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小说比较_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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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
【内容提要】
刘若愚是美籍华裔比较诗学研究家，他平生出版了八部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着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艺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全面研读刘氏专着及其论文的基础上，对其建构的比较诗学体系作了整合性的描述。
【关键词】 刘若愚/国际汉学/比较诗学

刘若愚(James L.Y.Liu,1926-1986)，美国华裔着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学者。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又在清华研究院英文所攻读一学期，兼任荚籍教授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助教。1952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获硕士学位，指导教授为牛津大学着名诗学家包勒(C.M.Bowra)。其后，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担任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任该校亚洲语言学系主任（注：夏志清：《东夏悼西刘》，载《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月25日《人间副刊》。）。
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长期生活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形成他观察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角度，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着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着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着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着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当前活跃在美国汉学界的学者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刘若愚学术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对刘若愚及其学术成就虽早闻其名，但未知其详，通常提及的刘氏着作仅限于《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等少数几种。本文在全面研读刘氏专着及其论文的基础上，拟对其所建构的比较诗学体系作出整合性的描述。

　　一、研究中国文学的三个路向
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在其1962年发表的英文着作《中国诗学》中已见端倪，这本书在英语国家和西方世界享有盛名，是西方汉学名着。作者在潜心研究各种流派的中国传统诗论的基础上，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形成自己新的诗学观念及其评诗方法，然后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术语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既让西方读者感觉通俗易懂，又以其饱含西方学术素养的系统批评方法为习惯于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和思维方法的东方读者拓展了视野。全书分为三篇，概括了刘若愚研究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三个路向的思考。上篇“作为诗之表现媒介的中文”，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诗歌创作、分析与鉴赏中的功用与特征。刘若愚在《中文版序》中指出其书的撰写目的是“为了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而作的”，所以自谦地说明上编“在中国读者看来，会觉得很幼稚”（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页。）。其实这一方面的知识不仅对大多数西方读者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青年读者掌握古代诗歌基础知识也会有所帮助。中篇“中国的传统诗观”，是对古代中国各派批评家的诗学观念加以梳理剔抉，他将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归纳成四种颇具代表性的诗学观念，即“道学主义诗观”(the didactic view)，“个性主义诗观”(the individualist view)，“技巧主义诗观”(the technical view)和“妙悟主义诗观”(the intuitionalist view)等，分别加以阐释。这部分的内容稍嫌单薄，后来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得到扩大和深入的阐发。下篇“朝向一个综合的理论”，是作者在综合中西诗观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评诗方法。刘若愚认为：“诗是不同的境界和语言的探索。”（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47页。）所谓“境界的探索”，刘若愚定义为“生命之外面与内面的综合”，前者不只包括自然的事物和景象，而且包括事件和行为，后者不只包括感情，而且包括思想、记忆、感觉、幻想；换言之，诗中的“境界”，同时是“诗人对外界环境的内省与整个意识的表现”。所谓“语言的探索”，是指一首诗不是过去经验的僵死记录，而是“把过去的经验跟读写诗歌的现在体验融合起来的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外乎是“寻找适当的声调格律和意象次序”以表现“境界”。在此基础上，刘若愚建立起自己的两个评诗标准：一是：“这首诗是否探索它独有的境界？”二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它是否开创新的局面？”（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47页。）由此判断这首诗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伟大的还是平庸的。
《中国诗学》虽然是刘若愚的早期着作，某些观点也许尚不够成熟，但它代表了刘若愚置身西方学术语境中研究汉学三个路向的思考：
第一、西方汉学家首先需要处理的是两种文化背景之间，具体而言，是两种语言之间的问题。对这一方面进一步的思考，形成刘若愚后来的另外两部着作：《语际批评家》(The Interlingual Critic,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 Paradox 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1988)。
第二、从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出发，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需要加以系统化，只有系统化之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才能够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并且逐渐融入世界文学理论之林。对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形成了刘若愚的另一部着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
第三、研究中国诗学理论的目的是融会西方与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诗学观念，并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的诗学观念落实到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中。对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形成刘若愚的另外三部着作：《李商隐的诗》(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1969)、《北宋六大词家》(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1974)和《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t,1979)。为了更广泛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刘若愚还撰写了一部《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 Errant,1967)。
我们可以按照上述这三个路向来把握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

