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语境下疗愈机制在Vlog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

发布时间：2021-10-22 09:14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健康危机。经历了创伤事件,个体内心形成了痛苦的创伤记忆,需要被治愈。而在人与人无法面对面传达情感的特殊时期,纪实影像成了疗愈创伤的重要工具。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影像创作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人参与到Vlog纪录片的创作中,Vlog纪录片成为每个公民表达自我情感的重要的纪实影像。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大背景下,Vlog纪录片通过创伤叙事和关注人的"主体性"形成疗愈机制,对其创作环节中涉及的拍摄者、被摄对象、观众三个层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疗愈作用。文章主要围绕这三个层面具体探讨Vlog纪录片疗愈机制的建构。 

【文章来源】：影视制作. 2020,26(10)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第10集中朱红女士的自白

被摄对象是Vlog纪录片创伤叙事的主人公，对其疗愈发生在自我和他者疗愈过程中。第一，自我疗愈。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联系着的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自我的对象化的过程。对拍摄对象的疗愈发生在其不断寻找自我、确认自我的过程。在拍摄过程中，被摄对象必须向镜头直面创伤，经历创伤事件，唤起创伤回忆，在自恋似的讲述和情感表达中找到身份认同和心灵的宁静。那些外省援助武汉医疗队的女医护人员，承担着母亲与医生的双重身份，因疫情原因，她们被迫与孩子分离，其母亲身份被剥夺，由此形成了创伤。对其的疗愈必然伴随着母亲身份的回归。在《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中，北京一名援助武汉医疗队医生阮征，面临着与家人分离的境遇，她只能通过回忆与女儿的快乐时光来寄托思念之情，回归母亲身份，进行自我疗愈。同时，对于像阮征这样的同时又是拍摄者的被摄对象，用镜头记录、对着镜头讲述也是其表白其内心，进行自我疗愈的方式。例如，上海医生应佑国通过拍摄《抗疫·佑国Vlog》来记录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一线抗疫日常，疗愈他人同时也疗愈自我。此外，被摄对象作为观众的再次观看，带来第一视角的沉浸与第三视角的理性也会产生一定的疗愈效果。第二，他者疗愈。他者与自我是对立统一的。自我与他者密不可分，他人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自我，我们通过自我映照在他者的镜像认识自我。自我的疗愈与他者的关怀密切相关。同样是阮征的故事，在影片中，她每晚都会与家人视频聊天（如图3所示），互相分享生活与关心。对于阮征来说，每次与女儿通话就是一次心灵的疗愈，女儿的介入带来了她母亲身份的认同。图3《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第11集中阮征医生和家人视频通话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第11集中阮征医生和家人视频通话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纪录片内外：一种治愈的发生[J]. 刘洁.  当代电影. 2020(03)
[2]创伤记忆的影像叙述与文化反思[J]. 路春艳,张志秀.  当代电影. 2019(05)
[3]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J]. 王建会.  文艺理论研究. 2017(02)
[4]《转山》:壮游文化与疗愈系电影[J]. 曹予恩.  电影艺术. 2012(01)



本文编号：345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