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电影”概念转换的复杂性考察
发布时间：2021-10-05 01:41
作为电影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基石性概念,"电影"的生成与确立表征着中国人电影思想、审美观念现代化的复杂历史进程。1930年代,"电影"逐步摆脱与"影戏"一词混用的状态,但并未成为唯一、合法的概念,"软""硬"之争和"有声电影"之辩也彰显了国人对"电影"独立性、艺术性的艰难探索。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概念的确立,过程远比结果复杂,其间的断裂更加值得注意。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0(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对明星公司无声电影《路柳墙花》与有声电影《空谷兰》的宣传
四是可意识形态化。同样是在1930年代,电影的“软”“硬”之争使“电影”凝结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其内涵与外延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软性电影”论者讽刺左翼电影“放着纯正的艺术不理,而去采用什么主义,什么化,什么派”[16],并延伸至电影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歧表达。如果说“硬性电影”论者是社会派[17],那么“软性电影”论者则是艺术派、娱乐派,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电影的后来发展。在“电影”的概念化过程中,辞典、工具书和时人的电影理论著作是重要的窗口。光华书局的《新文艺辞典》(1931)、新生命书局的《新名词辞典》(1934)和中华书局的《辞海》(1937)均将“电影”定位为“第八艺术”,并有“有声电影”的词条解释其录音原理。1929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万有文库》,“共一千种约十二万页正编分装两千册”,其中的“百科小丛书”中便有郑心南译的《电影艺术》(1926)。从内容上来看,该书开启了对“电影”的内涵与外延的学术讨论,其中囊括了从电影的本质到剧本、导演、摄影技巧、演员、片场、影院甚至是鉴赏方面的知识。虽然作者称书名用“映画艺术”似较妥当,但考虑到在国内易遭误解,就姑且用了“电影艺术”之俗名,可见“电影”一词在当时并未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但从郑心南开始,有关“电影”的学术探讨随之开始。一大批电影史、电影理论著作与译作在1930年前后涌现,且多数使用的是“电影”而非“影戏”一词。代表者如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1927)、程树仁《影戏年鉴》(1927)、黄子布和席耐芳译《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1933)、洪深《电影术语词典》(1935)、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凌鹤和沈西苓的《电影浅说》(1936)、宗亮东《教育电影概论》(1936)、徐公美《电影场》(1937)、王平陵《电影文学论》(1938)等。这些将“电影”俗语广泛运用于电影内涵探讨的理论书籍,无形中推动了该词的概念化进程。“电影”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技术概念和学术概念,基本上也在1930年代末期被确定了下来。
1930年代从“影戏”到“电影”的概念转换,不仅是“电影”一词被确定为基本概念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身处政治性和娱乐性等工具理性的夹缝、艰难寻找自身独立性的过程。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电影”概念的形塑过程,事关电影本性的“软”“硬”之争便是题中之义了。1933年,黄嘉谟在《现代电影》上连续两期发表了《电影之色素与毒素》《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两篇文章,批评电影界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由此掀开了“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他说:“目前中国影片变成硬化的原故,由来极为复杂。一般无聊的影评刊物,动辄侈谈意识,而所谓意识云者,简直都有着很浓厚的左倾色彩。”[18](P3)穆时英则在《当今电影批评检讨》中直接指责这些“左倾”影评家,说“他们的影评与其说是艺术批评,还不如说是剧本判断”[19]。“硬性电影”支持者夏衍以“罗浮”为笔名发表《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一文,回击既得利益群体中的“洋场恶少”:“为什么他们不愿电影观众感受进步的思想?不是为了他们‘神经衰弱",而老老实实地只为着他们在现社会秩序中所‘盘踞"的地位。”[20]此后,王尘无、鲁思、唐纳、舒湮等左翼影评人纷纷撰文,针对“软性电影”论做出反诘。相比左翼阵营对电影意识形态内容的关注,“软性电影”论者则更多关注的是电影艺术的形式问题。概言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电影的工具性问题,即电影应当是娱乐的工具,还是宣传的工具。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近代中国电影的源起、生成与演变[J]. 王杰泓,陈姝. 学习与实践. 2019(03)
[2]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中国学派的形态及其意义[J]. 丁亚平. 电影新作. 2018(01)
[3]电影是什么? 戏剧是什么?——试论中国电影理论的“戏剧情结”[J]. 包卫红. 中国比较文学. 2015(01)
[4]对电影“软硬之争”的再认识[J]. 秦翼.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13(03)
[5]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论争的启示[J]. 孟君. 当代电影. 2005(02)
