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翻译学的重译动因研究

发布时间：2021-09-23 05:12

　　国内外重译理论对重译动因（动机与原因）有不少假设,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不同语言文化实证研究的印证。本文旨在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考察重译动因的问题。以生态翻译学观之,重译动因至少包括以下三点:选择重译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选择重译以适应文本生态的变化;选择重译以适应翻译群落生态及其变化。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背景下,许多中国文学文化典籍需要重译,而其重译动因可从生态翻译学获得科学合理的解释。 

【文章来源】：上海翻译. 202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重译研究“路线图”

为什么生态翻译学对国内研究者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态范式，方兴未艾”(方梦之，2013:i)，生态翻译学做到了与时代脉搏一起搏动，顺应了时代的学术思潮;第二，作为一种新兴的译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生态翻译学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其理论具有极强的“弹性”和“柔度”，易学易用;第三，生态翻译学对包括重译在内的许多翻译现象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重译的许多问题，如重译类型、重译假设、重译动因、重译功能等均可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进行考察。以皮姆(Pym,1998:82)的“消极重译”(passive retranslation)和“积极重译”(active retranslation)为例，“消极重译”指共时地缘政治或方言边界内相互之间没有竞争性的译本;“积极重译”则指同一文化地理或时代环境中具有竞争性的译本。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夏颖慧的《傲慢与偏见》译本可看作是50年代王科一译本的消极重译，因为它们同属汉文化圈但由于所处环境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而没有竞争，同时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各自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是“适者生存”的典范。(Tian,2015:246)同样是《傲慢与偏见》，因为不少出版社和译者的追名逐利，中国大陆90年代之后陆续出现了60多个译本。(Xu&Tian,2014:247)这些译本之间明显存在着竞争，因而可视为积极重译，但受读者青睐的只有孙致礼译本等，很多译本都为市场所淘汰，“优胜劣汰”“汰弱存强”的生态法则普遍存在于积极重译之中。3．重译动因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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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4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