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_论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

发布时间：2016-12-01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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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 投稿：陶踠踡

 

 

中图分类号：K249；K204.2；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6)01～0057～09《史记》在汉代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的评论，褒贬不一。到了宋代，真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此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出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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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7期

　　 中图分类号：K249；K204.2；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6)01～0057～09

 

　　 《史记》在汉代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的评论，褒贬不一。到了宋代，真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此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出现兴盛局面，对于促进《史记》的广泛传播与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据统计，清代研究《史记》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达300多人。除考证《史记》历史事实、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外，评论成为清代《史记》研究的一大成就，评论形式较为多样，或评点，或论文，或札记，或序跋，或书信，等等。还有许多古文选本，如《古文析义》《古文观止》《古文眉诠》等也都选取《史记》作品并有较多评论。此外，小说戏剧评点时往往也把《史记》与之比较。在清人的《史记》评论中，文学评论(含评点)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就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进行探析。

 

　　 由于《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所以清代有关《史记》文学评论大都建立在历史评论的基础之上，历史评论与文学评论很难截然分开。也有部分著作偏重于《史记》艺术特点的分析，如篇章结构、叙事手法、人物刻画、修辞用字等。文学评论较为集中的资料主要有：

 

　　 金圣叹：明末清初人，曾评点《史记》，与《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列为“六才子书”，虽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史记》评本，但他评点的《才子古文》保存了他评选的《史记》论赞90多篇。他还在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中，把小说、戏剧与《史记》进行比较分析。

 

　　 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二编共收《史记》作品36篇，并加文学评点，推崇司马迁《史记》叙事写人的笔法。

 

　　 孙琮：《山晓阁史记选》，选《史记》作品105篇(或者节选)，加以圈点和评论，篇末附有各家评论。总体上着重于文学评论。

 

　　 吴见思：《史记论文》130卷。这是清代评点《史记》文学成就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对《史记》130篇逐一进行评点，其中文学评论最为突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这是清代以来一部流行广泛的古文选本，其中选录《史记》作品15篇，详加注释，特别注重作品的章法结构，每篇有尾评，集中评论每篇的艺术特点。

 

　　 徐乾学：《古文渊鉴》，其中收录《史记》作品14篇，并加以点评。

 

　　 汪越：《读史记十表》，阐发《史记》十表的主旨、书法、读法等。其中对每表序言的分析颇有见地。

 

　　 储欣：《史记选》，选录《史记》作品57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皆选，而且“秦以前十之二，秦以后十之八”，重视当代。每篇有点评。

 

　　 李晚芳：《读史管见》3卷，其中选录《史记》及《报任安书》37篇，有行批、眉批、篇后评等，且常引前人评论。

 

　　 汤谐：《史记半解》，选录《史记》68篇文章进行圈点批注。对《史记》文学特点多有阐发。

 

　　 蔡世远：《古文雅正》，这是一部古文选本，选录和评点《史记》作品10篇。

 

　　 汪基：《古文喈凤新编》选录和评点《史记》作品8篇。

 

　　 李光地：《古文精藻》选录和评点《史记》作品5篇。

 

　　 方苞：桐城派代表人物，有《评点史记》《史记注补正》以及“读史记”22篇(《望溪先生文集》)等著作。用“义法”评论《史记》的叙事特点，颇有影响。

 

　　 牛运震：《史记评注》12卷，对《史记》130篇逐一进行评点、注释，论述《史记》文章笔法，每篇还收录前人的许多评论，略具辑评特点。

 

　　 浦起龙：《古文眉诠》，收录《史记》作品44篇，评点着重于章法结构和艺术特点。其《酿蜜集》中还有《班马异同》一文，对《史记》《汉书》进行比较研究。

 

　　 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2卷，选取《史记》的《项羽本纪》《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7篇作品详加分析，对各篇艺术特点分析透彻，每篇前有细致的“读法”提示。

 

　　 姚苎田：《史记精华录》，选取《史记》51篇作品加以批注，有眉批、夹批、篇末评语等，尤其注重艺术手法的分析。这是清代流行较广的一个《史记》选本。

 

　　 刘大櫆：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其《论文偶记》谈论古文写法，多处论述《史记》的文章风格。

 

