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建筑空间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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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小说的体裁惯例、叙事结构和美学典范在明代即已大备，而明代的文人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文学革命，是与他们的建筑趣味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在章回小说诞生之前，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尚不具备大型的长篇叙事虚构作品，这意味着明代作家没有现成的文学技巧和叙事结构可以借鉴。在此关头，中国建筑的空间组合艺术给了明代文人诸多启示和灵感。而历史事实证明，明代文人大都具有独特而典雅的建筑趣味。

与西方建筑在单一围合空间中扩大体量一样，西方长篇小说也主要在一个情节框架内扩展篇幅；与中国古代建筑“院落式”结构相对应的，则是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所采用的那种所谓的“缀段性”结构。

一

　　王国维说得好：“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正因为常见的文学体裁在以前的朝代都取得了难以逾越的成就，所以明代文人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几乎所有的体裁都已被前人写尽且取得辉煌成就的情况下，创造出足以代表自己时代的文学？最终，他们选择了一种被前人视为“小道”而加以轻视的文体——小说来加以发展。几经耕耘和努力，明代文人取得了成功，他们把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从“小道”发展为文学大国，使之成为自己时代的文学代名词，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主流从“抒情”到“叙事”的转变。

　　明代小说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有“四大奇书”之称的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如果再加上清代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有所谓明清“六大古典小说”之称。对于这些作品，“五四”时期的文化旗手们（如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为了证明他们的“白话文学”或“俗文学”观念的合理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源于民间的文体。但如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明清章回小说是一种“文人小说”，是一种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

　　章回小说的体裁惯例、叙事结构和美学典范在明代即已大备，而明代的文人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文学革命，是与他们的建筑趣味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在章回小说诞生之前，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尚不具备大型的长篇叙事虚构作品，这意味着明代作家没有现成的文学技巧和叙事结构可以借鉴。在此关头，中国建筑的空间组合艺术给了明代文人诸多启示和灵感。而历史事实证明，明代文人大都具有独特而典雅的建筑趣味。

二

　　明清章回小说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借鉴主要体现在“结构”上。

　　在结构上，中国古代建筑与明清章回小说都体现了一种组合艺术的特点，它们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群”；而且，为了适应各种功能上的需要，它们还可以不断地重复这种组合而形成更大的结构性的“群”。所以，从结构上来说，无论是作为“空间艺术”的中国古代建筑，还是作为“时间艺术”的明清章回小说，其实都是一种利用一定的结构“单元”而进行多重组合的艺术。

　　从整体上观察，中国古代建筑的“院落式”结构与明清章回小说的那种特殊的组合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

　　建筑的结构或组合模式归根结底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而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对建筑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如居住、聚会、祭祀、朝会、游玩等；而有些人类活动对建筑空间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如祭祀、朝会），所以为了满足人类这方面的需求，就经常需要扩大建筑规模。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建筑，其扩大规模的方式并不相同，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种，李允鉌在《华夏意匠》中指出：“一种就是‘量’的扩大，将更多、更复杂的内容组织在一座房屋里面，由小屋变大屋，由单层变多层，以单座房屋为基础，在平面上以至高空中作最大限度的伸展。西方的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基本上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又高又大的建筑物，取得了巨大而变化丰富的建筑‘体量’。另一种就是‘数’的增加，将各种不同用途的部分分处在不同的‘单座建筑’中，由一座变多座，由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中国古典建筑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方式，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包括座数极多的建筑群。”事实也确实如此，与西方重视“单体建筑”的体量扩展不同，中国古代高度重视“院落式”群体建筑的总平面布局。从属于西周早期的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建筑的考古基址复原平面图来看，就已经是标准的“组合式”院落建筑了，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而不变，到清代的故宫，可谓达到了“组合式”院落建筑的顶峰。

