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本文关键词：从触觉看感官等级制与审美文化逻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组织了上、中、下三编，全面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每编一开始有一个“概说”，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每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概况、主要特征，然后分章节详细、具体、客观地描述这一时期文学上主要的思潮、运动以及人物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将其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总体的分析和评价。上编重点讲解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的创作情况，介绍了爱国诗潮、桐城派、宋诗派等的发展情况，论述了1840-1894年间小说与文论的发展情况；中编围绕着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这个核心，着重介绍了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等维新派作家的创作情况，也介绍了“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常州词派等传统诗文流派的情况，并论述了谴责小说的兴起及具体情况；下编主要介绍了辛亥革命大背景下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状况，重点阐述了革命派作家的诗文和小说创作，也描述了近代戏曲、翻译文学等方面的情况。

书籍目录

卷首语　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答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问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分会年会专题　主持人语　义无反顾地跨进这门槛——漫谈文史工作者的识与德　《冀中一日》的文学史意义——兼论大众文学史料的研究问题　《豫报》的创刊及其创刊号上疑似鲁迅撰写的两则广告　《政治的新生》：一项填补高长虹空白的重大发现“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化问题　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从触觉看感官等级制与审美文化逻辑文学史新论　现代翻译文学的建树及价值　无政府主义与启蒙主义之关系及对中国文学之影响　试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传统　“新旧雅俗”与“古为今用”——现代历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伤逝》与《莺莺传》之比较研究　历史语境的跨越——《蚀》三部曲版本校评　个体性革命话语生产的困境与失败——再论“蒋光慈现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侧影——路翎和《财主的儿女们》　试论抗战时期西南旅行记的勃兴　新诗：从“五四”到当下　　变动的修辞：新诗史叙事与十七年诗歌　从《诗经六十篇之文学评鉴》看穆旦的艺术旨趣　浅谈戴望舒对李商隐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中的群众心理分析——《屈原》的另一种解读巴蜀文学重读　中国现代诗人梁上泉访问记　“犹如夏日傍晚的庄稼地”——论梁上泉早期诗意道说　傻眼看世——论阿来《尘埃落定》的叙述视角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档案：1956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三）　陈铨1922年至1997年著译年表　　徐仲年的一篇手稿　浅草社·林如稷及其他动态　批判与超越——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简评　稿约与稿例

