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创世纪神话对比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17 04:58

【摘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神话被看做“谎言”或是“奇谈异论”。如今,神话得以新解,被认为蕴含表达了人类原初的真实。创世神话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古始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巴什拉尔断言：“人世的一切都嵌在神话之中。”论文作者在文中系统比较了西方创世神话——《圣经·创世纪》和中国创世神话——盘古开天与女娲造人,以及老子的创世学说。作为理论支撑,本文主要运用了朗松的文本解析法和荣格的神话原型批评,以及吉尔伯特·杜朗的神话批评方法。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盘古神话及《圣经·创世纪》的由来。通过这一梳理,确定了两个神话文本在时序上的可比性。第二部分主要从两种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两个神话。通过紧贴文本的分析,作者重新检视了“二元对立与强调统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创生与化生”等文化元素,进一步发掘了神话原型中隐含的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论文的第三部分着重从语言的层面比较了两种神话,借鉴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理论,切合神话文本,考察了两种语言与神话的关系,分析了其中的相同与差异,对神话与语言中反映出的文化差别进行了思考。论文最后一章从三个层面深入论述了《圣经·创世纪》与老子《道德经》的深层关系：创世的二“道”,劳作与休息,永恒的回归。在这一部分,作者试图提出一种对创世神话的双重解读：借助《圣经·创世纪》更好地理解老子之“道”；反之,借老子的“道”明示创世纪神话的幽微。我们所研究的主题很多并非新观点,难免有“老生常谈”之嫌。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避免了简单的“人云亦云”,而是贴近文本,让文本说话,通过扎实的文本分析,践行西方的批评方法,对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做出新的科学论证。概而言之,本文的创新思想体现在“旧瓶装新酒”之上。就内容而言,本文的独创之处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追本溯源,我们在东西方创世神话中发掘出了孕育两种不同文化的神话元素。此处以两组具有代表性的基本价值观为例：平等观念和等级划分：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男人,又用他的肋骨创造了女人,这两种创造物是同质的。女人既不是取自男人的头颅(意味着女人并不高于男人),也非取自男人的脚板(表明女人也不低劣于男人),而是取自男人身体中部的肋骨：男人女人自被创造之时起,便是平等的(具有现代意味的一家之言)。而这一人人平等的萌芽在中国的造人神话中却了无踪迹。女娲造人之初,就将人分为了两类：用泥土捏就的是贵人,用藤条沾泥浆甩出的是贱民。在周朝,就把国人分为十等,历朝历代,“贱民”总是理所当然的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欺凌压迫,因为“生而注定”。二元对立与强调统一：在《圣经·创世纪》中,世界是以“二元对立”的结构被创造的。这种对立结构明显地表现在天与地、黑夜与白昼、男人与女人、肉体与灵魂、善与恶以及海泽之鱼与天空之鸟中。在中国神话中,世界由盘古神已存的肉身化生而来。这一创世过程遵从类比的原则,晶圆的眼睛变成太阳月亮,流动的血液化为河流。世界就这样诞生自人形的盘古,人、自然和创世神享有同一身体,不啻为至高无上的“天人合一”。此后,西方创世思想中的“二元对立”趋向了差异与分裂,中国创世中的类比培植了综合与概括。中国人历来将“天人合一”视为无上法则。这种不同的神话元素在东西方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在政治结构上,“三权分立”更有可能在法国确立,而中央集权才可能是中国的选择。在汉武帝实行思想统一两千年之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要求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统一思想。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绝不妥协,因之事关国家统一问题。这两种思想不能简单地分个孰对孰错,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根本价值观,不可动摇。在“二元对立”与“强调统一”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重要的是平衡,要争取达成最佳的比例。二十世纪,是个号召相互完善的时代,西方人开始关心综合,而中国人开始借鉴西方的组织方式。