　　 姚鼐：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古文辞类纂》收录评论《史记》作品7篇。《惜抢轩笔记》中亦有《史记》评论。

 

　　 邵晋涵：《史记辑评》，在明代邓以瓒《史记辑评》基础上加以发展，批注《史记》作品共95篇(段)。其中辑录前人评论，颇有价值。

 

　　 邱逢年：《史记阐要》，在阐述《史记》体例方面卓有见解。另有《史记测义举隅》等。

 

　　 章学诚：《文史通义》，虽不是专门研究《史记》著作，但其中对《史记》的文学特质多有论述。

 

　　 高嵣：《史记钞》，节选《史记》文、序、赞77篇进行评点，且引用各家评论。《史记钞》是《史记》文学评点中较为突出的一部著作。

 

　　 丁晏：《史记余论》，在论及《史记》取材、缺补、注释等之外，论述历史政治得失，同时也盛赞司马迁多样的文笔。

 

　　 程余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是明代《史记评林》后一部重要的辑评著作，但所集大都是《评林》后如徐与乔、方苞、吴见思、牛运震等人之说，亦往往间有程氏之自评。尤其是在《史记》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价值[1]。

 

　　 吴德旋：桐城派重要人物，其《初月楼古文绪论》，谈论古文做法，多处涉及《史记》文章特点。

 

　　 林伯桐：《史记蠡测》，涉及《史记》56篇的史实评论和文学评论，注重《史记》文法。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史记》，对《史记》字句、用意、文章进行评议，其中对司马迁的文笔极为赞誉。

 

　　 王拯：桐城派作家，将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评点《史记》的评语汇编为《归方评点史记合笔》，主要是文学评点。

 

　　 刘熙载：《艺概》，虽不是专门评论《史记》的著作，但其中多处论述《史记》的文章特点，颇为精彩。

 

　　 吴汝纶：《点勘史记读本》130卷，对《史记》各篇圈点，主要是眉批和篇末总评。被视为桐城派评点《史记》的殿军之作，专论文章气脉，且汇释各家《史记》评语，颇有影响。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清代著名古文选本，其中选录《史记》及《报任安书》共10篇(段)，每篇有旁批、眉批、总评、音义、序介五部分，其中序介对全文进行串讲，与一般古文选本颇有不同。

 

　　 李景星：《史记评议》，是清代后期评点《史记》的一部重要著作，对《史记》130篇逐一进行评点，尤其是文学特点的挖掘颇有新意。此书1932年由济南精艺印刷公司刊印，笔者将另文论述。

 

　　 其他如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吴敏树《史记别钞》等，对《史记》的文学特点都有一定的评论。另外，许多考证性著作中也涉及《史记》的文学特征，还有大量评论《史记》艺术特点的论文散见于学者著作之中，兹不一一罗列。

 

　　 对于《史记》的文学评论，汉魏六朝时期就已出现，但较为简略。唐宋以后，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记》的文学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盛行，出现大量的《史记》评点著作，挖掘《史记》在写人叙事等方面的特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清人《史记》文学评论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传统课题在深入，新出课题有见解。

 

　　 班马异同问题。从汉魏六朝时期开始，许多学者就《史记》《汉书》进行比较分析，到宋代甚至形成专门的学问，出现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评》、娄机《班马字类》这样的著作。明代对此问题继续探讨，如许相卿《史汉方驾》等。清代对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发展。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是两部专门研究马、班异同的著作。蒋中和、徐乾学、沈德潜、浦起龙、邱逢年等都有专文论述，其他如钱谦益、顾炎武、牛运震、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也有一定的评说。涉及马班思想比较、文字比较、体例比较、风格比较等方面。有宏观，有微观。浦起龙《班马异同》指出两书“体制不同”、“格力不同”、“意致不同”等，“然固之书，实有未及迁者”[3]246册卷2，26。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的评论可以说是最为精彩的，他认为《史记》《汉书》各有特色：“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4]49～50对马、班两人的不同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

 

