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观之异同

发布时间：2016-12-02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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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观之异同 投稿：熊鉟鉠

 

 

通常意义上讲，一种理论观点的出现常伴随着运用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方法的选用又与研究目的和任务有关，是任务制约着方法的选择，甚至可以说，研究目的和任务是决定文学观念发生变迁的内在动因。既然“研究方法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把对象从其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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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希文

文学评论 2010年08期

 

　　通常意义上讲，一种理论观点的出现常伴随着运用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方法的选用又与研究目的和任务有关，是任务制约着方法的选择，甚至可以说，研究目的和任务是决定文学观念发生变迁的内在动因。既然“研究方法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把对象从其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相对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一种手段”①，那么，20世纪西方文论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道德服务？都不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论道：“我们在建构诗学时的任务是，从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不受有关艺术体验的体制问题的牵制，去研究审美对象的结构，具体到本文就是研究艺术语言作品的结构。”② 80年代解构批评主将希利斯·米勒的语气更坚决：“我们的根本任务，亦即人文科学新的理论基础，是教会学生解读和进行有效的写作。”他还认为文学理论将在人文科学中大有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引者注）两项任务就是档案式记忆的工作，和教授批评性的解读，使其成为反对那种将语言现实同物质现实进行灾难性混淆的主要手段，此混淆的一个名称就是‘意识形态’。”③ 相差半个世纪之久的两代批评家的认识竟是如此一致，都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文本自身的特性——文学作为语言构成物与物质现实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更倾心于将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语言客体进行解剖，而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读者对文本语言的解读能力。这两种观点恰巧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两次转折，昭示着他们研究中心的转移与突变。特里·伊格尔顿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发展趋势曾有准确论述：“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④ 文学文本理论贯穿于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全过程，在这三个阶段发展中出现了两次转折与飞跃：即由作品到文本，从自在到建构。本文主要探讨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文论领域从自在到建构的转变。

 

 

　　一 解构——建构的缘由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西方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争取民族、民主权利的斗争，人们普遍对现存体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并质疑产生这种体制、支持这种体制的作为基础的传统哲学及思维惯例。对惯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西方学者来说，物极必反，由绝对坚持科学理性的封闭文本分析到提倡非理性的解构阐释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解构阐释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抗自古已然的文化霸权的策略而出现的，现实政治行动的失败使其归隐于内心和理论，从理论上解构、嬉戏无处不在的霸权之网，从根基上破坏其稳固性。解构主义方法的盛行有其必然性和现实基础。解构阐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巴特式的解构的“文本的愉悦”，它以一种自娱其心的方式玩弄文字游戏，认为解读就是自任其心地重写。二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文本解读当然要以文本语言为基础，但其不可避免地与广义意识形态相关，文本具有开放性，文本解读只能是多种意义相伴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

 

 

　　从理论自身内部来看，形式主义文本批评取得了瞩目成就，加快了整个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乔纳森·卡勒对此评曰：“新批评主义着重研究歧义、悖论、讥讽、含义的作用和诗歌比喻，努力说明诗歌形式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是如何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做贡献的。”⑤ 他认为新批评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探索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本解读方法。布鲁克斯转述了韦勒克对新批评成就的肯定：“我愿公开表示，我相信新批评派提出了或重新肯定了许多可留诸后世的基本原理：美学交流的特定性质；艺术作品的必有规范，这种规范组成一种结构，造成一种统一，产生呼应联系，形成一个整体，这种规范不容随意摆布，它相对独立于作品的来源和最后的效果。……新批评派设计出一套理解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得出了一套评价标准，这标准不会受时下流行的感情用事的简单做法的影响而遭受否定。”⑥ 这种评价是相当高的。而结构主义由于揭示了语言先于主体认识的本质，从而更具有哲学指导作用。“结构主义是下述信念的现代继承者：现实与我们对于现实的经验是互不相连的。……结构主义暗中破坏了文学人文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即相信最‘真实’的东西就是被经验到的东西，而这种丰富、微妙和复杂的经验的家就是文学本身。像弗洛伊德一样，结构主义揭示了惊人的真理：即使我们最直接的经验也是结构的结果。”⑦ 其核心思想就是结构、语言先于一切知识和认识。

 

 

