  公元763所腊月吐蕃陷长安,大肆劫掠,诗人在蜀中见到山花早开,在其《早花》诗中流露出对京城,时局的满腹忧虑;《登楼》更是这方面的名作,对景伤时,寄恨无遥深。《月夜》和《月夜忆舍弟》是他怀念亲人的名篇。杜甫怀念李白的诗歌写得即多又 好,其中有对李白的倾慕;有对李白的同情并为之鸣不平。鉴于以上杜甫本人被誉为“诗圣”的桂冠。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其诗思想内容博大深厚,题材严肃,感情深沉,表现手法变化多端,故我们称杜甫最大成就和特色,是主义,以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生活,所以他需要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在此我们专谈杜甫数量最多,质量较高的叙事诗在这方面的运用。1.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 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应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2.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审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在《石壕吏》中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二句微微露出了他的爱憎以外,便都 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主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他的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得哀痛真挚。

  3.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把人物写得生动,他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他十分重视诗歌语言的琢磨、锤炼,善于运用最少的文字,贴切而行象地表现最多的内容。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前人就曾说这十四字中含有八层的意思。“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极为形象地概括了战乱时代和诗人漂泊生涯,杜诗用字的准确往往看出诗人锤炼的工夫。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垂”字显出夜间平野的广阔,“涌”字显出月映大江,波光荡漾的景色。“群山万壑赴荆门 ”中“赴”字把静静的群山如龙蛇般飞舞。

  《新婚别》中,写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与君妻,席不暖君床。幕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洛阳…..”新婚竟成生死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

  4.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沉郁顿挫”是其诗的基本风格。“沉郁顿挫”是杜甫在其《进雕赋表》中对自己的创作风格的概括。博大深后的思想内容,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感情表达方式,凝重深沉。忧郁悲壮的艺术境界,谨严的格律和铿鏘的音韵,是形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因素。

  和其他伟大诗人一样,杜诗的风格多样化的。他也有部分诗篇清峻奔放,舒缓平和,意境幽静而明朗,感情轻松而闲适,如《水槛遣心》等诗都体现了这种迥异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5.杜甫采用的诗歌形式极为完备,各体兼擅,无体不工。杜甫尤精于律诗,他的律诗格律谨严,章法整饬,对仗工稳,技巧圆熟无比,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正如他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所形容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掠。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确实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他的乐府诗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于事而发”的传统,而且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形式,为后人开拓了新题乐府的创作途径。

  四、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北宋末年的爱国宰相李纲赞叹杜甫的诗说:“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鸣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这四句诗的确可以概括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渊源,及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杜甫是不愧为“诗人师”的,他的诗歌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吸引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杜甫的诗歌特点从中吸取精神的营养,获得艺术的借鉴。例如,白居易有意识地学习杜甫“即事篇”的新题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写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并发起了一个新乐府的诗歌运动;影响所及,直到晚清的黄遵宪。

  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唤起后代进步作家强烈的共鸣。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对此无比崇拜,并表示:“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杜甫现留存有《杜工部集》诗歌1400多首。历代注杜诗者上千家。他是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广泛流传。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定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我国在8世纪时就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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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百年孤独》由著名作家马尔克斯著作,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用魔幻主义来生动形象的描述当时的拉美现实生活,并且来表现作者对当时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望。本文将为读者详细阐述《百年孤独》的极具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并对《百年孤独》做一个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小说《百年孤独》;魔幻主义;艺术魅力;现实主义

  《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的主要特色就是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将现实和魔幻通过夸张或比拟等的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生和世界的态度。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以神话叙事的描述方法,不仅能够吸引广大读者的眼球,还通过夸张的表现形式委婉而又犀利的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态度。

  《百年孤独》这部作品,通过真实、搞笑、隐秘的神话故事演绎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现状。这部小说虚构了一个小镇名为马孔多,并以此作为小说的背景,而将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喜怒哀乐的生活经历作为本小说故事发展的线索,以此对当时拉美的现状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批判。[1]《百年孤独》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扛鼎之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魔幻现实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拉美地区的地域文化,结合文本的分析,阐述《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同时揭示这一特色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密切联系。