[6]对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争”的重新检视[J]. 黄献文. 电影艺术. 2002(03)
本文编号：3418746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0(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对明星公司无声电影《路柳墙花》与有声电影《空谷兰》的宣传
四是可意识形态化。同样是在1930年代,电影的“软”“硬”之争使“电影”凝结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其内涵与外延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软性电影”论者讽刺左翼电影“放着纯正的艺术不理,而去采用什么主义,什么化,什么派”[16],并延伸至电影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歧表达。如果说“硬性电影”论者是社会派[17],那么“软性电影”论者则是艺术派、娱乐派,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电影的后来发展。在“电影”的概念化过程中,辞典、工具书和时人的电影理论著作是重要的窗口。光华书局的《新文艺辞典》(1931)、新生命书局的《新名词辞典》(1934)和中华书局的《辞海》(1937)均将“电影”定位为“第八艺术”,并有“有声电影”的词条解释其录音原理。1929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万有文库》,“共一千种约十二万页正编分装两千册”,其中的“百科小丛书”中便有郑心南译的《电影艺术》(1926)。从内容上来看,该书开启了对“电影”的内涵与外延的学术讨论,其中囊括了从电影的本质到剧本、导演、摄影技巧、演员、片场、影院甚至是鉴赏方面的知识。虽然作者称书名用“映画艺术”似较妥当,但考虑到在国内易遭误解,就姑且用了“电影艺术”之俗名,可见“电影”一词在当时并未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但从郑心南开始,有关“电影”的学术探讨随之开始。一大批电影史、电影理论著作与译作在1930年前后涌现,且多数使用的是“电影”而非“影戏”一词。代表者如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1927)、程树仁《影戏年鉴》(1927)、黄子布和席耐芳译《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1933)、洪深《电影术语词典》(1935)、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凌鹤和沈西苓的《电影浅说》(1936)、宗亮东《教育电影概论》(1936)、徐公美《电影场》(1937)、王平陵《电影文学论》(1938)等。这些将“电影”俗语广泛运用于电影内涵探讨的理论书籍,无形中推动了该词的概念化进程。“电影”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技术概念和学术概念,基本上也在1930年代末期被确定了下来。
1930年代从“影戏”到“电影”的概念转换,不仅是“电影”一词被确定为基本概念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身处政治性和娱乐性等工具理性的夹缝、艰难寻找自身独立性的过程。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电影”概念的形塑过程,事关电影本性的“软”“硬”之争便是题中之义了。1933年,黄嘉谟在《现代电影》上连续两期发表了《电影之色素与毒素》《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两篇文章,批评电影界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由此掀开了“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他说:“目前中国影片变成硬化的原故,由来极为复杂。一般无聊的影评刊物,动辄侈谈意识,而所谓意识云者,简直都有着很浓厚的左倾色彩。”[18](P3)穆时英则在《当今电影批评检讨》中直接指责这些“左倾”影评家,说“他们的影评与其说是艺术批评,还不如说是剧本判断”[19]。“硬性电影”支持者夏衍以“罗浮”为笔名发表《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一文,回击既得利益群体中的“洋场恶少”:“为什么他们不愿电影观众感受进步的思想?不是为了他们‘神经衰弱",而老老实实地只为着他们在现社会秩序中所‘盘踞"的地位。”[20]此后,王尘无、鲁思、唐纳、舒湮等左翼影评人纷纷撰文,针对“软性电影”论做出反诘。相比左翼阵营对电影意识形态内容的关注,“软性电影”论者则更多关注的是电影艺术的形式问题。概言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电影的工具性问题,即电影应当是娱乐的工具,还是宣传的工具。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近代中国电影的源起、生成与演变[J]. 王杰泓,陈姝. 学习与实践. 2019(03)
[2]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中国学派的形态及其意义[J]. 丁亚平. 电影新作. 2018(01)
[3]电影是什么? 戏剧是什么?——试论中国电影理论的“戏剧情结”[J]. 包卫红. 中国比较文学. 2015(01)
[4]对电影“软硬之争”的再认识[J]. 秦翼.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13(03)
[5]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论争的启示[J]. 孟君. 当代电影. 2005(02)
[6]对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争”的重新检视[J]. 黄献文. 电影艺术. 2002(03)
本文编号：341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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