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作品中孙悟空形象的流变研究

发布时间：2020-08-02 04:02

【摘要】：孙悟空是很多人年少时的英雄偶像,无论是“革命”一代,还是“独生”一代,又或是“网生”一代,关于孙悟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记忆。应该说,在现代中国将近百年的历史中,孙悟空的形象几经变化,但是其总能询唤出中国广大受众一种共同的情感认同。那么,彼时的孙悟空与此时的孙悟空在形象建构上发生了何种变化,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又有何不同。因此,以影视文本中的孙悟空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在历史化的梳理中,去考察孙悟空形象的“流变过程”,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相较于明代以前文艺作品中孙悟空的猴性有余、人性不足,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丰满性与社会性,使其成为了明代以后文艺作品的经典形象底本。到了明代,由于受到明末政权土崩瓦解的影响,孙悟空形象表现出了鲜明的民主主义意味。尤其是晚清时期活跃在“翻新小说”中的孙悟空,更是作为前现代人物开启了中国人观看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角。清代以后,孙悟空形象开始活跃于戏曲舞台之上,并经历了从封建皇权话语中的“妖猴”向革命话语中的反封建“斗士”的逐步转型。1941年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将孙悟空形象首次搬上动画银屏。面对民族的沦陷危机,孙悟空已然成为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斗士”。建国后,中国面临异常复杂的政治形势,此时孙悟空又实现了从“力斗”向破除重重迷雾的“智斗”形象转型。而孙悟空的形象之所以能召唤出民众的认同感,正因为其在所特有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内容”鲜明地契合了中国民众当时的“情感结构”。20世纪80年代孙悟空的形象再次被重构。当时的中国正在除旧布新的十字路口,因此孙悟空被形塑为改革浪潮中“敢问路在何方”的探索者。与此同时,在文艺自觉的“人性”修辞中,电视剧中美猴王之人性美成功地将人们从文革的沉闷中引渡而出,而民族风景的崇高化建构则将人们拉进了对新时期中国未来的积极构想和实践之中。如果说80年代的“孙行者”仍然还包含着一种英雄主义情结,那么在英雄主义被彻底放逐的90年代,孙悟空再度被降格为落寞不堪的失意者。伴随着90年代个体化进程的加快,矛盾、叛逆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与青年文化的主要特征。然而,孙悟空形象在遭遇了后现代式的反叛之后,终究未曾逃过皈依的宿命。伴随新世纪的到来,孙悟空在全球文化保守主义的语境中再次以英雄形象回归。然而,被改写为好莱坞超级英雄的大圣,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相应的文化精神支柱,反而暴露了中国长久以来文化主体性中空的危机。诚然,孙悟空形象虽可以在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逻辑,以及满足不同时代观众的情感需求中被不断形塑与更新,但是其本身所特有的中国精神象征与文化内核不应被消解,这也是我们今后在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重塑文化自信所无法回避的诘问。
【学位授予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J905
【图文】：

唐僧取经,壁画,唐僧

图 1-1 唐僧取经壁画图 1-2 唐僧取经瓷枕到了宋代以后，孙悟空的形象开始在取经故事中固定下来，甚至在诸多文本成为中心角色。在宋代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出现的“猴行者”，可以说吴承恩创作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尽管那时猴行者的形象还不是很丰富，但是已是法力高强、善于变化的形象。书中第二回写道，猴行者初遇唐僧时，幻化成一白衣秀才说道“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①在取经途中，猴行者不但能降妖除魔，还能帮助与点化唐僧，与唐僧情谊深厚、患难与共。这一阶段的猴行者，虽然是一只猴精，但是主动护唐僧求大道，已是颇明佛理的形象。而法力高强的护法僧形象的加入，也使得唐玄奘取经的故事脱离原来的史料记载，开始具有了神话色彩。只是此时的猴性者还缺少“人性”化的注入，人物的个性非常单一。

唐僧取经,瓷枕

造型,孙悟空

图 2-1 米老鼠造型图 2-2《铁扇公主》中的孙悟空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万氏兄弟基于前作的反思与总结对《大闹天宫》的“民族形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索，其中孙悟空作为被展示的核心景观，完全摆脱了迪士尼动画片的影响，成为了中国式角色造型样式的经典。《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借用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京剧式脸谱形象：棕色的毛发，白面绿桃页眉，大红色的巨大眼眶中间是一双机敏的眼睛，嘴是雷公嘴。孙悟空脸部的这种不稳定的结构的设计，也使得其叛逆的个性得到了极大的突出。与此同时，孙悟空在服饰造型上仍沿用了《铁扇公主》中的武生装扮，其中红、黄、绿鲜明的服装色彩对比勾勒出了孙悟空作为灵猴的活泼特性。在行为动作上，孙悟空的打斗场景也化用了戏曲化、程式化的表演动作。当然，万氏兄弟在《大闹天宫》所设计的孙悟空的“身体 ,之所以能够生成“主体”，还在于其所有具有的社会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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