　　但严格的文本科学分析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过于机械，过于远离普通读者的批评实践，这已经成为文本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桎梏。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方法封闭性的批判就很有见地：“形式主义已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再存在：它已不能使体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体系已不能推动它的创立者前进。相反，想要继续前进，需要放弃它。而需要放弃的正是完整的、彻底的体系”⑧。巴赫金主要针对的是俄国形式主义，但这些论断完全适用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具体分析起来，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仅仅关注了琐碎技巧和语言自身，没有高屋建瓴的宏大气势，却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乔纳森·卡勒在指出新批评成就的同时，也对其不足进行了讥讽：“这种内在的或内涵的批评，在原则上，即使不是在实践上，只要一首诗的文本和一部《牛津英语辞典》，即可提供比一般读者稍许透彻、深刻的解说，这种阐释批评，既不需要援引至关紧要的特殊知识，也不需要从中引出权威的定评，因此，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提供理解实例的教学手段，鼓励别人如法炮制而已。不过要知道，人们只需要几个这样的实例就足够了。”⑨ 结构主义虽重视模式研究与体系构建，但却成了科学狂想的受害者，为了追求科学、建构体系、探索深层模式，甚至可以远离世俗生活、放弃世俗生活。伊格尔顿早就对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提出了疑问：“结构主义不是一种经验主义，是否仅仅因为它仍然是另一种哲学唯心主义？它把现实完全视为语言之产物的观点，是否只是古典唯心主义把世界作为人类意识构成物的最新翻版？”⑩ 这种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它同现象学方法非常相似，为了紧密把握客体的深层结构，甚至不惜牺牲现实本身的具体丰富性，给现实本身加上括号，其行为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于世界的意识，却把物质世界关在门外。对于任何相信意识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实践的，是不可分割地与我们在现实中的活动和作用与现实的方式联在一起的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注定是自我拆台。这就像为了更方便地研究血液循环而把人杀死一样。”(11)

 

 

　　文学文本理论若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突破这一稳定而封闭的圈圈，拆除脱离实践的陈规成见。在这种情况下，解构与建构的文论应运而生。

 

 

　　二 从自在到建构

 

 

　　从根本上讲，自在的文本观是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而解构的文本观则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后诸多理论派别的文本理论。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文本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它由能指排列组合，并形成一个共时的总体结构，文学研究就是分析文本语言、表现技巧以及支配文本成型的深层结构。文本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与结构，文本与作者及现实世界没有必然联系。解构的文本理论则持相反认识：其一，文本虽然是封闭的语言客体，但其意义并不确定与唯一，因为语言本身具有隐喻性，语言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得文本与其指涉物保持着一定张力，既指向外物，但又总不与其完全一致，文本的意义是多重的；其二，就文本构成而言，语言符号是其物质基础，但语言符号意义的无限延宕造成文本意义并不固定，而是时时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之中，因为构成语言符号的每一个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只有依靠更下一级的能指和所指来区分；而从理论上讲，这种区分是无限的，因此意义和内涵只能处于无限的延宕与推延过程之中。“在结构主义文论中，文本被视为一个供读者消费的制成品；一个文本的意义层数是可数的，不管它如何多义，它总是被当作封闭的、自足的实体；文本的符号世界总是隐含着某种结构，借助科学的分析就可以把握文本的符号世界；文本被动地提供给读者，读者的主要任务是释码——发现一个内控的规则，阅读被视为阐释一个（或多个）客观存在的意义行为。……然而，德里达发现：当读到某一能指时，所指并不应声而至，相反它迟迟不露面，甚至永远不露面，所谓‘所指’只是一场无尽的延搁而已。在文本里，能指不断激增，意义不断延搁，永远没有最终的界线，文本必然是一种运动中的、能指不断增值的文本，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结构主义心目中的那种固定、封闭的文本。这样，文本视为一种增殖力、生产力：它在活动和动作、生产和转换。”(12)

 

 

　　以上是仅就解构理论本身而言，如果再将这种理论与多元化的现实实践联系起来，解构文本理论就更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弱势群体可以将其作为反抗稳固强权统治的武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解构的文本观不是某一种文学观点或理论流派，而是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一种整体倾向。从其内部构成来看，派别众多并且各自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它们交相呼应，互相启发与借鉴，彼此互补，共同促进与发展。大致来说，解构的文本观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方略和旨趣：其一，立足文本内部，从语言与结构的不稳定性出发，揭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建构生成过程。其二，立足文本自身，但更侧重文本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广泛联系及互动关系，从这种联系中揭示文本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生成性。而每一种批评策略内部又因理论背景的不同，运用着不同的批评原则，呈现出多样理论形态。

 

 

　　三 建构性语言客体

 

 