　　二、跨语种的批评家
在《语际批评家》一书中，刘若愚指出，在西方汉学界存在着两种身份的中国文学批评家：
第一种是在中国出生及受教育，并以中文为母语，而现在身处英语国家或至少在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机构中任职的批评家。第二种则是以英语或其他欧洲语种为母语，而视中文为学术科目，并以教授或研究中国文学为专业的批评家。（注：James L.Y.Liu,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ix.）
显然，刘若愚本人是第一种身份的批评家，而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则显然是第二种身份的批评家。作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批评家，他们都要思考置身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批评角度和方法问题。
刘若愚申明他的观点是：
我一方面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运用现代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来研究中国诗歌，另一方面也不同意走向另一极端，坚持认为只有采取中国的传统方法才能研究这种诗歌。（注：James L.Y.Liu,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 xi.）
显然，刘若愚所要寻找的是一种中西结合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一条真正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途径。刘若愚不断地思考“普遍的文学性质和特点、普遍适用的文学作品评价标准是否存在”（注：刘若愚：《近来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载《亚洲研究》1975年10月版第35卷第1期。），他心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综合中西文学理论、批评概念和批评方法，以便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一个实用的方法论。”（注：刘若愚：《近来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载《亚洲研究》1975年10月版第35卷第1期。）在《中国诗学》一书中，他写了《朝向一个综合的理论》一章；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他又写了《朝向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一章，积极探讨怎样综合中西文学理论的问题。
他所提出的综合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其一、不同文个并列比较。刘若愚认为：“只有通过将两种不同传统的文本并列，我们才可看出各自的特色。”（注：James L.Y.Liu,Language Paradox 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Prine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v.1988,pp.xi-xii.）例如，他曾经将老子与拉岗进行比较：“老子强调阴柔的一面而不是刚强的一面，拉岗(Lacan)可能会将‘超越意指’与阳物连在一起。老子则似乎会将之联系到女性器官。这种作法与阳物中心主义正好相反，也许可以称之为阴户中心主义。”（注：James L.Y.Liu,Language Paradox 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Prine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v.1988,p.21.）又如，他曾经将刘勰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说与席德尼(Sir Philip Sydney)“言语次于理性，是人类最大的天赋”说并列比较，认为两者之同，皆认为”语言是人类独特的才能”；两者之异，，显出儒家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之差异：“对刘勰而言，语言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显示，这本身也是宇宙之道的自然显示；对席德尼而言，语言和理性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天赋。”（注：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89-91页。）
其二，综合中西文论的某些元素。刘若愚认为：“当我说中西文论综合之时，并不意味着综合所有的中西文论，而是某些中西可靠的文论元素的综合。”（注：James L.Y.Liu,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5-106.）刘若愚主张综合小西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可靠元素，其目的在于建立适应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新理论。例如，他的诗观“诗是不同的境界和语言的探索”，便是在综合若干中西文论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如，他关于“意象”的见解（详下“诗歌意象分析法”），也是中西文论综合的产物。
其三、注重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在《中国诗学》一书中，刘若愚以较大篇幅解说“六书”造字法则，指出西人无视汉字内有表音因素是错误的，为汉语的特性正本清源。刘若愚认为，某些中国诗句主语省略的结果是：“与西方众多以内我为中心、以入世为依归的诗歌相比，中国诗歌常常有一种无关个人、融于宇宙的普遍性质。”（注：James L.Y.Liu,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2,p.41.）例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我曾孤独地漂泊如一朵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中国诗人也许只写成：“漂泊如云。”(Wander as cloud)前者记录下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一种个人经验，而后者呈现出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一种存在状态。
香港学者朱耀伟在《从西方阅读传统中国诗学：三个范位》一文中曾经对刘若愚诠释中国传统文论的位置提出批评，指出：“从刘若愚的例子，我们可发现‘语言之间’并不是一个中性地带，而批评家也无可能超越两种语言文化而以超然的角度去检视及比较两种不同之文化系统。”（注：朱耀伟：《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批评论述策略》，台北骆驼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不过，他也承认刘若愚为我们阅读传统中国诗学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点。

　　三、中国文论的系统化
美国英语教育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并且建立起以作品为中心的三角形文学理论架构，图示于下：
附图
艾布拉姆斯从作品与宇宙的关系导出“模仿理论”，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导出“实用理论”，从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导出“表现理论”，从作品本身导出“客观理论”，并对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中上述四大理论的盛衰演变情况有清晰的说明（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4页。）。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除了《文心雕龙》等少量着作外，大部分缺乏外在的、显性的理论体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借鉴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又根据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加以改造，建构起中国诗学的系统理论。他以“作家”取代“艺术家”，以读者取代“欣赏者”，而“宇宙”、“作品”两项则维持不变，并将这四要素重新排列成两个反向圆环，图示如下：
附图
刘氏以为，文学审美循环系统分成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由此导出两种理论：文学为宇宙的显示——形上理论。文学是政治和社会的反映——决定理论。在第二阶段，作家创造作品，亦可导出两种理论：文学是人的情感的表现——表现理论。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的精心制作——技巧理论。在第三阶段，读者阅读作品，通过鉴赏作品产生美感，导出“审美理论”。最后在第四阶段，读者对宇宙的反应，因阅读作品而企图对自然社会有所改变，由此而产生“实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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