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发布时间：2020-10-27 01:49

　　 儒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除却孔孟宋明心性天人合一之学的一脉潜通外,还有为理学家所斥为“异端”的非正统儒学,后者彰显的仍是儒家的精神。如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虽表现为路径上辟佛、心性“道统”论和统合儒释、天人不相预论的不同,在实质上,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中唐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韩愈学说备受关注,柳宗元思想却被搁置的历史现实,使得我们重新认定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颇有必要。另外,“唐宋”变革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热门的话题之一,具体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了唐宋之间的因承性和断裂性以及唐代前后两期思想的显著差异性。前唐承接汉学,中后唐开启宋学的事实,表明中后唐在思想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我们研究处于中后唐时期的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由此反映中后唐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的历史联系颇有意义。 唐代的学术环境大体上为“末学驰骋,儒道不举”。在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强大势力的冲击和儒学内部经学僵化、文学浮靡而失却世用之弊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汉皇改运”后“儒学独尊”的地位,以满足整顿社会风气和应对佛道挑战的需求,成为唐朝士人们共同思索的问题,即儒学复兴成为中唐重大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具体而微地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选择:首先,如何选择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以儒统合佛教,还是以儒家的基本精神构建道统来辟佛;其二,如何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就天人关系而言,即孔子以降孟学路线和荀学路线的选择;其三,儒家经典如何重新获得活力: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即章句训诂与义理诠释的选择;其四:如何重现儒学的教化功能:“以文掩道”与“文以明道”的选择。柳宗元一生以“明道”为志向,以复兴儒学的高度自觉,对以上问题做出了矜创性的解答,由此形成了与儒学在宋明再度复兴的历史联系。 首先,“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鉴于中唐佛教的高度中国化及其影响的深刻性,中唐儒士开辟了以儒统合佛教的道路。这一路线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可能性。具体而言,韩愈、李翱表面上辟佛而无多创见,在实质层面融佛而又多有造诣。而柳宗元在儒学的视野下,既表现出对佛教的认同,又表现为对佛教的批判。于前者,柳宗元基于中唐佛教高度世俗化的现实,认为在“孝道”、仁义、礼法和戒律等方面,佛道“不与孔子异道”,佛教理论有“与《易》、《论语》合”之处。同时,柳宗元以儒家“入世”的品格来消释佛教的“出世”色彩,发挥佛理的优越性。于后者,柳宗元批评时禅“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言体而不及用”等弊病,折射出守礼法、尊经崇圣、修身养性等儒家思想主张。此外,还从学风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评,体现了儒家经学、文学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不离“复兴儒学”这一重任,主张“统合儒释”。可见,韩柳表异实同、殊途同归。然而,以“仁”、理为基点的道学,公开视佛教为异端,以辟佛为己任,这样,韩愈就被他们重视列为“道统”,而柳宗元则被搁置一旁,甚至被斥为“异端”。 其次,以“天人不相预”的天人观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在孔子那里,天人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蕴含着孟子天人合一的路线和荀子天人相分的路线,孟荀天人观实则殊途同归,都在于彰显“人道原则”。前者经过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比配和发展,走向了天人感应论。这一理论在伸长人道原则的同时,又将儒学基本价值淹没于神学的迷雾之中。柳宗元将荀子——王充天人相分的路线贯彻下来并加以推进,其一,发展了“自”论思想,将自然说贯彻于宇宙论和人生观、价值观;其二,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从宇宙论的角度还原“天”的“自然”性,全面而又深刻地批评两汉天人神学目的论,将传统的“人道原则”从神学呓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其三,发展了孔孟荀的圣人观,将性“朴”论发展为人性“自然”论,认为人性是“明”和“志”的辩证结合,发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与人无异”的观点,是人道原则在理想人格中的体现。