　　法国的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是第一种解构文本观的倡导者。德里达为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理性的稳固统治，主张从语言自身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出发，拆解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在他看来，组成每个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意义只有靠符号内部的区别才能辨识，而符号内部的这种区别从原则上讲是无限的，意义本身就在这种区别过程中被无限地推迟和延宕，因此，没有确定的意义，只有滑动的、漂浮的能指，德里达称意义的这种展示方式为“播散”。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我们不能得到确切的意义，只能发现意义“播散”的“踪迹”。从这一立场来看，文本分析就在于发现其中的裂缝和差异，并将其无限推延下去，文本阐释的目的就是拆解传统形而上学大厦，以开放的姿态发现和揭示文本复杂的内蕴。德里达的文本解读实践主要立足哲学领域，从根基处颠覆传统观念，这就为后起的解构理论打下了基础。罗兰·巴特是由力主结构走向倡导解构的，其批评实践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他认为批评解读就是重写，就是拆解文本的文字游戏，批评家应在这样的解读过程中充分获得愉悦。在他看来，解构方法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教学、写作、作品解读中更是无处不在，解构能使人获得游戏般的全身心愉悦。巴特说：“我在写作或教学时候越来越相信，这种摆脱权势方法的基本程序在写作中就是分割作用，而在讲课时就是离题作用，或者用一个可贵的含义模糊的词：偏离作用。因此我喜欢言语和聆听这两个词，它们在这里结合在一起颇像是一个在妈妈身边玩的孩子来来去去，孩子跑开又跑回，给妈妈带回了一片石子、一根绒绳，于是围绕着一处安静的中心描绘起整个游戏场来，在游戏场内石子、绒绳最终都不如由它们所构成的满怀热情的赠予行为本身重要了。”(13) 这是一种以结构主义为对立面而提出的解构文本观。

 

 

　　与此同时，在美国出现的解构风潮与法国学派并不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它的出现与德里达在美国的宣传有密切联系，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又是立足美国本土的，30—40年代新批评开创的细读批评方法在以“耶鲁四人帮”为首的解构批评家身上时有表现。伊格尔顿甚至认为燕卜逊的语义含混理论就已经隐含着解构批评的先声，“恩普森（即燕卜逊——引者注）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混乱的，绝不可能简化为一个终极的解释；在他的‘暧昧’与新批评派的‘感情矛盾’的对立中，我们发现了我们随后将会探讨的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之间争辩的某种先声”(14)。像新批评一样，解构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也是立足封闭文本，从文本语言本身出发发现解构线索。但其批评目的却截然相反，前者在于维护文本作为有机统一体的观念，而后者批评的出发点就是打破稳固的语言客体，释放出其隐含的多种意义。伊格尔顿指出了两者在细读分析方法上的区别和难以割舍的潜在联系：“耶鲁批评学派的本文的暧昧与新批评派的诗的矛盾不同。阅读不再像新批评派认为的那样，是两个不同的然而确定地意义的融合问题。阅读现在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它被卡在既无法调和也无法拒绝的两个意义之间。文学批评成为一项反讽的、使人不舒服的事业，一种在文本的虚空中的不安冒险，它揭露了意义的虚幻性、真理的不可能性和一切话语的骗人的伎俩。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英美解构批评正是陈旧的新批评形式主义的复归。当然，它是以一种强化形式复归的。因为，对于新批评来说，诗确实以某种间接的方式谈论诗以外的现实；而对于解构批评家来说，文学证明，语言除了像一个酒吧间的讨厌鬼一样谈论自己的缺陷外，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情。”(15) 而对文本语言这一虚幻性的揭示主要是保罗·德曼的贡献。作为“耶鲁四人帮”的代表人物，德曼认为语言的本质特性是其寓言性，即语言与现实外物不仅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它总以模糊不清的言说方式去表达现实，“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文本并不能清楚地传达作者对现实的感受、体验与认识，文本客观上显示的意义往往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南辕北辙，因此从时代背景、创作意图出发，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分析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一方面，他与新批评保持一致论点。但他同时又认为，文本本身的统一性也是成问题的，妄图在文本中发现精妙而确切的传达具体感觉与理性密切统一的语言和稳固不变的结构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表达方式就是寓言，而寓言的特征就是含混和“言有尽而意无穷”，文本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语言的这一特点和意义的不可留驻性。就这一点来说，它与新批评又有根本不同。乔纳森·卡勒指出：“德曼的著作赋予文体以巨大的权威——一种具有分解力量的启发力——但赋予意义以渺小的权威。这种对文本的尊重与对意义的怀疑的高度创造性的结合在未来的年月里会给予他的著作一种持续的力量。……他浩繁的著作以其权威的语气和难以捉摸而又响亮的关键术语，有效地教导人们怀疑意义，告诉人们‘毫无根据的有希望的答案之危险’，这些答案为粗暴的强加提供了借口。他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向寻求意义的欲望让步，要带着对意义的怀疑和抵御来进行阅读，他的这些看法鼓励对任何停顿之处，任何可能使我们深信我们已获得去掉了神秘性的知识的时刻，都要表示严厉的怀疑。”(16) 可见，德曼的理论是一种典型的解构阅读修辞理论。

