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的构建

发布时间：2021-12-18 08:45

　　在当下的设计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关于民族造物艺术的研究已渐成显学,不过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只关注表象,内涵性发掘不足的缺陷,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解释学研究范式与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特征,具备借鉴和引入的可行性。在具体研究中,有必要加大对于"时空"、"变迁"和"作者"、"读者"几大要素的关注,进而在设计学视野之下,形成更加合理的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 

【文章来源】：工业工程设计. 2020,2(04)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白马藏族的池公池母

由于民族造物自身的固有功能与属性使然，对于民俗、信仰、祭祀等活动的认知，就必须从单纯的个体向具体的文化、社会语境进行转换。据此，所谓的造物之“艺术”才有可能获得合理的诠释和升华，而绝非仅运用理论或资料对其进行纯粹的造物方式、功能、材料等的还原，其与“时空”之“场”的结合是不可或缺的。如在川西北羌族和白马藏族的日常用具中均出现有一种名为“拐筢子”的早期背运工具[10]，见图2，从造物艺术的研究角度而言，就需要与该器具的应用场域、人群进行勾连，不过这依然只是其产生的原因之一，还需运用共时性观念来还原该寻常物之情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取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的线索。换句话说，这种特殊的造物，一旦更换了“场”，就决然不再会具有其造物的目的和功能，而只能是一件无用的废品。图2 曾经出现于该区域的拐筢子

图3 川西北羌族羊皮鼓再者，在借鉴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中，以历史脉络为主线，注重具体化、微观化、专门化，强调研究对象的限定性，也应作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的重要思路，进行分类型、分功能、分应用、分场域的对标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在对于民族宗教法器的研究中，功能、场域上的细分是必须的，不能因形式相似就混为一谈，在羌族和陇南藏族民间流行的羊皮鼓，见图3，神职人员使用的羊皮鼓与舞者表演用的羊皮鼓，其文化性质和社会功能完全不同，当羊皮鼓被神职人员把握手中之时，神性（巫性）即已注入其中，造物的性质和价值也因此得到了升华。这与作为舞蹈器具或节奏伴生物的羊皮鼓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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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J]. 张星久.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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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54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