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研究（1928-1976）

发布时间：2020-06-14 17:10

【摘要】： 集体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与个人创作并行的另一条文学脉线,它为推动新文学的渐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经验教训,这本身就昭示出新文学发展的丰富与复杂。从时间流程上来看,集体创作始于1928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这种崭新的创作方法从苏联译介到中国,成为新文学路径发生转变的标志之一；止于1976年,在“四五”运动波澜涤荡下,以“三突出”创作理论为准则的激进文艺路线宣告终结,集体创作随之戛然画上休止符。换句话说,集体创作与左翼政治思潮的盛衰休戚相关,这决定了其第一性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在此基础上被赋予了最大的空间和效能。从表现形态上来看,集体创作显示出由“写实”、“具体”向“象征”、“抽象”的总体趋势,最终发展到以寄寓某种意念、意蕴、意象的思想情感状态和逻辑思维方式来消解日常生活和化解矛盾冲突。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趋势研究的方法相结合的思路,前者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考察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的发生和发展,从中梳理它何以在中国水到渠成和广受瞩目的原因,并阐述诸种表现形态；后者注重一般事物内部历时变化的研究,同时对总体的某些特征进行梳理综合,通过它可以还原集体创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本质诉求,进而揭示中国新文学发展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一面。除“导言”外,全文以集体创作历经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为四章。由于所处阶段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尽相同,集体创作的表现、风格、形式、技巧等诸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归根到底,各个阶段之间并非断裂,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学的集体创作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形成、逐步推广、逐步深入和逐步固化的过程。第一章是左翼时期的集体创作(1928—1937),为萌芽和展开阶段。集体创作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以普及大众化为己任,积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培养通讯员作家,并由“学步”发展到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使得新文学的集体创作初露端倪和特色。在苏区,以红色戏剧运动和红色歌谣运动为主的集体创作被赋予神圣历史使命,它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行动,而是与明确民族国家意识的合法性相提并论,以求适配全国抗日的核心的重要地位,从而使苏区摆脱长期以来被污蔑、被攻击、被忽略和被“围剿”的处境。集体创作在此起到为之正名的作用,受到毛泽东和杨尚昆等人的首肯和倡导。第二章是战争时期的集体创作(1937—1949),为深化阶段。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1939),集体创作重在催生全民抗战、驱寇肃奸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质上彰显的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为爱国精神之一种,传播快捷,影响广泛,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均被赋予了最大的相通性。1939年之后,延安解放区文学成为集体创作的领头羊,新秧歌运动、新歌剧运动、旧剧改革运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集体创作活动是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导引的服膺与回响,蕴藏着诸多“军事化”、“政治化”的内涵,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稳妥结合,从而起到团结群众、夺取胜利的作用。这表现出某种与时俱进的创造意识,艺术革命与社会革命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等量齐观和并驾齐驱。第三章是“十七年”时期的集体创作(1949—1966),为高潮阶段。集体创作依赖于两方面的背景资源,一是延安文学传统的引鉴,二是独立国家实体的保障,由系统的理论阐述发展到具体的实践操作,从而促使具有普遍一致标准的文学共通体模式随之出现。集体创作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核心观念,“工农兵方向”的合法性论证规定了文学范式的统一创造生产,工农兵被组织起来构成创作的主体,个体作家书写的个人性逐渐丧失,只能从集体创作的表现形态中得到认同。集体创作为巩固新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服务,“两结合”的推行标志着以“象征”或“意象”的因子来解决现实矛盾付诸实施,对于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凭借浪漫主义情势特征予以激活。第四章是“文革”时期的集体创作(1966-1976),为固化阶段。集体创作体现为集团的意志,“创作组”是其表现形式,以剥夺个人意志和夺取话语身份为运作前提。集体创作所使用的“三结合”、“三突出”等理论圭臬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根基,以表意符号诉诸意识形态,从而使得“象征”面相趋达巅峰状态。“样板戏”是集体创作“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之产品,对原有经典蓝本的修改或移植正是为了肃清“异质”元素,阐显集团意志,文本的主题、人物、内容、语言、形式等均达到齐一固化。在“样板戏”美学理念的笼罩下,其他应景之作沦为摹仿品和复制品,亦被贴上“集体创作”的标签。
【学位授予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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