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硕士生毕业论文

  本文关键词：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史与论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来，冲破禁区，砸
烂藩篱，史学家独立思考，敢想敢说，史学界呈现出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大好局面。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都应当爱护并珍惜之。当前我感到有一个重大的理论
问题，即史与论的问题应该重新深入地展开讨论。只有这一问题讨论清楚了，才能使史学家进一步
地解放思想，并从新的视角去观察旧的史料，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结论。
一 历史的回顾
解放初期。此时的史学界存在着一种“重史轻论”的倾向。史，即历史资料，简称史料；论，
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不少史学家沉醉于浩瀚史料的开掘与爬梳之中，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
习和研究却不感兴趣。针对这一情况，史学界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有益的批判。这一批判，
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从而也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
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以论带史”的口号甚嚣尘上。所谓“以论带史”，其实就是“以论
代史”。因为从实践看，当时所发表的论著，就是用历史事实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证、作注。
关于“以论带史”，李时岳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史’贴上‘论’的标签，
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
处理，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史’作进一步的研究。‘论’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结。这样‘带
动’的结果，自然只能是‘代替’。‘以论带史’在实践中表现为‘以论代史’是势所必然的。”
[李时岳：《回顾解放以来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斗争》]这个分析是十分中肯的。这一漂亮的口号
给史学界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60年代初期。作为“以论带史”[ “以论代史”] 口号的反动，在此时提出了“论从史出”的
口号。这一口号所强调的是，研究历史问题，必须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论”不是研究的起点，
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从这点看，这一口号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它也有其不足。李时岳先生指
出：“作为指导性的口号，‘论从史出’有其潜在的弱点，这个口号鲜明地表述了在史与论关系问
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没有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史与论的辨证关系。”“由‘论从史出’所派生的
‘先史后论’的口号，便把原来潜在的弱点暴露出来、突出出来了。如果说，一切结论都产生在研
究的后头，这是对的；但如果说，在研究的时候不需要理论的指导 ，这就错了。”[ 同上] 实践
证明，研究历史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或一事无成，或误入歧途。
文革时期。戚本禹之流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宰割和剪裁的东西，为其篡党
夺权制造舆论。“影射史学把‘以论带史’的肿瘤发展成为致命的癌症，葬送了历史科学。”[ 同
上]
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史学园地姹紫嫣
红，百花争艳。史学界的繁荣景象是与其遵循的口号紧密相关的。这一时期史学界遵循的口号是
“史论结合”。对这一口号，史学家似无疑义。何谓“史论结合”？李时岳先生作出了经典阐释：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检验、充实、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
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如此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 同上] 这一阐释是准确的、全
面的和辨证的，因而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那么，我们在实行这一口号时，是否全无问题了呢？
也不是。依我不成熟的看法，问题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个别的似乎已成痼疾。 上一篇：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 下一篇：《花间集》与词学之“寄托”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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