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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现代性是人类的命运。任何一个拒绝现代性的民族或个体都将被现代所吞噬，这一点自环球航行、殖民体系的建立一直到上世纪发生的世界大战都已经得到无数的验证。然而，每个民族如何获得并展开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在现代文明中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和身份，则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民族只能按照发源于欧洲的现代精神确立自身的现代性样式，只有少数民族才能挑战这一模式。而凡是这些敢于挑战的民族无不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它们挑战的勇气正是来自于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从根本上质疑欧洲现代以来的价值观。尽管这些挑战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作为归宿，但并不表明这些文化资源在现代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只有当它们耗尽与现代性对抗的勇气和能力，进而被-迫接受并融合、消化现代性，它们自身的价值才能在现代性中突显出来，才能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并匡正、规范现代性。换句话说，只有借助于现代性，它们自身的价值才能得以张显;同样，现代性只有接受它们，才能获得存在形态的多样性，进而克服自身的狭隘性。

自从孔子截断众流，实现了“仁”的突破，并下学上达，体察天命，儒学的精神特质便已成型，它解释并规范着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展开的重要动力。尽管中国历史在近现代遭遇重大改辙，被强行纳入现代性的叙事当中，但并不表明它已经丧失了新生的可能。甚至，从儒学的内在要求看，它在某种程度上渴望现代性，渴望实现此刻的自我。现代性远未完成，并且以自身充满悖论而著称，这也意味着现代性的开放性，现代性同时也要求着自我更新、矫正，这与儒学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阐释原始儒家的精神品质，并将其与现代性勾连起来，使之具有时代的生命力，并匡正、规范现代性，甚至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方案，这是作为渴望现代性的儒学和作为未完成态的现代性的共同要求。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哲学品质。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明确以三代历史文化的整理者形象出现的。而实际上，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形态并不一致，甚至互相抵触。但是，作为具有悠远历史的文化，它们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如何将其整理到同一个解释框架之中，，并将三代历史描述为同一种精神品质的展开，则是需要相当大的智慧。

孔子做到了。他采取了非常高明的解释方法———中庸。具体说来，就是“以仁释礼”。礼即周礼，本是周公的发明，周公提出“以德配天”，而“德”落实到现实中需要一套制度，包括丧、祭、嫁、娶、冠、射等行为规范，延伸到政治上便是一种政治制度即礼制，周公制礼作乐本质上是为了诠释天命，而这一制作只有在位者即王者才有权实行，孔子自然不得染指。但孔子将天命———德性———礼乐的展开予以内核式地解释：既然上天生育万物，万物便先在地获得了上天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便是一种生育者对被生育者的爱，而被生育者同理也当致谢这种爱，这便是孝;此爱本源于天，天无私覆，人也不能私爱，而应推行于家国以至天下，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王者受有天命并赞天地之化育，人当对王者忠。孔子称这种爱为仁，仁就是从天获得的属人的本质。

“仁”是有生命的世界和有生命的人的本质，它本身就意味着生生不息、运转无碍，就是意味着永生，意味着创造。那么这种永生和创造究竟是什么呢?生命对于自身究竟有什么要求呢?自由!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永生和创造就是自由，生命失去了对自由的向往，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仁”，就是自由。但是，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可以交换的，儒家的自由不是上帝所给的“理念”，不是来自“天外”的“最高指示”，而是“天地之心”对整个宇宙的觉悟，不仅人的本质是自由，而且万物都是自由，整个世界都是自由，正因为如此，只有整个宇宙是自由时人才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宇宙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实现的前提，万物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实现的条件，所以只有人达到与天地相参，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易·传》)，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真正的自由，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使命。而天地万物都在“礼”之中，所以儒家的自由就只能在礼之中才能实现，它告诉我们自由的实现是在秩序之中的：没有了秩序，自由就是虚无;没有了“礼”，“仁”就是空话。而“仁”与“礼”的完美结合就是“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是啊，中庸离我们何其远矣!在古典时代末期，王制过分强大，他们利用礼教作为统治的手段，造成“礼教吃人”的可悲局面;但是现代的自由，却又是工具理性的无限制使用，它导致“肆无忌惮”的危险现状。此正所谓“过犹不及”。

世界本身就是神圣，人的使命就是去感受这种神圣，沟通这种神圣，贯通人的文明，续接人的历史。它意味着对一切的神圣、文明、历史都将给予高度的尊重，人对于意义的一切追求都值得同情和理解，而不应该简单的扼杀。在《论语》中，孔子对于隐者的态度最能体现儒家的这个胸怀：

子露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辏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分歧问题，而是孔子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都是南方的隐者，在那个“礼崩乐坏”、 “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他们对政治十分失望，主张避世独居、洁身自好，他们对于孔子屡次漠视，但是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却很让孔子尊敬，因为这种追求的活动也就是一种神圣的过程，是对于高洁生活的向往。孔子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敌人，而是用博大的胸怀试着理解他们，这正是儒家对于的神圣的高度尊重。当然，儒家也并不是一味的纵容，当“外道”威胁到“仁”、“礼”的时候，儒家就要极力批判。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又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所以他自己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而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也很能反映儒家的这个态度。

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如果说鬼神是人最早感受到的神圣的话，孔子正是要向这种神圣致敬，恰如《礼记》所言：“致其敬于鬼神。”孔子并不是要承认鬼神的真实存在，对于儒家来说，鬼神的有无并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鬼神作为人发现神圣的道路中的一个“路标”，指示了人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当人们沉湎于和鬼神的嬉戏中时，儒家又将用理性的精神告诫人们继续前行。如荀子所言：

“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至也。”又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荀子·天论》)。

以上所述，表明儒家对于“外道”和其他信仰的尊重，凡是追求高尚生活、追求崇高意义、追求神圣的活动，儒家都给予同情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儒家的作用就是要贯通这种神圣的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不能威胁到“礼”，这是底线。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是当儒家拥有话语权的时候，也绝不对其他思想流派“赶尽杀绝”，不把其他思想流派当成“异端”。换句话说，儒家是要将一切的存在都纳入“礼”之中的。这不仅包括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外道”。鬼神和“外道”的存在是人存在的佐证。而且，对于儒家来说，鬼神和“外道”必须还要贯通，这意味着儒家必须有一种气魄去接纳所有的神圣，包容所有的宗教。

“仁”与“礼”结合的这种“礼乐共同体”，要求道德与权力的统一、神圣与世俗的统一、自由与秩序的统一。

它不是刻意将天堂建立在尘世之中，而是首先承认世界本身就是乐土;不是将道德和权力打成两橛，而是认为道德和权力天然的就是一体;不是把时空宰割成阶段和坐标，而是要沟通一切的文明和历史。儒家把他们的这个特点用“中庸”来概括，即所谓：“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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