  一、《百年孤独》的魔幻主义

  尽管魔幻主义是一种虚拟的表现手法,但却描述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2]在《百年孤独中》利用魔幻主义将现实的情况以生动形象的魔幻手法,进行了详细的演绎。并突出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问题。通过魔幻主义来以虚写实,并真实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作者在《百年孤独》中描绘了马孔多小镇刮上了天空而消失、天空降下黄花雨、长有猪尾巴的小孩子被蚂蚁吃掉等等荒诞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荒诞的事情却真真实实的反映了当时拉美的奇特的生活环境,并且还隐藏着作者对当时现实生活的真是描述,而且还揭示了当时拉美民族的显著特征。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马孔多人的“孤独”,作者并不是在责备拉美当时人们的无知愚钝和思想落后,作者的主要目的而在于刻画“孤独”的真实内涵。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要揭示的“孤独”其实是指当时人们的不团结。正是由于这样的“孤独”才造成了家族、国家的衰败。马尔克斯通过形象生动的魔幻主义写法人性化的表达了作者对人民团结、民族独立的强烈号召。

  正是由于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才使得《百年孤独》更具有魅力,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不仅让读者读起来有趣,还让现实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百年孤独》的现实主义

  用另一句话说,就是给现实生活披上了形象主义的面纱,却又从头到尾不损客观现实生活的本质。因此,现实主义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石和根本。作者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不是将魔幻进行现实化,而是利用魔幻形象生动的去表现现实。魔幻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手段而,通过这种魔幻手段来表现现实才是作者最重要的目的。《百年孤独》的现实主义就在于这部小说独具犀利的表现了当时拉美人民的自私,不团结,彼此孤立,民族衰败的惨淡现实生活。

  由此可见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让小说更加精彩。

  三、《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魅力

  魔幻现实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神话、宗教信仰以及民间风俗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由此,这就奠定了魔幻主义表现现实的基础。作者利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将魔幻和现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利用魔幻主义是文章更加具有有趣的色彩,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而现实主义,则增加了文章的深度,是文章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同时读起来使文章更加有韵味。魔幻主义的描写不仅会吸引读者的兴趣,而且隐喻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景。

  该小说不仅对当时的现实进行了描述,而且还对当时的民族的精神面貌以及精神特征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表现。马尔克斯正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使《百年孤独》独具特色。不仅对拉美人民的生活进行广泛深刻的演示而且还反映了当时拉美的民族精神风貌和社会现状。

  四、小结

  《百年孤独》小说中,[3]采用魔幻的手法来记述事情,描述人物,将历史内涵深刻凝重的表现出来,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由于魔幻主义的写法,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梦境般的世界,表面上看上去也许是扭曲的、变形的,而却又那么形象、生动,引人深思,引人反省。在小说中,作者通过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4]隐喻的演绎了当时拉美惨淡的社会现实,但却在这其中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人民团结、民族独立的美好希望。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采用象征、隐喻、变形、荒诞、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却形象生动的借助魔幻主义的手段,为现实社会的描述批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待读者去仔细解读小说中隐喻的奥妙。同时,隐秘的描述了当时拉美的现实世界的惨淡状况,以及当时人民的思想现状和民族的衰败情况。

  在表现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同时,又隐秘的表达了作者希望当时人们能够团结一心,国家民族独立的美好愿望。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精彩。

  参考文献:

  [1]马健赫.浅析《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J].作家,2013(16).

  [2]王绍瑾.论《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2).

  [3]乔·拉·麦克默里.阿莱夫和百年孤独:世界的两个缩影[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M].巴塞罗那:蒙特阿维拉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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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山月记》是以中国唐代李景亮所创作的《人虎传》为素材,由日本著名作家中岛敦所创作的作品。他在充分尊重原作主要内容和人物的基础上,赋予了内容新的思考与情感,将主人公化身为自己来进行创作,可以说是一部描写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孤独与苦恼的杰作。文学界对于两部作品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着各种讨论。本文另辟蹊径,决定对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与分析。笔者看来,两部作品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性格的差异、变虎原因的差异、语言描写的差异等三个主要的方面。《山月记》这部作品里到底饱含了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些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又是怎样产生的?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两部作品的不同点进行赏析。

