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2009-2013新闻报道中的气候变化话语—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篇章对比分析

发布时间：2018-03-25 12:23

  本文选题：气候变化　切入点：媒体话语　出处：《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摘要】：全球性气候变化作为人类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已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是气候变化传播的主力军,其对气候变化的意义建构直接影响人们对这一高度复杂、长时间梯度且又距离遥远的科学事件的认知和感受。本文的研究旨在获取两国媒体气候变化话语的结构性基本概貌和主体特点,探析媒体如何基于篇章建构气候变化概念、如何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策略传递自己的真实观点和实现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中德两国主流媒体《世界报》、《法兰克福评论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从2009年至2013年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作为语料。为增强语料的代表性,采用了Gabrielatos于2007年提出的相关词相关性检测方法(RQTR),更大程度地提高了语料检索词表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Nexis数据库和相关重要报纸文章中共采集了5829篇德语新闻报道(3318889词次)和3718篇中文新闻报道(3198449词次),共计约六百万词次。根据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研究首先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基于两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差异,中德两国的媒体气候变化话语存在裂谷式的差异。尽管如此,两国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和立场逐渐呈现出接近和趋同的走向。围绕此假设,本论文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气候变化话语在中德媒体中如何被建构?建构过程和结果呈现出了哪些具体特点?(2)在中德气候变化话语中存在哪些争议和分歧?在这些话语纷争上中德双方具有何种差异?(3)两国气候变化话语如何随着时间变化和发展?是否展现了接近的趋势?本研究从钱敏汝的动态篇章观出发,即：篇章作为人类语言的一切使用形式,是一种有结构、有意图、有策略的符号编码和解码创造活动,结合Wilhelm Koller的语言透视法理论,并采取了Ekkehard Felder的语用-语义-篇章分析方法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中德两国媒体气候变化话语进行了较详尽的多层面分析和对比。主要研究步骤为：首先,通过两国气候变化话语关键词表中前300关键词的对比,得出话语内容结构分布的异同以及实现对话语的整体把握；其次,借助转折和让步连词的语境分析(索引行分析、词簇分析、搭配词分析等)梳理气候变化话语的分歧中心(das agonale Zentrum);最后通过语篇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的差异透视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本文的研究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媒体无一中立：中德媒体的立场都不是中立的,总会受特定视角性的影响。即使报导的是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媒体依然在意义建构中通过对不同语言手段的运用隐式主观性向读者传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对读者的观点影响和舆论引导。(2)德国媒体气候变化话语总体呈现事务导向型结构,话语主要内容为气候变化现象本身、起因及其后果,话语中最常出现的行为主体为组织机构、政治家和科学研究者。与此相对,中国媒体气候变化话语总体呈现关系导向型结构,气候变化现象本身并不构成话语主要内容,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国家和政府行为。国家名称和国家双边关系的较大比重也表明,中国媒体事实上更多把气候变化问题定位为国际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两国媒体话语的共同点在于,都展现了对气候变化会议的高度重视。这体现了全球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3)中德气候变化媒体话语的分歧中心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气候变化本身、国际气候变化应对和国内气候变化应对。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命题,两国媒体都存有怀疑,但德国媒体的质疑更多,中国媒体则相对平和。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讨论中,两国媒体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中方认为：基于国内生存困境须把发展和经济增长视为紧迫的、不可放弃的以及优先的任务,况且基于公平原则应享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发展权利；此外,根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发达国家作为气候变化主要责任国理应承担更多治理责任。德方媒体则坚持“环境伦理”,指责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利益置于环境利益之前是贪婪于增长。中国作为当今最大污染国之一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气候变化大会屡次失败的事实,德方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合作、顽固和胆怯；对此,中方则指出,发达国家的不履约行为和不达标表现才是气候谈判失败的原因所在。(4)中德两国媒体气候变化话语结构和内容上的差异折射两国国情、文化和沟通方式的差异。媒体话语建构内容和报导方式的选择实质反映了它对其读者思维方式和文化特性的判断。德国媒体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以事务信息为主导的话语内容结构,并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报道方式,原因在于德国读者习惯于遵循这种事务导向型的文化标准。而中国媒体的这种相对和谐以及政治导向型话语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也受中国注重社会和谐以及关系导向型的文化标准的影响。中德媒体这种有意图和有策略的选择程序也恰恰体现了篇章生产的动态过程性以及篇章与人与世界的三元互动关系,同时再一次印证了篇章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互动行为须在人的总体活动的关系网络中去探究。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德国媒体的“事务导向”和“就事论事”并不是无条件的,也绝不代表着绝对客观性。它对气候怀疑论者的消极形象建构、把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批评为“经济贪婪”和对公平发展权以及发达国家消极表现的避而不谈都充分说明了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事务导向”。所谓的事实只是基于关系和利益层面精心挑选的部分呈现。由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基于两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差异,中德两国的媒体气候变化话语的确存在裂谷式的差异。两国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和立场整体上并没有明显呈现出接近和趋同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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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H136;H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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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66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