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写生

发布时间：2020-08-04 19:34

【摘要】：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宋太祖由于其自身的即位方式而导演了“杯酒释兵权”,自此宋王朝走上了偃武修文的发展道路,抛开社会影响不谈,这对于艺术来说无疑是个大繁荣的契机。加之画学与画院的构建,有宋以来大兴科举、更以科举体例选拔画家,欧阳修等人偏重“内圣”的诗文改革运动,二程、朱熹等人参以道释精神的理学系统的成熟,所有的一切促成了以“宣和体”为代表的北宋花鸟画——以极理性的格物方式和诗意的情怀为自然传神的花鸟画样式——的大繁荣。在中国画的历史演进中,很早就出现了“形”与“神”这一组二元对立,该二元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的,只有形神兼备才能感染观者,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可谓提得极为精当。随着历史的发展,绘画也逐渐从为政治教化所倡导的历史故实、道释人物等题材中解放出来,山水、花鸟等也相继独立成科。随着“以形写神”的主张逐渐从人物题材的绘画中跳出来并发展为统摄人物、山水、花鸟的普适性原则,“写真”、“写貌”等概念至晚在彦琮《后画录》中发展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写生”,该概念至晚在宋时被广泛使用——“写生赵昌”的出现说明其时“写生”是专指花鸟画的。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国门打开之后徐悲鸿等人引入中国的西方学院体制之下,“写生”就从一种创作方式变为了一种造型能力的训练方式,今人对“写生”的诸多误解也多由此而来。本文拟从观照自然、画面表达与情思的渗透等方面来谈北宋时期院体花鸟画的“写生”——一种建立在中国传统自然观之上的、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其文质彬彬的定位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当代尤其具有救弊意义。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J21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