章节摘录

当然，需要辨析的史料绝不局限于回忆录，一般人普遍认为最为真实的日记，也不是都可以不加区别的直接搬用。最近有研究者将罗尔纲的回忆录《师门五年记》跟胡适的相关日记对照，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比如1930年11月28日，胡适从上海迁往北平。在罗尔纲笔下，当天除他之外，“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都不来送行”，原因是胡适当时提倡人权，跟国民党当局发生了冲突，“人们认为特务会在车站狙击胡适”，只有像他这样的“书呆子”才一点没有想到。但胡适当天的日记却开列了几十位送行者的名单，其中包括汪梦邹、汪原放、高梦旦这样的知名人士。两相对照，读者就会感到日记的记载会比回忆更加可靠。不过历史人物修改本人日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就删掉了日记中赞誉康有为的文字，因为时值戊戌变法失败，不删掉这些内容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又如1923年7月18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周作人就对当天的日记进行了修改挖补，使读者看不到日记的原貌。前面我曾讲到，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功不可没。但近来也有研究者指出，公开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中多有“补记”，即在晚年补记年轻时候的经历，又未一一标明。这种办法显然不可取。我还听说现在全文发表或部分发表的朱自清日记、萧军日记、丁玲日记，也都有删改润饰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提请研究者注意。史料除开搜集、辨伪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讲的了解史料要求“透”。据说20世纪西方有一种分析史学，是通过计量统计对史料包含的数据加以梳理，从而得到史料当中虽没有直接记载但却可以推导出的信息。运用这种方法，在经济史和人口史学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认为，，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最近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叫王奇生的教授发表新论，向常识挑战，说“民主”与“科学”根本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论据是据他检索，“《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了一点，也不过十五六篇”。他又检索了“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结果“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点，也只出现了1907次。（《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眼下，时光已经流逝到了21世纪，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居然会用这种三下五去二的方法来研究复杂纷纭的历史，来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真让我觉得有些遗憾！退一万步说，即使王教授的统计绝对精确，《新青年》确实只刊发了三篇谈“民主”的文章，“民主”就不可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实主题吗？在历史进程中，一种主张或主义的影响，从来都不会单纯取决于文章的数量。一本篇幅不长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六十多年以来不是让世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吗？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短文，不是结束了现代迷信的时代，推动了近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吗？更何况陈独秀宣传民主的政治主张，不仅是通过政论，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实行民治的基础》，而且还通过随感和译文，如其在《新青年》上翻译的《现代文明史》、《美国国歌》，撰写的随感《法律与言论自由》等，不同样渗透着现代民主的精神吗？在跟康有为论争的一系列文章中，陈独秀反复说明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他在《新青年》上撰写的那批政治上反对君主制度、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的文章，难道不都是在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扫清道路吗？除了陈独秀之外，《新青年》杂志上宣传民主理念的撰稿人还有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栏目》还有“译文”、“世界说苑”等。至于《新青年》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劳动节专号”、“俄罗斯研究”、“世界革命号”、“社会主义讨论”等，更是引进了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这样的新理念，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无法低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民主思想的除开《新青年》这个主要阵地，还有《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时报。觉惯》、《晨报副刊》等同盟刊物。《民国日报·觉悟》上刊登了译文《德谟克拉西的本议》，《每周评论》发表了谭鸣谦撰写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少年中国》刊登了李璜撰写的《德谟克拉西的原来》…·”“五四”前后是一个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时代，除开李大钊介绍了苏俄的民主外，还有一个外国人也在中国仆仆道途，宣传民主，他就是胡适在美国的老师杜威。这位实验主义大师在上海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在杭州讲《德谟克拉西之真义》，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人说，在“五四”时期，民主一词至少有八种译法，如平民主义、民众主义、民权主义、民本主义、惟民主义、民治主义、庶民主义、个性主义等，无不渗透了现代民主的基本精神。王教授只点击“民主”一词难道不是以偏概全吗？据王教授说，“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宣传要多于对民主的宣传。对此，我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具体论述了。我想，王教授的研究方法应该不是真正的分析史学或统计史学。这个事例说明，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史料，吃透史料。20世纪20至40年代，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古史。他说：“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这就说明了观点与方法的重要性。冯友兰先生谈到选择史料要“精”。据我的理解，所谓“精”至少应该符合两个要求：一要能有力支撑自己的论点，二要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要使读者在片面中感之全面，从局部中把握全局。比如我们过去读过冰心的诗作《献给我们挚爱的亲奶奶》以及她《在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评奖会上的书面发言》，知道宋庆龄是冰心“最敬重的女性”。前些年，日本学者岩崎菜子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普兰格文库》中发现了十多篇《冰心全集》中未收录的佚文，其中就有《我所见到的蒋夫人》（1947年4月1日《主妇之友》第31卷4月号），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冰心的社会交往就十分重要，可以填补此前的史料空白。又如，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有学者特别强调北洋政府在推广白话文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就失之于偏颇。还是胡适说得好：在白话文推行过程中，群众的需求、学者的倡导、政府的推动，i者缺一不可。要展现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原貌，就必须顾及以上i方面的史料。所以，凭史料说活，不是只援引有利于自己的个别史料，而是要通过精选，彰显足以揭示历史本质和历史全貌的史料。最后简单谈谈史德问题。现在强调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不同范畴的职业道德。我认为，史料工作独特的道德要求就是“存真求实”，而要达到这一标准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不伪造史料；二，不文过饰非；三，不怕打击报复。不伪造史料，这是史料工作的一个学术底线，也是道德底线，但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当前名家书画颇获拍卖市场青睐，因此赝品层出不穷。最近发现，毛泽东致谢觉哉和致毛泽荣的书信手稿，林风眠的油画《渔获》……就是伪作或疑似伪作。据行家说，近年来海内外拍卖张大千的作品多达10945件，成交率为619，6，但其中真迹不及十之二三。文史资料没有书画值钱，作伪者只是极个别人，但这些人很有韧性，乐此不疲；又往往很有学问，只是学问不用于正道，因此影响不可低估。不文过饰非，也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史料方面的错误均属学术上的硬伤，反映出出错者知识方面的局限和学风尚欠严谨，很难用“见仁见智”之类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我曾两次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一次是参与日记注释定稿，另一次是单独负责书信部分的编注。两次都有错误。每次经人指出，都心情忐忑，感到无地自容。但我基本上做到了知错就改，从来没有曲为之辩。这是我自觉向鲁迅等学术前辈学习的结果，今后也将一如既往。最不容易做到的是不怕打击报复。我已年近古稀，快到盘点自己学术工作的时候了。我这一生少有理论创新，如果还有些微的学术成果，主要是侧重在史料整理和史料辨伪方面。近三十年来，我先后戳穿了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鲁迅的神话，批驳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派遣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政治谣言，澄清了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即已同居的八卦绯闻，并以《鲁迅与我七十年》为例，提出了一个近乎绝对真理的观点：尽信回忆录不如无回忆录。这些史料方面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学术声誉和友情声援，但同时也招致了排挤、报复、无孔不入的人身攻击，乃至于在他们能够控制的学术活动中封杀我的声音。但我虽九死而不悔。每当我的精神难以支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作品中那位令人崇敬的俄罗斯姑娘，虽然明知一旦跨越这个门槛，等待她的就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监牢、疾病，还有死亡本身”，她将受到“不仅来自敌人——而且来自亲人，来自朋友”的一切打击，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在有些人眼中，这个俄罗斯姑娘是傻子；在我眼中，她是圣人，也是一切文史工作者的榜样。（2009年5月23日上午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上的讲话。因时间限制，当场未能全文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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