中国人应该借助西方的“分”促进我们的“和”,反之西方人应学会利用中国的“和”完善他们的“分”。这才是正道。第二,在两种不同的创世神话中,我们发现了不同的语言模式。《圣经·创世纪》看重言语,整部《圣经》都贯穿着上帝之“言”,在这种文化中诞生了拼音文字。中国创世神话着力于书写,来自于类比的世界化生表现为最基本的象形汉字“日月人山目河草雨”。上帝以“言语”创世,而盘古和女娲只言不发。但是,上帝并非“言说”的唯一主体,他把“命名”这一权力交付给了人,于是,人的话语也变得具有了神力。在这一意义上,人既是被决定者,同时也是决定者。他既听命于上帝,又主宰着遵从上帝之旨由他所命名的万物。而中国创世神话中,人没有言语,只有遵从,如同汉字一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皇帝在中国被看做“天子”,只有他能以“天”的名义发号施令,替天行道,言语的权利从未让渡给属下的人。创世神话中的“言”与“不言”两种模式反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重视“言”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由此,产生了更多对“言论自由”的诉求。第三,在《圣经.创世纪》和《道德经》的对比中,我们发现了别的研究者从未提及过的两者时间观的不同和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观念差异。《创世纪》和《道德经》昭示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发展和复归。《创世纪》建立在发展之上,伴之以个别复归的主题。《圣经》归根结底是一段人类繁衍壮大的历史。《道德经》尽管言说了“一生万物“,主导思想还是回与归。老子鼓励我们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归于世界的本初。他认为混沌不明中才存在本真与纯粹：“明道若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老子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我们在《创世纪》分别找出了对应的四个时期：一,“道”的阶段。“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幸福。对应着《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在犯原罪之前在伊甸园中的幸福生活；二,“德”的阶段。有“德”就有了辨别。辨别产生了欲望,从而生出了恶。这正是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时；三,“仁”“爱”的阶段。怜悯与博爱的时期：统治者爱他的子民,子女爱他们的父母,反之亦然。在《圣经》里,表现为上帝对人的爱,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爱。耶和华想以滔天洪水将人重新带回最初的纯洁,但他保存了诺亚和他的全家。洪水之后,人为上帝建造了祭坛,上帝被这忠诚感动,原谅了人的恶,继续赐爱于人；四,“义”“礼”“法”的阶段。老子明言反对“礼”“法”。上帝与人订立“十诫”。老子认为“道“才是人类的天堂,每历经一个阶段,就越远离了理想的状态,因此,他强调复归。这四个阶段之后,老子代表的中国与《圣经》孕育的西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上帝意识到了人的不足,选择了宽恕,他降福于人,接受并继续爱他,尽管“人从小时就心里怀着恶念(《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从上帝身上,人获得了永久的精神支柱。再者,上帝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依靠法律规范管理人类生活。上帝与人订立了“十诫”,在我们看来,这是上帝赋予人类最可宝贵的恩赐。这一法令此后发展得日益具体,而且还规定了保护弱者对抗强权的条例,不啻为人类历史上的的一大进步。我们认为,“以法治国”即使不敢说是最好的,至少也是目前为止相对较好的治国方式。老子的道路截然相反,他反文明发展而行之,宣扬摒弃法律而复归到自然秩序之中。他提倡“无为”以求过一种纯粹的生活,使得人与自然达到真正的和谐。这可算是一种哲学“乌托邦”,但作为社会现实,是难以实现的。人类社会充斥着诸多诱人的苹果和狡诈的蛇,老子复归于朴的要求显得苍白无力。老子蔑视礼法,与他当时所处的战乱时代分不开。毕竟,老子只是哲学家,而不是社会管理者。他的学说抚慰了漫长历史中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国人的心灵。在创世神话中,“一切都是符号”,但是需要一缕明光或一声呐喊洞穿遮蔽我们视听的屏障。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工作,只是期许能发出我们自己的喊声,无论它是响是弱。很多主题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我们希望此文能对日后的创世神话研究有所启示。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I0-03;I10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