　　 《史记》的论赞，是体现《史记》思想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代对此有一定评论，但褒贬不一，清人对此却予以高度评价。如王治皞《史记榷参》曰：“太史公论赞，不数言辄开阖顿挫，此所以为文字之祖也。”评价颇高。牛运震《史记评注》卷1说：“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牛氏的评论，对“太史公曰”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对每一篇论赞的评论也较为透彻，如评《酷吏列传赞》：“赞语与列传意义各别，列传多深疾酷吏之词，满腹痛愤；赞语即摘酷吏之长，以为节取，此褒贬之互见，而抑扬之并出者也”，指出该篇论赞的独特意义。清代的《史记》选本和古文选本，大都注重选择《史记》论赞进行点评，如金圣叹《才子古文》选择了90余篇论赞，储欣《史记选》共选《史记》作品55篇，其中序赞就有30篇。有些评点家的评论非常精彩，如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评《五帝本纪》“太史公曰”：“通篇俱是发明所以作《五帝本纪》之意。首段以书之有详有略、人之有言有不言，反复顿挫。次以游历得之长老者为证，再次以考之《春秋》《国语》及他说者为据，而总归之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作收束，见非此则疑者终不能信，惟此则能信而择之也。故末段点明择其言尤雅者作结。文仅二百余字，而转折之多，承接之妙，音节之古，结构之精，有难以悉举者，要在善读之士一一静会之。”抓住了论赞的层次结构和关键点，颇有眼力。

 

　　 明代初步提出《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问题，清代进一步探讨。有学者评点指出《史记》具有小说特点。如吴见思《史记论文》评《司马相如列传》：“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纤婉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评《伍子胥列传》：“子胥事于《左传》《国策》《国语》及《越绝书》《吴越春秋》中看熟，觉姿致少减。然一篇大传，兼总条贯，不得不删繁就雅，故以体裁胜，不以韵致胜。读此传过，再看吹箫吴市、投金濑女诸事，便近小说矣，不可不知也。此篇只以紧凑贯穿见妙，故子胥谏词亦只约略写。庄子云：‘指马之一体而名之，马不见也；立一马而马之百体具矣’。极似此文。”郭嵩焘《史记札记》评《李斯列传》：“史公传李斯，历载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传说，故于此叙二世斋上林，居望夷宫，射行人，及自杀事，又赵高上殿，殿欲毁者三，皆如小说家言。”这些评论，实际上看出了《史记》写人叙事中的小说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小说评点家把《史记》与小说进行比较，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认为《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史记》的写人艺术，并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戚蓼生《红楼梦序》说《红楼梦》“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看出《红楼梦》与《左传》《史记》在艺术上有相似之处。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何彤文《注聊斋志异序》：“《聊斋》胎息《史》《汉》，浸淫魏晋六朝，……至其每篇后异史氏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看出《聊斋志异》与《史记》在体例上的关系。樵余《水浒后传论略》：“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这些评论，是对明代《史记》与小说关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具有重要意义，是六朝文论的先声[5]，清前学者对发愤著书理论有一定理解，清人的认识也有深刻之处。金圣叹评《屈原贾生列传》：“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牛运震评《酷吏列传》：“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戒之至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袁文典《永昌府文征》卷12《读史记》指出：“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发愤之所为作。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之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这段评论，代表了清人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深刻认识。

 

　　 清人在文学评论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课题，且能够从理论上总结《史记》的特点。如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用“义法”论《史记》，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在《古文约选序例》中又说：“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这在《史记》文学评论中是新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具体要求就是“辞尚体要”，他在评《汲郑列传》时指出：《史记》“于萧相国非万世之功不著，于留侯非天下之所以存亡不著，于汲黯非关社稷之计者不著，所谓辞尚体要也”。桐城派另一代表人物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用“奇”“高”“大”“远”“疏”“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的特点：

 

　　 文贵奇。……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便是奇气。……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

 

　　 文贵高。……昔谓子长文字峻。震川谓此言难晓，要当于极真极朴极淡处求之。

 

　　 文贵大。……古文之大者莫如史迁。震川论《史记》，谓为大手笔，又曰“起头处来得勇猛”，又曰“连山断岭，峰头参差”，又曰“如画《长江万里图》”，又曰“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此气脉洪大、丘壑远大之谓也。

 

　　 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昔人谓子长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笔墨蹊径之外，又谓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而无笔墨之迹，故太史公文并非孟坚所知。……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自太史公后惟韩、欧得其一二。

 

　　 文贵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力大则疏。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子长拿捏大意，行文不妨脱略。