  关键词:性格 语言 内心 变虎

  一、人物性格的差异

  虽然《人虎传》和《山月记》这两部作品开篇在对有关李征的介绍上有着看似相似的地方,但仔细分析后,两者的描述却大相径庭。“《人虎传》中的李征虽然同样恃才倨傲,但他的才不是指文才,而是治世之才。他的孤傲除了‘恃才’之外,还包含有皇族血统的优越感。”他那种“尝郁郁不乐”也是因为不能立身出世从而心里不忿而导致的,是一位在宦海中漂浮不定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而在《山月记》中,删除了其“皇族子”这一身份,以将其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这一视角来进行描写,增加了主人公痴迷诗作、想要凭此立身处世的内容。

  《山月记》中的李征因为讨厌侍奉“恶俗的高官”而辞职,在有着极强自尊心的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清高的印象。《人虎传》里的李征因为对同僚说了“生乃与君等为伍耶”之类的话而被人排挤。中岛敦重点描写了李征在诗学上的才能和志向,另外还以此为基础描写了他内心的挣扎和命运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岛敦将李征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通过对他的描写来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在笔者看来,作品中李征的情感起伏和心理变化都可以看作是作者自身的反省。

  二、变虎原因的差异

  在《人虎传》中,主人公成为老虎的理由是“于南阳郊外,尝私一孀妇。其家窃知之,常有害我心。吾因乘风纵火,一家数人,尽焚杀之而去。此为恨尔”。违背了类似于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之说,而最终成虎。“封建时代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被视为最高准则,一旦有谁忤逆了它,必会天意不容、遭受报应。”

  与之相对,在《山月记》中,有对主人公想要追求精神深处的描写。在笔者看来,首先,为什么会有人变虎这一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主人公作为诗人而生,拘泥于诗人的生存方式。在自己的人生中,自己的意识所向一直都是“诗”,由于过分追求,通常在人生中最应该好好珍惜的家人、家庭、周围的关系也被敷衍了事地对待了。一直只顾自己的欲望,以为那才是自己的大志向,在极度苦恼、不知自己何去何从的极端中,心里的天平早已失衡,异化成虎。“自卑与自负这两种极端的性格使李征把自己缚在独头茧中,他渴望成名,但又惧怕别人的嘲笑;既不愿沉沦又不能主动争取更好的命运;他追求艺术,又挑不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只能挣扎在道德和艺术的夹缝之中,这使他的心理不堪负荷。”

  与《人虎传》相比,《山月记》有着精神论方面的东西。仔细想来,“诗”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主人公不得不变成虎呢?如果是换成美术、音乐、散文等等可以在当今社会中进行替换的事物的话,结局又是否会相同呢?以笔者看来,如果是从事这些艺术的话,即使会顾不上家人的感受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谅解的吧?但它们都没有诗的那种意境,换句话说,诗人是浪漫的,他们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一切的不可能都可以在诗中实现。

  三、语言描写的差异

  虽然说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同为李征,所讲述的内容也大致相同,但在语言的表现力上却有细微的不同。从作品的开头处来比较的话,《人虎传》毫无疑问比较复杂一点,但实际上对于读者来说,还是更倾向于《山月记》。因为《山月记》中避免了冗杂的描述,在语言的使用方法上更容易被理解。这区别看似虽小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作者在创作小说时倾注了自身的理想。而《人虎传》中则相对较多地使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法,语言比较委婉。

  笔者认为把内容上大体相同的两部作品《人虎传》和《山月记》来进行比较的话,最终在读者中比较受欢迎的还是《山月记》,因为这部作品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引发思考,结合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容易对当时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获得新的认识,可以说是一部震撼心灵的文章。

  四、结语

  《人虎传》是一部人变虎的志怪小说,并没有对人性有过多的思考和描述。而《山月记》则更倾向于描写人变虎的原因,是一部聚焦人的内心的一部作品。其实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寄养着一头猛兽,而李征却没有敌得过自己内心的挣扎变成了那一头猛兽。中岛敦借古讽今,借助李征这一封建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

  参考文献:

  [1] 中岛敦.山月记[M].韩冰,孙志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李景亮.人虎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3] 李青,,杨超.与《人虎传》的对比中看《山月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4):102.

  [4] 董编.从《山月记》与《人虎传》的不同看李征异化成虎的原因差别[J].文学界(理论版),2012(7):46.

  [5] 高晓华.从《人虎传》到《山月记》[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2):44.