其四,与其理想人格紧密关联的是“至公”的社会理想,将基于儒学人道原则的民本思想发挥为“利民”和“民利”、“民役而非役民”的“利安元元”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承继了被以后宋明理学视为异端的荀子天人相分路线,这使得他与发挥孟学天人合一路线的宋明理学家拉开了距离。 再次,“由我而得”、借圣立言的解经范式革命。在佛教义疏经学的影响、刺激和启发下,在疑古思潮悄然兴起之际,日益陷入泥淖、遮蔽儒道的中唐儒家经学内部宜时而行的解经范式变革破茧而出。以啖助、赵匡、陆淳为开创者,以柳宗元、吕温为推进者的新《春秋》学派主张,一方面“解构”、超越传统章句学,另一方面又从经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发起了对“义理”的追求,主张以“大中之道”为支柱,重新“解释”传统经传,“六经注我”,由“我”明“圣人之心”,发明“微言大义”,以此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使儒学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充分彰显儒道的政教世用性。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创造力。另外,柳宗元发展了“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以及疑古、辨伪的方法。可以说,新《春秋》学派推进的解经范式的变革,较之以钦定《五经正义》为标志的唐初经学复兴的经学研究范式,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可见,新《春秋》学派的主张与宋明经学主张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宋学的生命上溯至中唐。 最后,“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在儒学传统中,“文”“道”本为一体。“文”蕴含着“尊经”、“崇圣”、“复古”的思想,包含教化之意,存在显化儒道教化的可能。与异化了的注疏章句经学遗失了儒道一样,走向极端的六朝骈文遮蔽了儒道,其弊病都在于失去了辅时济世、经世致用的品格,备显空虚,没有内容。在唐宋复兴儒学的时代课题下,文学革新与经学变革有如一卵双胎。柳宗元从“文”与“明道”、“取道之源”与“旁推交通”、“为学”与“为文”、“志”与“言”、“术”与“心”、“文采”与“明道”和“古文”与“古道”等方面,发展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别于宋代“文以载道”的思想。我们通过对唐之前的文道观、唐代文道观和宋明文道观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条主线,即儒学视野下的文道合一观,然其中又有重道轻文和文道并举之差别。唐宋文道观意在力纠“技之文”之弊、发明儒道的教化功能,既是儒学视野下的文学变革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传统儒家的文道观念本身内蕴着向道偏重的倾向,这点在唐代早期古文运动和两宋道学中表现尤为清晰。唐代的柳宗元和韩愈与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在承继前人文道思想的同时又表现为对重文轻道、重道轻文思想的修正,主张“文”和“道”的辩证统一。 我们从以上可见,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对后学尤其是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理学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搁置柳宗元的思想而忽略柳宗元在儒学复兴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学位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08
【中图分类】：I206.2
【文章目录】：
论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章 “统合儒释”与对佛教的态度
    第一节 以儒统合佛教与柳宗元时代对待佛教的态度
    第二节 辟佛与融佛:韩李对佛教的态度
    第三节 认同与批评: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
    第四节 评价及意义
    结语
第二章 “天人不相预”与儒家人道原则的彰显
    第一节 天人关系论的发展及其在唐代遭遇的尴尬
    第二节 “自”论与人道原则
    第三节 “天人不相预”与人道原则
    第四节 理想人格与人道原则
    第五节 社会理想与人道原则
    第六节 意义
    结语
第三章 “由我而得”与儒学经典生命力的获得
    第一节 解经范式变革的学术背景和基础
    第二节 解经范式变革
    第三节 解经范式变革的具体方法
    第四节 思想价值和意义
    结语
第四章 “文以明道”与儒道教化的恢复
    第一节 文、骈文、古文与儒道教化
    第二节 “文以明道”
    第三节 文道关系的演变史
    第四节 总结和说明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引证文献】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前2条

1 郑倩茹;论柳宗元“大中之道”思想[D];吉林大学;2012年

2 陈维;中唐时期的儒家知识形态[D];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

本文编号：2857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