 

　　 文贵变。……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6]6～9。

 

　　 刘大櫆的评论，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体系，说明清人已注意古文理论的归纳。而对于《史记》文法的推崇，比方苞的“义法”丰富了许多。再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6中曾赞叹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列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顾炎武的评论，提出一个重要课题，即《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司马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字里行间，这个重要课题今人有更深入的理解①。汤谐《史记半解·杂述》中也对《史记》文章进行理论归纳：“文章之有法度也，非自法始也，必先有其意而后法以运之，意者一篇之主宰而文之所由生。意不高，虽有良法无所附丽；然意立而法不密，则无以达意。而文之疎法不浑则有无以藏意，而文失之浅。”“文章之道有三：曰意，曰法，曰神。意之本在识，识高则意高；法之本在心，心细则法细；神之本在养，养到则神到。”指出意、法、神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文章思想和立意。牛运震《史记评注》评《五帝本纪》时又提出情、事之关系：“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盖他史只是书事，而《史记》兼能写情。情与事并，故极往复缠绵。长言不厌之致。”又曰：“一部《史记》，皆当以此字(“雅”)领略之也。”情、事、雅构成了《史记》文章的独特韵味。邱逢年在《史记阐要》中指出《史记》五种体例的整体系统性：“本纪为全书之冠，表、书、世家、列传，皆发明本纪，相辅以成书。”并且对合传、附传的类型进行了细致分类。清人还特别提出《史记》读法问题，牛运震评《太史公自序》时特别强调此篇在全书中的地位：“须读此篇，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而不得其解，仍于此篇求之。”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对七篇作品提出细致的读法，引导读者深刻领会《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项羽本纪读法》：“先当一气读，不一气读，则不能悉其本末意义、脉络通贯，而旨趣不得而出也。然又须分段细读，不分读则不能得其顺逆、反正、隐显、断续、开合呼应诸法，而旨趣亦有不得而贯通者也。”“先当分作两大段读”“再于两大段中分作六段读。”“项羽死前写四段，在羽死后亦写四段。”在掌握全局段落基础上，再掌握具体的写作方法：有大关锁法，有段段关锁法，有大落墨法，有零星点次法，有埋伏法，有照应法，有明写处，有暗写处，有极详处，有极略处，有上下相形处，有急脉缓受法，有缓脉急递法，有于语言中夹叙事者，有于叙事中间又夹叙别事者，有语未完而即接叙事者，有以语言代叙事者，有文字互救者。等等。如此细致的读法提示，亦是艺术理论的总结，对读者理解作品具有积极意义。

 

　　 总体来看，清人在评论中既能继承前代的成就，又能在分析评论中提出自己的新课题，进行一定的理论总结，促进了《史记》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对于《史记》叙事写人艺术，清代之前已有较多评论，尤其是明代从审美价值、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评论取得了较大成就[7]99～120。清人进一步发展，评点、评论更为细致和深入。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史记》，点评者往往用许多不同的符号在文章的关键处进行圈点。有的多达五六种，这是一种无声的评论，首先从视觉上给读者以警示。符号圈点的地方往往是文章的精华、文采、纲领、眼目照应、关锁、波澜处、提缀处，通过这些特殊符号，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当然，更多的是文字评论。就评点著作而言，有总评、眉批、夹批、旁批、尾评等形式；还有许多专门著作和论文的评论。许多学者对司马迁变化多端的叙事、高超的写人艺术等进行赞誉。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8]12汤谐说：“《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遥深，迷离变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惨淡经营之意匠，皆藏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以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9]19清人甚至对《史记》十表的分析也注重其笔法，如吴见思《史记论文》评《三代世表序》时认为：“诸表画而为图，纵横明晰，于列国楚汉时事，纷然之际，开卷无不了然。此法创自史公，是千古绝奇文字。”可见清人对《史记》的文学成就有较全面的认识。

 

　　 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主要涉及叙事和写人两大方面。叙事而言，评论者说《史记》有整叙、散叙、虚叙、实叙、单叙、双叙、分叙、合叙、插叙、补叙，夹叙夹议、以议代叙、以叙为议、即事以寓情、寓论断于叙事等多种手法。就写人而言，评论者谓《史记》有正面写人、侧面写人、大处写人、细处写人等方法。我们看几个具体篇章的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评《秦初之际月表序》虚笔：“前三段一正，后三段一反，而归功于汉。以四层咏叹，无限委蛇，如黄河之水，百折百回，究未尝著一实笔，使读者自得之，最为深妙。”评《伯夷列传》叙事：“此以议论代叙事，篇末不用赞语，此变体也。”