　　与西方建筑在单一围合空间中扩大体量一样，西方长篇小说也主要在一个情节框架内扩展篇幅；与中国古代建筑“院落式”结构相对应的，则是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所采用的那种所谓的“缀段性”结构。所谓的“缀段性”，原是一些西方汉学家和一些盲从他们的中国学者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情节有机统一性的观点，而对明清章回小说缺乏艺术整体感，也就是缺乏结构意识的一种讥评。可事实上，，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缀段性”结构本身也不是全盘否定的，他认为“缀段性”结构只是对简单情节来说才是最差的，对于复杂情节则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于复杂情节来说，“缀段性”不但没有坏处，反而颇有好处：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它可以起到增加作品长度、丰富作品内容并增加叙事效果的作用。而且，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一种旨在超越“因果律”和“时间律”并照样可以达到“整体感”和“统一性”的叙事结构，而这种容量更大、情节也更为复杂的叙事结构正是通过“缀段性”来实现的。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所谓“缀段性”结构，其实正是一种超越了“因果律”和“时间律”而同样具有“整体感”和“统一性”的叙事结构。

　　正因为注重“组合”，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以“院”而不是以“间”作为意义单位。在描述一个建筑群的规模时，中国古人一般不用“单座”的“座” ，而是常用“几间几院” 。所谓“间”（或“开间”），是指在平行的纵向的柱网线之间的面积。“间”往往用于计算“单座建筑”的大小，其实就是最小的房屋计量单位。至于“院”，则是用来表示建筑群的概念，也是建筑最小的意义单位。几个“单座建筑”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从东南西北四方进行围合，就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建筑群——“院”，更大的建筑群则是多个“院”的组合和勾连。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哪怕是最简单的“院”也可以表现出长幼、尊卑之序，更可以为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提供起码的生活空间，所以“院”也就成为了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一些大型建筑群，看上去非常复杂，但只要我们抓住“院”这个基本单位，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其组合原则和设计理念。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与“间”对应的是“回”。“回”在章回小说中，就像“间”在古典建筑中一样，仅仅是一个“计量单位”，其作用性并不明显。在明清章回小说中，也存在一个类似“院”一样的意义单位。多个“院”构成的“院落式”结构，正是明清章回小说的所谓“缀段性”结构，而这正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有别于西方的典型特征。

　　俄国汉学家李福清说得好，“回”仅仅能用作章回小说的“计量单位”，“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却需要找出它的更大一些的单位，……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其大小是继某一举动之后依次进行的一个‘建筑’故事的单位。 ”其实，李福清要找出的也就是叙事文本中类似“院”一样的结构单位。在考察明清章回小说部分与整体的组合或连缀关系方面，美国学者浦安迪做了很多工作。他认为，明清章回小说整体形成了所谓的“百回”定型结构，而“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文人小说家们又把惯用的‘百回’的总轮廓划分为十个十回，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律动”。在“十回”主结构中，还存在“次结构”的问题，即每十回中的第五、第九、第十回在布局中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在“十回”之上，则还有更大的组合单元，这种组合最典型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所谓“把全书划分为前后两半截的写法”，第二种是所谓“富有对称感的20-60-20叙述程式”。

　　仔细分析起来，中国古代建筑的“院落式”结构与明清章回小说的“缀段性”结构，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前者存在于建筑里，而后者存在于叙事文本中。

三

　　当代华裔汉学家林顺夫认为：“所有中国传统小说都显示出一种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由松松散散地连在一起的片段缀合而成的情节特性……而且，这种缀段组合的特性，也为中国叙事文体的其他种类，如历史散文、传记文学、古典故事（传奇）和白话小说所共有。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一结构特性视为中国传统叙事文体的显著特征。”中国的叙事文学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性，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特殊的宇宙观，而这种宇宙观则归结为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这种和西方“从属思想”迥异的思想方法叫做“关联思维”，“在关联思维里，整体一致性的维持，不是靠使所有部分从属于一个外部的初始原因，而是靠使它们通过内在的协调、平衡和一致而相互关联。”

　　如此看来，无论是中国建筑的“院落式”结构，还是明清章回小说的“缀段性”结构，其实都是中国特殊的宇宙观及其“关联式”思想方法的产物。但“宇宙观”“思想方法”这样高度抽象的说法（而且还是今天的研究者们重构的产物），对于明清时期急于找到一种合理而又适用的结构方式，以便架构起像“章回小说”这样前所未有的文学叙事大厦的小说家来说，实在是显得有点空洞和遥远。而建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建筑还是一个思想的范畴”，所以，我们认为：富有建筑艺术修养的明清文人小说家从建筑的空间组合模式中，寻找到了架构章回小说这一“新文体”的叙事结构。

　　考虑到中国的叙事文学一直要等到明清章回小说的出现，才可算得上是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叙事传统，而这种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建筑空间息息相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建筑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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