  [6] 滨川胜彦.中岛敦作品研究[M].东京:明治书院,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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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周瑜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笔下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那个“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儒将,他相貌堂堂,精熟音律。不过,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周瑜则被描写成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与诸葛亮明争暗斗的反面人物。他在《三国演义》中的“悲惨遭遇”,追根究底,主要是罗贯中出于人物刻画的需要。为了体现蜀汉君臣的忠义,必须将与之同时代的曹吴人物进行部分的“虚化”处理,以使其人物形象达到作者需要的写作目的并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而周瑜,作为与蜀汉亦敌亦友的角色,自然也就成为众多被“虚化处理”人物中的一位了。

  关键词:《三国演义》 周瑜 虚实

  一、历史上的周瑜

  1、军事才能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初平二年,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带兵到历阳支助孙策,并和孙策一起攻下了横江、当利,击退刘繇,进入曲阿,立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大的战功。三年之后,年轻的周瑜成为孙策的建威中郎将,并深受孙策的赏识与器重。在以后的几年中,破宛城,下麻、保二屯,生擒黄祖手下悍将邓龙,斩杀黄祖。三十四岁的时候,周瑜率孙刘联军与曹操决战于赤壁,以三万人马大破数十万曹军,名震天下,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赤壁之战后,周瑜又乘胜追击,打败曹操的心腹爱将曹仁。可是,天妒英才,赤壁之战两年后,也就是在他年仅三十六岁的时候,领兵伐蜀,只因不服水土,病逝于巴陵的巴丘。他死之后,全吴上下尽皆缟素,孙权亲扶棺椁为他送葬。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2、风流才子 周瑜,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也是一位在当时很受敬重的儒士。《三国志》中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故时人谣‘曲有误,周郎顾’。”{1}与小乔成就了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更是让人羡慕。

  3、气度恢弘 周瑜虽年少有为,但是在待人处事时,总是恭谦宽厚,气度恢弘,从不盛气凌人。《三国志》中记载,周瑜对待曾经对自己不满的人时,心胸开阔、光明磊落、以德服人。在孙策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程普,他总是自认为自己年纪比周瑜大,贡献也比周瑜大,因此多次当众欺辱周瑜。周瑜呢,却像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一样,折节容下,从不和他计较。后来程普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转而非常敬重佩服周瑜,常对左右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酒,不觉自醉。”正史上,对周瑜也多有“性度恢廓”“实奇才也”之类的赞誉。可见,周瑜在气量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至于演义中周瑜气量狭小,被诸葛亮气死,应该是虚构的成分。

  二、演义中虚化了的周瑜

  《三国演义》中,周瑜却是一个令人不齿的人物。他诡计多端,又嫉贤妒能。对于自己的盟友,也是心存芥蒂,不愿真心实意地去合作,只是想从中渔利。其中,最能体现他性格特点的莫过于“三气周瑜”的故事:

  1、一气 《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孔明一气周公瑾”②中周瑜和诸葛亮约定,如果周瑜夺取南郡失败,刘备才能再去取。虽然周瑜第一次夺取失利受伤,但是使用了将计就计之策,最终打败了曹兵。然而,真正的胜利者却不是他而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乘他追赶曹仁之机,趁周瑜后方空虚,夺取了南郡等地,从而既没有违约,又夺取了地盘,周瑜闻言,直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半晌方苏。这是一气周瑜。

  我们翻开史书与《三国演义》对照,周瑜和曹仁交战、救夷陵、围攻南郡等情节,大框架上基本与史实符合,但诸葛亮设计夺南郡,一气周瑜的情节则是虚构的。

  2、二气 情节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和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孔明二气周公瑾”。刘备的夫人死后,孙权按照周瑜的计策假装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想把刘备骗到东吴,再将其杀害。谁知孙权的母亲看中了刘备,不仅不许孙权杀他,还真要把孙尚香许配给他。没有办法,周瑜只能另想一计。不久,周瑜决定要让刘备陷在温柔乡中,整日好酒好肉伺候,居住在华丽的府邸,过荣华富贵的日子。从而既能达到将刘备长期与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隔开的目的,又能以此来磨灭刘备的雄心壮志。谁知却被孔明的三条妙计弄假成真,刘备和夫人回蜀。直气得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地上,不省人事。这是二气周瑜。