 

　　 李晚芳《读史管见》评《项羽本纪》写人：“羽纪字字是写霸王气概，电掣雷轰，万夫辟易，大者如会稽斩守、巨鹿破秦、鸿门会沛公、睢水围汉王三匝；小者如浙江观秦皇、广武叱楼烦、垓下叱赤泉侯、斩将刈旗，至死犹不失本色。或正写，或旁写，处处活现出一拔山盖世之雄，笔力直透纸背，真是色色可人。”评《管晏列传》叙事：“传者，详其平生言行而著之，以传其人之谓，《管晏传》不然，亦史公变体也。赞中所谓论其轶事，是也。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两篇合叙联结之真谛也。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二传，寄意独深。”

 

　　 牛运震《史记评注》评《信陵君列传》写人：“太史公出力写一魏公子，善于旁处衬托，虚处描摹，复处萦绕，情致有余而光景如生，真佳传也。”

 

　　 吴见思《史记论文》评《齐太公世家》叙事：“体虽备于一国，而事通于天下，故以本国之事为经，而他国之事插入为纬，中间又以共和、鲁隐公初立、孔子相鲁、秦始为诸侯数事提纲，以下篇篇皆同，史公具眼处。列国弑君，诸篇互见，以见天地之大变也。”评《魏其武安侯列传》叙事用单叙、双叙、合叙：窦婴、田蚡、灌夫“三人有一人单序处，两人双序处，三人合序处，竟有撇却三人于虚空别序处，不可不细看也。”评《汲郑列传》写人：“汲长孺在汉廷是第一流人物，其憨直犯颜处极好铺张，史公偏借武安侯，借庄助，借大将军，借张汤，借公孙弘，借淮南王，借司马安，反从他人身上形容出来。而汲长孺意思性情、气概节谊，无不全观。反强于只写一汲黯，如画家写像，绝无神气也。此所谓绿叶扶花之法。”

 

　　 这样的评论，在清代评论著作中俯拾皆是，可以看出清人高超的艺术鉴赏能力。当然，叙事写人具体表现在叙事线索、人物心理、细节等方面，清人的分析也很到位。如李晚芳评《项羽本纪》：“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当是时，秦纲懈而维弛，天下叛之，英雄杂沓并起，千头万绪，棼如乱丝，太史以一笔写之，或插序，或陪序，或带序，或附传，无不丝丝入扣，节节归根，步骤井然不乱，后之作史者，谁有此笔力?”吴见思评《高祖本纪》：“高祖开创之时，事务极多，多则便难抟捖矣。看他东穿西插，纵横不乱，如绣错，如花分；突起忽住，络绎不绝，如马迹，如蛛丝。或一齐乱起，如野火，如骤雨；或一段独下，如澄波，如皓月。万余字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办此。”这样的评论，对《史记》叙事的复杂性有明确的认识。再如吴见思《史记论文》评《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安狐疑犹豫处，只在心上写。故用‘欲’字‘畏’字‘恐’字‘念’字‘亦欲’‘时欲’‘偷欲’‘计欲’‘心怪’‘心以为自伤’‘耻之’及‘未决’、‘未发’等字，模拟绝肖。忽而如火，忽而如水，真堪一笑。而中与伍被反复，行文顿折极妙，此为最胜。”揭示淮南王的内心犹豫非常细致。有时就细节进行评论，如牛运震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一节中的“璧”字：“一璧耳，变出易璧、奉璧、完璧、授璧、得璧、求璧、取璧、持璧、破璧、送璧、归璧、留璧，字虽非经意，却有多少生情处。”揭示出“璧”在整个故事情节中的重要作用。

 