 

 

　　四 意识形态生产客体

 

 

　　第二种文本解构理论是将文本理解为一种开放体系，将作为语言客体的文本与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的意识形态活动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文本的复杂性。事实上，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在自在文本理论兴盛之时，就有很多有识之士指出其不足。以现象学哲学为指导的茵加登、伊塞尔阅读阐释理论就反对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他们特别强调读者对文本中“不定点”和“空白”的填补作用。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文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更是强调文本的历史效果和意义的生成性。在他们看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语言文本决定的，更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意义游移而不定，随着读者视点的变化而变化。与此同时，西方许多文艺社会学家也早就认识到了单纯研究文本语言结构的不足，文学作为社会存在物，，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来说，必然都受到社会生活多方面、多角度影响，完全将文本孤立起来，无疑是一种唯心梦想。就此来说，自在文本观念表现出了一种最最浪漫主义的渴望。

 

 

　　分析文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立足文本，但不忘却文本以外的社会。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德蒙·克罗指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可以通过文本内部的微型符号体系，也可以通过文本对于社会言语凝聚的生发工作而客观地予以反映，而写作者本人既未发现这些关系，也不可能发现，这一事实使文本具有极广泛的社会视野能力。”(17)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分析理论所做的工作就是揭示两者交互共存的关系：文本如何显示了社会，社会怎样影响了文本。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产生在前苏联的文本建构理论；其一，出现于英美等国的“左派”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前者以巴赫金、洛特曼为代表，后者的领军人物是伊格尔顿和詹姆逊。

 

 

　　巴赫金是当时文坛持不同政见者。他认为文本是语言客体，但它不封闭，而是面向社会现实；他坚信文本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其意识形态性是通过复杂的语言客体表现出来的。巴赫金甚至认为文学文本表现的内容与意义不能摆脱历史现实的影响，“这个基本内容由语言的具体社会历史目标所决定，由意识形态话语的目的所决定，由意识形态话语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范围和具体阶段中所完成的具体历史任务所决定”(18)。在其理论中，语言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有机统一在文本中，文本解读是立足于语言结构的意识形态分析，而对作品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理解也离不开语言及其表现技巧。因此，他十分关心话语与话语体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对话”理论。伊格尔顿对其理论作了言简意赅的论述：“简言之，语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而不是铁板一块的系统，符号则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媒介，因为没有符号，任何价值标准或观念都无法存在。……词语的意义是‘多重音的’（multiaccentual）而不是固结的：它们总是一个特定主体向另一个主体所说的词语，而这个实际的语境会形成和转变词语的意义。”(19)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在更大程度上借鉴了符号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实践观点，其理论思想可统称为文化符号学。洛特曼认为文本是一个分层的符号系统，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及符号各层次之间的关系都是复杂多义的，其中每一个符号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意义的变化，特别是读者文化层次及社会阅历更是影响着解读效果，因此，文本意义处于不断建构过程之中。以诗歌为例，“对洛特曼来说，诗的本文是系统的系统，关系的关系，它是我们可以设想的最为复杂的话语形式，因为它把一系列系统压缩到一起，其中每一个都包含它自己的张力、对称、重复和对立，每一个都不断地改变所有其他的系统。……诗激活了能指的全部躯体，强迫文字在周围文字的强烈压力下拼命工作，从而使文字释放出最丰富的潜能”(20)。

 

 

　　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文本建构理论的突出之处就是引入了意识形态观念，将文本分析与意识形态密切联系起来。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一些。他认为语言学模式的文本分析自有其价值，精确、细致而公正；但另一方面，语言的牢笼却限制了文本影响现实、指导现实、参与现实的功能。后现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本分析目的只有一个：揭示各种理论及文本背后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由于詹姆逊的“意识形态”观较为传统，含义较为狭窄，多指影响人们生活的政治、阶级观念，因此在他看来文本分析就是从语言、结构的裂隙中窥视、挖掘这种观念。因此，他自然能得出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的结论。由此，詹姆逊的理论又被称为“文化的政治阐释学”(21)。

 

 