  史书上记载,《三国志·先主传》:“琦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③由此看来,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是真的。孙权也是因为看到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迅速发展,所以主动把妹妹送到荆州并嫁给刘备,以巩固孙刘两家的盟友关系。既然是这样,二气周瑜也无从而说。

  3、三气 情节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后半回和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凤雏理事”的前半回。刘备向东吴借取荆襄九郡,图谋发展壮大自己。然而东吴怕养虎为患,等刘备强大后势必对自己构成威胁,三番五次地要求其归还荆州。刘备和诸葛亮实在没办法,就以攻取西川后,必还荆州为由,长期霸占荆州。此举令周瑜气急败坏,遂想出了过道荆州帮助刘备攻取西川,从而在途经荆襄之时发动袭击,一举夺回荆州之地,再次上演“假道伐虢”的好戏。只可惜,此计却被诸葛亮识破,他将计就计,以锦州为诱饵,引周瑜来攻,在周瑜入套之时将周瑜团团围住,周瑜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左右急救回船。在回去的路上,诸葛亮写信劝他不要取西川,周瑜看过信后,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这是三气周瑜。

  据史书记载,周瑜在建安十四年,也就是死前一年已经从曹仁手中夺取江陵,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直到死前仍在镇守江陵。周瑜死后,孙权才把南郡借给刘备,那么怎么会发生为讨荆州而大动干戈的事情?而且周瑜是病死在回江陵的路上,并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④

  三、虚化的原因

  《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的虚化,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其次就是罗贯中为了体现蜀汉人物的“光辉形象”,而做的必要的虚化,可以概括为“目的性虚化”。

  1、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 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官方的变迁,一个是在民间老百姓心中的变迁。

  在官方,从三国时期开始,周瑜的形象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变化的,一直都是忠义的代表,臣子将军的表率。朝廷需要树立典范来激励和规范臣民,而三国时期,堪称楷模的周瑜,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受到了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认可。虽然在宋朝出现了朱熹倡导的曹魏与反对者倡导的蜀汉的正统之争,曹魏成为皇权正统,但是这并未深刻影响周瑜个人在统治集团成员心中的地位。可以说,周瑜的真实形象在官方还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在民间世俗的心中,周瑜形象却与本人产生了较大的偏差。唐代之前,周瑜的民间形象与官方还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出现了扭曲,特别是正统之争,吴蜀的落败,周瑜开始以“正统的叛徒”的形象示人。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演义类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出现了质的下降。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才智平庸,屡战屡败:战曹璋狼狈而逃,取荆州溃不成军,攻西川又被张飞断了后路,似乎人皆可败。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嫉贤妒能的平庸之辈。按照吴金华的说法,“话本是市民娱乐的产物,它从来都不受正统观的左右,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

  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⑤。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饱含赞扬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下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之后,罗贯中的出现,《三国演义》的定稿,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小人”的柱子上。

  2、目的性的虚化 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它是虚实相间,主实重虚且古今兼顾的。《三国演义》一方面反映了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又对三国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美化、丑化等等,给予读者启发,既考虑到读者希望增长见识的需要,又满足了统治者希望宣扬“正统”,弘扬“忠义”思想以巩固统治的需要。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罗贯中从《三国演义》塑造的三个国家中选出了百姓喜闻乐见的蜀国作为正统形象,而蜀国的君臣也就成了正面人物。其间的诸葛亮很幸运,他被罗贯中选中作为蜀国忠义的标杆式人物。除了这个标杆,其他人物都成了陪衬,而作为吴国的大将周瑜,也就难免或者说必须遭此“厄运”了。

