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文化转向”视野下《儿子与情人》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20-03-25 00:26

【摘要】：劳伦斯的作品因包含大胆的性爱描写而具有争议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直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涌现译介西方思想及著作的热潮,劳伦斯的作品才开始被译介到国内。《儿子与情人》是D·H·劳伦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具争论性的作品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里,《儿子与情人》的中文译本主要有十八个,这样的译本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由于或诗学观或意识形态或受众需求或赞助人或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译本呈现出或大或小的差异。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大事件就是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一方面,随着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发生,文化研究不断向翻译领域渗透,女性主义与翻译逐步结合并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另一方面,翻译学“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从语言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相应地在翻译活动中对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的倚重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笔者选择了处于翻译学“文化转向”前后《儿子与情人》的两个不同性别译者的中译本(一个是由李健、何善强等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译本,一个是由陈红玉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译本),借助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归化/异化翻译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笔者这篇论文的正文部分包括了三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本篇论文的文化背景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及其影响,包含三节内容,第一节分别从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前期酝酿和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发生两个方面展开介绍;第二节介绍的是翻译学“文化转向”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介绍了在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如何与翻译进行了深度的结合,另一方面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第三节介绍的是翻译学“文化转向”与归化/异化翻译理论,一方面介绍了翻译学“文化转向”影响下西方翻译界对归化/异化的重新阐释,另一方面介绍了归化/异化进入中国后其概念的本土化界定。第二章是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关照下对《儿子与情人》两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包含四节内容,第一节从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增补两个方面分析了陈译本中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显现;第二节从女性与身份指称和女性与语言两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两个中译本彰显女性身份的差异性;第三节主要从两性关系这一角度来比较分析两个中译本的差异性,其中包含了对莫瑞尔夫妇之间的关系以及保罗与莫瑞尔夫人、米莉安和克拉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第四节主要比较分析了两个中译本对原文中女性形象和女性心理方面的翻译差异。第三章分析了《儿子与情人》两个中译本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问题,包含三节内容,第一节作为后两节分析的基础介绍了《儿子与情人》中的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第二节分析了两个中译本对原文语言的处理,一方面阐述了李译本对原文的语言采取了“归化”法,另一方面阐述了陈译本对原文语言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方法;第三节分别从语言背后的风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两个中译本对原文文化的处理。
【学位授予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H315.9;I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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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5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