　　比较而言，特里·伊格尔顿的论述更具理论色彩，更追求理论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一体化，其立论核心就是“意识形态生产”。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影响人们价值判断、自我确认的信仰体系，但他重点研究的不是这一信仰体系内容的变更，而是这一体系如何工作和发挥作用，其发挥功能的程序如何。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确实遵循了阿尔都塞开创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之路。就其文本理论来看，伊格尔顿重点探讨的不是文本暗含了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观念，而是文本阐释是如何必然包含意识形态观念并推进意识形态观念发展变化的，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文本分析才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因此，他反对用固定的意识形态观念解释文本，主张以后现代主义的“成文性”(22) 与其对抗。“可以说，‘解构主义’批评的目的是用‘成文性’与‘意识形态’相抗衡。如果意识形态将咄咄逼人的纷繁意义归于自己名下，成文性就会随即揭示出其中隐含着‘阉变点’；如果意识形态以一种具有稳定层次的、围绕着一套特定的自我封闭的先验能指组织起来的意义形式出现，成文性就会表明，在一个惟有暴力才能止滞的、具有无限发展潜能的环节中，一能指是如何去置换、重复并代替另一能指的。成文性揭示出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他话语形式中不可避免的裂隙、疏漏和自缺，不过，这些话语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抑制，成文性将意识形态那磨损了的边缘曝光，在其意义可能得到阐明的地方开刀，疑心十足而拒不承认意识形态那明显的自信，理由是文字符号是诡诈的，根本没有自足的意义。”(23)

 

 

　　伊格尔顿还接受解构主义观点，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文本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他也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处于无限的推延和延宕过程之中，意义是一种悬浮的东西；而且他还认识到语言符号具有复制性，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拼贴，并以此创造新的文本。由于符号脱离最初产生的语境而使其意义发生变异，因此对其新意的理解只能联系新的语境和上下文展开，因而文本意识形态生产是在每一次新的阅读中完成的。“我们很难知道一个符号的‘本来’意义和‘未来’上下文是什么：我们只是在很多不同的情境中遭遇符号。虽然为了可以被辨认，符号必须在这些情境中保持某种一致性，但是，因为符号的上下文始终不同，所以它从来不是绝对相同的，它从未与自己完全同一。”(24) 因此，任何阅读与文本解读都是一种重写，都是联系上下文展开的重写，在重写中释放文本含义的多样性，在重写中完成文本的意识形态重建工作，“换言之，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地改写。的确，任何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流行评价，可以被直接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在其过程中不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几乎是无意识的”(25)。伊格尔顿的这种文本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意味着：“价值既不是文本内在地固有，只等印在读者脑海里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像接受美学所说的那样，完全是在阅读过程中由读者印在作品里面的，而是在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既避免了尊奉不可撼动的终极意义的超验主义，也避免了诉诸毫无依傍的符号游戏的多元主义。”(26) 因此，伊格尔顿的文本建构理论具有较强辩证性和现实可行性，其最终趋向是文化修辞学，或他自称的“政治批评”。伊格尔顿的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代表了新近文本理论发展的一种潮流，目前，这种文本解读策略在世界各地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在到建构的跳跃式发展历程，最终走向一种既关注语言本身、又不忽视外在社会现实的辩证综合的文本文化修辞研究，而文学文本理论研究中这一发展趋向也正迎合着20世纪后期文学研究领域由纯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这不是一个巧合。20世纪中后期文学文本理论由自在到建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探究，它能为当今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注释：

 

 

　　①② 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页，第219页。

 

 

　　③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参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④⑦⑩(11)(14)(15)(19)(20)(24)(25)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第135—136页、第135页、第137页、第67—68页、第182页、第146页、第128页、第162页、第16页。

 

 

　　⑤ ［法］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⑥ ［美］布鲁克斯：《新批评》（1979），参见赵毅衡主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

 

 

　　⑧ ［苏］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⑨ ［法］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12) 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13)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19页。

 

 

　　(16) ［法］乔纳森·卡勒：《保罗·德·曼对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贡献》，参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68页。

 

 

　　(17) ［法］埃德蒙·克罗：《文学社会学》，参见马克·昂诺热主编：《问题与观点》，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18) M.Bakhtin:Dialogic Imaginati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271.

 

 

　　(21) 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 “成文性”：inter-textuality，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又常被译为“互文性”。“成文性”是一种后现代观念，强调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及文本解读的变动性与生成性。

 

 

　　(23)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本·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参见王逢振主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页。

 

 

　　(26) 马海良：《历史·意识形态·文本——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逻辑》（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藏本（未正式出版），第84页。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

 

通常意义上讲，一种理论观点的出现常伴随着运用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方法的选用又与研究目的和任务有关，是任务制约着方法的选择，甚至可以说，研究目的和任务是决定文学观念发生变迁的内在动因。既然“研究方法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把对象从其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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