  综上所述,我们由周瑜看出了《三国演义》虚与实相结合的手法。实,是为了更好地让小说融入历史背景,避免落入“幻想”的境地,从而让读者更好地结合史实,对文章进行诵读。而小说与史实的尽可能贴近,又可以使之更具有传承性,以更好地在历史的打磨中流传下来。而虚则主要是为了让人物显得更加活灵活现,好人显得更好,坏人显得更坏。所以周瑜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3}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罗贯中:《三国演义》,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钟扬:《“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5} 苏轼:《东坡志林》,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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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瑜论《三国演义》的虚与实相关推荐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乐府游仙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汉乐府游仙诗的形成、概念的界定、内容主旨、游仙模式及意象运用等方面,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将其作为游仙诗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笼统叙述,或者仅仅关注其某一方面的特点,没有形成系统。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知网收录情况,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汉乐府游仙诗研究做一简要梳理,以求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关键词:汉乐府游仙诗 研究 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中,汉乐府作为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诗歌艺术高峰,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领域,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前,汉乐府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乐府诗的起源、分类、艺术手法以及汉乐府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在文学史发展上的特殊意义等方面。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主要有:王易《乐府通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乐府的研究领域变得更为宽广,研究角度也更为独特,更多是从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来分析研究。赵敏俐先生在汉代诗歌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山崇拜与道教文化及游仙诗》重点研究了游仙诗的产生及发展与道教文化之间的联系;《论汉代乐府诗中的流行艺术与民间歌谣――兼谈“民歌”概念在汉代诗歌研究中的泛用》论述了汉乐府与广泛意义上民歌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汉代文人的乐府歌创作及其意义》主要论述了汉代文人参与乐府诗创作的问题。

  游仙诗自秦代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之中,学界对于游仙诗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魏晋时期和唐代,而汉乐府中的游仙诗研究则总是被放在游仙发展链条上笼统叙述。20世纪40年代末朱光潜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游仙诗》,论述了游仙诗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之后论述比较全面的专著有张宏的博士论文《秦汉魏晋游仙诗的渊源流变略论》,集中在“流变篇”论述了乐府游仙诗的基本问题。近年来,汉乐府游仙诗逐渐受到关注,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来看,大致有四十余篇有关汉乐府游仙诗的论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乐府游仙诗的形成

  (1)《楚辞》《庄子》《仙真人诗》

  游仙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楚辞是游仙诗产生的源头,这是学界最普遍的看法。徐明的《试论汉代游仙诗的产生与演变》一文认为《远游》篇已经隐含了游仙诗的基本因素,是游仙诗的滥觞之作。赵荣《游仙长生与及时行乐――汉乐府游仙诗的生命价值追寻》也认为游仙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周晔梅《悲怆的美丽――汉魏六朝游仙诗之演进论》一文把游仙诗产生的三大源头分为楚辞文化、庄子思想和秦《仙真人诗》三个部分。

  (2)汉乐府游仙诗来源于神仙思想和道教思想

  张树国《论汉代游仙诗的来源、艺术形态及其影响》认为原始的巫术观念、神仙信仰和神通法术构成了游仙诗的原型,在信仰、仪式和方技上规定了游仙文学的发展方向。栗春娜的《汉唐游仙诗研究》认为先秦时期简单的神仙思想与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促使经学与神学的融合渗透,这是汉代游仙诗形成的基础。关于游仙诗的起源大致是以上几种观点,但是对于第一篇游仙诗的问题,学界也存在争论。大部分学者对于游仙诗源于屈赋是没有疑义的,《远游》篇历来被认为是游仙诗的滥觞之作,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公认之说,也有的学者认为《庄子》应该为第一部游仙诗作品。但是陈飞在《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再论曹植游仙诗》中认为游仙诗的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仙诗应该始于曹操和曹植二人。张士骢则发表文章认为游仙诗的起源应该是《仙真人诗》更为合理,他认为屈原的作品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游仙诗,只是借用大量神话来抒发意志,而《仙真人诗》中所包含的求仙、方术的内容应该和游仙诗的本质一致,算作是游仙诗真正的起源。

  二、游仙诗的概念界定

  何为游仙?这是研究游仙诗不可回避的问题。詹时窗在《道教文学史》中曾说:“游仙诗就本义而言,即歌颂诗人漫游之情的诗。”不过,这样给游仙诗下定义显得过于片面,游仙诗人在游仙过程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有时参与其中,或者甚至不出现在漫游过程中。彭建华《论汉魏六朝游仙诗》中认为游仙诗“是诗人凭借幻想抒写在仙境、水域或其他类似性质的虚幻境界中遨游,以摆脱现实时空局限,而获得精神超越的一种诗歌形式。”另有栗春娜《汉唐游仙诗研究》曾给游仙诗下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全面的定义:“游仙诗是以描写神仙生活和神仙幻想来表达某种人生理想、人生态度,或以游历仙境为主要内容,表达企慕长生、寄寓某种人生理想的诗歌样式”。李建婷《神游宇外心存仙道――两汉游仙诗研究》从“游”和“仙”两字演变的角度来理解“游仙”的含义,视角比较独特。