　　 清人评论中还注重《史记》篇章的核心主题。如汤谐《史记半解》认为《外戚世家》“总叙中突出一‘命’字，作全篇主意，逐节叙事，不必明言命字，而起伏颠倒，隐然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认为《司马穰苴列传》“‘文武’二句，一篇纲领。”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评《越王勾践世家》：“此篇以‘忍’字为主。勾践能忍亡国之耻而霸，陶朱长男不能忍开千金而杀其弟。”评《绛侯周勃世家》：“此篇以功臣遭祸为主，‘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语绝沉痛，与条侯下狱事相影响，亦藉以自寓感叹。”评《留侯世家》“以多病画策为主”，评《淮南衡山列传》“以‘深构穷治’四字为主”，评《滑稽列传》“以‘言谈微中’为主，等等。

 

　　 评论者还注重《史记》篇章的层次结构。如汤谐《史记半解》评《项羽本纪》项羽失败的8个事件，标示“败局一”到“败局八”，勾画出项羽英雄悲剧的发展轨迹；评《秦始皇本纪》标注“败兴一”至“败兴十一”，“劳民一”至“劳民十三”，展现秦王朝兴衰历史和走向灭亡的必然规律。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评《五帝本纪赞》9层转折，评《屈原贾谊传赞》4层转折，评《游侠列传》6赞游侠，等等，颇能抓住《史记》文章的要害进行评点。

 

　　 评论者对人物个性的分析也较深刻，如汤谐《史记半解》评《史记》人物：孝文帝仁厚，萧何朴忠，曹参清净，张良忠孝，郦食其豪宕，陆贾旷朗，刘敬爽豁，叔孙通委蛇，张释之质直，等等。李晚芳《读史管见》评人物个性：刘邦有猜忌刻薄之心、豁达大度之象；曹参一遵萧何约束，善于安民保身；苏秦平日于天下形势、险易强弱，烂熟胸中；白起、王翦徒以诡诈争胜，大肆杀戮，上干天怒；鲁仲连守义持正，独持高节；屈原眷恋君国，遭谗遇害；范雎私重恩憾；李斯热衷富贵；信陵君好士为国；汲黯朴诚憨直，足为后世法戒，等等。《史记》能够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是其文学方面的一大成就，清人的分析基本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特征，给读者认识历史人物起到了引导作用。

 

　　 清代《史记》文学评论的语言也非常精彩，或长句，或短句；或一字定音，或大段提示；或娓娓道来，或直奔主题；或冷峻分析，或情感充沛。我们仅看两段：

 

　　 吴见思《史记论文》评《伯夷传》：

 

　　 通篇以议论咏叹，回环跌宕，一片文情，极其纯密，而伯夷实事，只在中间一顿序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迭，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序伯夷处，全以孔子作主，由、光、颜渊作陪客，组织贯串，照映前后，极其奇肆，又极其纯密，是史公得意之笔。步步顿折，步步呼应，欲止而复起，欲行而又留，如轻云在天，微风拂之，或卷或舒，婀娜万态，吾乌乎测之。[10]39

 

　　 汤谐《史记半解》评《陈涉世家》：

 

　　 此文前后之妙易知，中间之妙难知；中间提笔之妙易知，零叙之妙难知。盖陈胜王凡六月，一时是多少王侯将相，起者匆匆而起，立者匆匆而立，遣者匆匆而遣，下者匆匆而下，畔者匆匆而畔，据者匆匆而据，胜者匆匆而胜，败者匆匆而败，失者匆匆而失，复者匆匆而复，诛者匆匆而诛，散者匆匆而散。有六月内结局者，有六月内未结局者，有六月后续出者。种种头绪纷如乱丝，详叙恐失仓卒之意，急叙又有里漏之患，岂非难事?乃史公却是匆匆写去，却已一一详尽，不漏不支，不邋不乱，岂非神手?若于此等妙文处不能潜心玩味，真见其然，犹为枉读《史记》也。[9]108

 

　　 这样的评论语言，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或用比喻句，或用排比句，形象生动，富有力量，把《史记》文章的特点揭示无遗，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史记》文学评论在清代出现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前代《史记》文学评论的积累，这是重要的基础。从汉代以来，对《史记》的文学特征已有一些简略评论，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进一步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他们用“雄深雅健”“峻洁”评价《史记》特征。宋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史记》得以广泛传播，评论风气也颇为浓厚，欧阳修等古文大家不仅理论上肯定《史记》的文学价值，还在实践上以《史记》为楷模进行散文创作。明代的复古运动以及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史记》的传播和评点，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充分挖掘。许相卿、杨慎、唐顺之、茅坤、归有光、钟惺、陈仁锡等人对《史记》的评论、评点颇有新意，邓以瓒《史记辑评》、凌稚隆《史记评林》汇集了历代评论精华，为《史记》文学评论提供了丰富资料。这些积累成为清人《史记》文学评论的宝贵财富。