  三、汉乐府游仙诗的内容分类及主旨

  (1)追求神仙长生旨趣,即体现“列仙之趣”

  栗春娜在《汉唐游仙诗研究》中认为汉代游仙诗主要有两个特点:“追求肉体的长身不老、在精神上表现为真诚执着的相信神仙的存在。”她认为汉乐府游仙诗主要是表达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带有功利性的色彩。

  (2)体现统治者的求生梦想与个人意志,表达世人乐生恶死的愿望

  彭建华《论汉乐府游仙诗的艺术特色》认为汉乐府游仙诗描写人神共处的欢乐场面,“能更好地表达最高统治者‘乐生’‘永寿’的意志。”游仙诗成为诗人为国家和皇帝祈福的重要文学载体。

  (3)借游仙思想表达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

  张振龙《汉代游仙文学主旨谈论》认为汉代游仙文学“借游仙思想表达对现实黑暗动乱政治的不满,对自由、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乐府游仙诗也有表达相同内容的作品,《董逃行》就从一定程度上体现讽喻动荡的社会现实。

  四、汉乐府游仙诗的游仙模式

  汉乐府游仙诗的模式大致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游仙文学传统,而且更加重视对游仙过程的描写。朱立新在《游仙诗的意象组合与结构模式》一文中将游仙诗的游仙模式分为:“游”模式、“仙”模式和“反游仙模式”,而汉乐府中游仙诗主要是第二种“仙”的模式,即凡人经过修炼或者由仙人指点而得道成仙,例如《长歌行》《董逃行》。张树国《论汉代游仙诗的来源、艺术形态及其影响》中认为“两汉乐府诗的习惯模式是‘飞升’以后向神仙讨取仙药,使‘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满足人们好生恶死的本能需要”。张树国还认为汉乐府游仙诗与晋代游仙诗有着大致相同的模式:为躲避来日大难――驾六龙等游历名山――见到仙人,仙人给药――延年益寿。

  五、汉乐府游仙诗中仙境、仙人、仙术的描绘及意象运用

  首先,游仙诗中的神仙境界的描绘都不外乎昆仑和蓬莱两大系统。汉乐府游仙诗描绘的仙境是这两大系统的融合。孔哲、汪洋《汉代乐府游仙诗与汉代神仙信仰》一文认为汉乐府游仙诗实现了蓬莱与昆仑两大系统的融合,在描绘仙境的同时更多注重对蓬莱仙境的描绘。李永平在《游仙诗的特点及分类》中将其划分为:(1)“神仙”“求仙”“慕仙”意象。(2)“生羽翼”“逢羽人”“蝉蜕”等飞天意象。(3)仙药。(4)“昆仑”“泰山”“五岳”“蓬莱”“庐山”等仙山及仙境意象。(5)关于“龙”“凤”“鹿”“鹤”“虎”等神奇动物的描写。其次,仙人形象的刻画和仙术的描写也是汉乐府游仙诗不可缺少的。赵荣《游仙长生与及时享乐――汉乐府游仙诗的生命价值追寻》也同意此种观点,将汉乐府游仙诗的意象系统分为:仙人、仙境和仙术三部分。他认为仙人的意象实际上是诗人对生命价值的追寻的反映。

  综合来看,虽然近年来汉乐府游仙诗的研究力度不断加大,可是大多数都是将其放在游仙诗发展的历史链条上简单带过。汉代作为游仙诗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游仙诗创作在整个游仙诗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如何继承前代的,有哪些开创以及对后世游仙诗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集中而系统的分析。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汉乐府游仙诗的具体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例如,游仙诗的起源问题、汉乐府中游仙诗的界定、《郊祀歌十九章》是否属于游仙诗等,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考辨,力图使研究水平更加深入,研究范围更加全面。

  参考文献:

  [1] 詹时窗.道教文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66.

  [2] 彭建华.论汉魏六朝游仙诗[D].西南大学,2006.

  [3] 栗春娜.汉唐游仙诗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

  [4] 彭建华.论汉乐府游仙诗的艺术特色[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6(5).

  [5] 张振龙.汉代游仙文学主旨谈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1):96-98.

  [6] 张树国.论汉代游仙诗的来源、艺术形态及其影响[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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