 

　　 《史记》文学评论的兴盛还与清代的文化、学术背景有密切关系。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来看，统治者为了加强修史工作，钦定前代的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放在史部最前面。这种做法，虽是着眼于历史，但同样对《史记》文学地位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史记》在更广的范围传播。从清代学术背景来看，由于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文人学者只好埋头于古籍之中，以免遭祸，于是，考证、细读点评《史记》蔚然成风。从文学思潮来看，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明代的复古运动，都举起了学习《史记》的大旗。到了清代，文学家学习《史记》的风气仍然很浓厚，尤其是桐城派雄霸文坛，对于《史记》颇为推崇，方苞、吴汝纶等都评点过《史记》，并且在创作实践上学习《史记》，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重视。另外，清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大量的《史记》评点本以及选本，在明代评点基础上更为深入。

 

　　 清代《史记》文学评论特点之一是考中有评、有论。考证是清代学者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贡献。如顾炎武《日知录》卷26认为“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也。”潘永季《读史记札记》，对《史记》十表非常推崇：“太史公具有宇宙在胸，所以临文之际，并大地山河亦供其挥洒，吾无以测其能事之所至也。”郭嵩焘《史记札记》在文字校勘、事实考证的同时，也论及《史记》文笔：“项羽英雄，史公自是心折，亦由其好奇，于势穷力尽处自显神通。巨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

 

　　 特点之二是许多著作具有集大成的特点。由于前代对《史记》评点评论较多，清人对前说有辨析、有发展。如牛运震《史记评注》对130篇进行评点，每篇最后汇集前人评论，一方面丰富自己的评论，另一方面也给读者提供了大量数据。程余庆《史记集说》、邵晋涵《史记辑评》等更是这方面的典型。

 

　　 特点之三是文字章法的分析透彻细腻，尤其是对《史记》篇章段落层次的划分理解非常仔细。字、词、句、段落、层次都不放过，大量的旁批、夹批、眉批就是为此而服务。

 

　　 特点之四是视野更为宽阔，往往把《史记》与其他作品进行对比分析，挖掘《史记》的特点和价值。如刘熙载《艺概·诗概》认为：“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8]60将杜甫诗歌与《史记》联系起来。许多评点，把《史记》与先秦历史著作《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历史著作《汉书》等进行比较分析，以凸显《史记》的文学成就。还有小说、戏剧评点，也注意到《史记》的文学影响。

 

　　 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取得了较大成就，其意义在于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使《史记》之史学之外的成就得以展现，文学地位更加巩固。就以《史记》选本而言，所选录和点评的作品基本都是《史记》中叙事写人比较精彩的篇章。试看三种《史记》选本所选作品：

 

　　

 

　　 在以上三种选本中都被选录的作品有32篇，它们是：《项羽本纪》《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封禅书》《平准书》《陈涉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孟子荀卿列传》《魏公子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张耳陈余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品与前代的《史记》选本《史记抄》进行比较，仍然有30多篇重合。这说明，这些作品具有永远的文学魅力。

 

　　 清代《史记》文学评论也对清人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桐城派，其散文创作理论和实践都与《史记》有密切关系。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虽然仍带有一定的感悟式的评论，乃至于理论色彩不够浓厚，但能够在吸收前代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深化传统课题，提出新的课题，使研究领域拓宽、研究问题深入，并且对后代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贡献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注释：

 

　　 ①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对顾炎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后收入作者《史记新论》一书，求实出版社1981年出版。

 

作者介绍：张新科，男，陕西眉县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图分类号：K249；K204.2；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6)01～0057～09《史记》在汉代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的评论，褒贬不一。到了宋代，真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此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出现兴…

中图分类号：K249；K204.2；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6)01～0057～09《史记》在汉代产生以后，就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的评论，褒贬不一。到了宋代，真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此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出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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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7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