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制中寻求自由: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中的论语派
【摘要】 论语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流派,它生成于1930年代的上海,以提倡和写作幽默、性灵小品文为主要特征。作为自由主义文学在三十年代的发展,论语派以文学自主和思想自由为诉求,这种自我定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主流文学之间有着极大的不相容性,论语派也因此受到来自各方的种种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中,论语派的阵营却得到了壮大,论语派文学也获得极大发展,以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幽默闲适小品文思潮。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论语派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论语派所受到的限制,以及论语派的应对策略,由此寻绎论语派的文学史意义,并为今天的文学生产提供有益的启示。特定流派的文学选择一方面以自身的文学好尚为依据,另一方面也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文化氛围、文学风习等因素都会给流派打上深深的印痕。这些因素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对特定流派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强度也不一样。为了全方位考察论语派所受的限制和应对限制的策略,论文借鉴了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以“文学场”来指称三十年代的文学形态,以“权力场”来指称三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更高社会层级的形态,将论语派的生成过程和文学活动置于由权力场和文学场所组成的网状结构中,分析论语派所遭遇的困境和突破困境的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表现的局限。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意义、论题的研究历史、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围绕论语派的生成过程展开论述。本章将论语派的生成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指出论语派与二十年代的各种自由主义文学资源的深层联系,并分析自由主义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聚合原因和聚合方式。本章试图说明,三十年代对于自由主义文学来说并非适宜的时代,然而,由于林语堂等人充分利用场域提供的条件出版期刊、凝聚作家,论语派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三十年代文学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章主要分析权力场对论语派造成的限制和论语派突破限制的方式。本章围绕论语派如何超越政治权力的监控、避免商品经济的渗透、拒绝主流文化的规训展开论述,认为论语派借助于幽默话语进行政治批评,避免了政治权力的过度控制,同时,借助于超政治的写作方式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性；利用半同人性半商业性的期刊经营方式成功介入出版业,摆脱了经济资本的掌控；以启蒙文化对抗专制文化并建构近情、宽容的现代文化,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第三章分析论语派确立文学合法性的方式和过程。本章围绕论语派文学理论的建构展开论述,认为论语派的言志、性灵等文学理论都是指向自由的,这种文学理论与同时代的工具化文学理论格格不入,并且也不同于其他自由主义流派的观念,而论语派为了参与文学场的竞争,在表述这些理论时采取了标新立异的方式,如此一来,论语派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各种力量的批评,为了摆脱由批评造成的合法性危机,论语派与左翼阵营展开论争,通过论争确立了言志文学的合法性。第四章围绕论语派的小品文创作展开论述,分析论语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场的占位过程。认为论语派通过广泛摄取和借鉴散文资源,确立了小品文的文体规范,论语派作家的创作就是这种规范的体现。论语派小品文题材丰富、形式自由,这类作品契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被读者广泛接受和模仿。在致力于创作的同时,论语派成功地实现了小品文的经典化,由此完成了文学场的占位。结语总结论语派文学活动的意义,指出其寻求自由的过程对文学发展和思想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论语派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局限,认为这一切对今天的文学生产能够产生有益的启示。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林贤治先生曾经在题为《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的长篇论文中论述自由与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外部的自由还是内部的自由,对文学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①这种观点深刻而精警。所谓外部自由即文学的自主性,指的是文学相对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风俗等外部力量的独立性;所谓内部自由即文学的审美自律性,指的是文学评判标准的唯一性,即所有作品都只能依据其思想和审美价值来判定高下。内部自由是文学自由的根本,外部自由是内部自由的必要条件,二者共同指向创作主体的思想自由,也就是自由思考.的意识、能力和权利。这种意识、能力和权利对于以独创性和审美性为价值核心的文学来说至关重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被看成文学最重要的素质。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莫不流贯着饱满的自由精神,以中国文学而论,《庄子》、楚辞、《史记》、李杜诗篇、公安派小品、《红楼梦》等传世之作都是在摒除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过度干扰、保持自由的创作心态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以自由创作、反对外在干预作为核心的目标诉求。文学革命期间,文学革新的最大障碍来自延续了千年的文以载道观念,文学革命先驱全力拆解的首先也是这种载道观。首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同人在对文学自主性的强调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陈独秀将“达意状物”看成文学的本质,他指出,“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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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学界对论语派的研究大约始于论语派出现一年之后,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来自左翼、京派和其他文学阵营的批评是对论语派的最初研究,这些批评与流派之间的竞争意图纠缠在一起,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也往往表现出“片面的深刻”。左翼阵营是三十年代批评论语派最用力者。左翼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语派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自然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同。论语派出现不久,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就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评。鲁迅声称反对幽默,并且预言幽默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和'讨便宜'”。来他更认为论语派走入帮闲一途。对于林语堂的提倡性灵小品文,鲁迅更是大不赞成,甚至将之与辜鸿铭、郑孝胥的复古思想等量齐观。③ 沫沙认为《人间世》“只见苍绳,不见宇宙”,并断言它与《论语》相似,“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阿英将林语堂等人的文学道路归结为“幽默主义”,认为他们介于积极的“打硬仗主义”和消极的“逃避主义”之间,在批评论语派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文学选择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此外,茅盾、郑伯奇、胡风、周木斋等左翼作家对论语派也作了较多的批评和研究。沈从文、朱光潜等京派作家欣赏纯洁、高雅的文学,对论语派所造成的幽默小品文潮流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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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三十年代的场域形态与论语派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文学场的变换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困境
前人对于促使论语派生成的历史因缘多有探讨,一般认为,论语派由语丝派发展而来,在改变了的政治和商业环境中,比语丝派多了遁世的消极,少了政治批评的勇气。这种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不过,这里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关于论语派的政治批评问题留待下一章论述,本章主要探讨论语派的生成问题。论语派固然与语丝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极为宽广,其形成机缘十分复杂,不是“从《语丝》到《论语》”所能概括的。论语派的最初成员多是二十年代巳有文名者,除了来自语丝派的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章衣萍,还有来自新月派的邵洵美、潘光旦、叶公超,创造社的骨干郁达夫,文学研究会的老舍、丰子惜,狮吼社的章克标,等等,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作家的大汇聚。这些归属各异的作家能够聚合在一起组成论语派,私人情谊固然是一个原因,场域因素则更重要,或者说,是三十年代场域的变化和自由作家的文学追求共同催生了论语派。而论语派在此后的进一步发展,也得益于流派成员对场域所提供的条件的充分利用。如果对现代文学场景作一番透视,就会发现,活跃于其中的有作家、流派、社团、期刊、出版社等各种文学元素,这些元素之间不断分裂、联合和斗争,共同构成了特定时代的文学生态;如果对文学的生存环境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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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场域因素与论语派成员的聚合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
首先是流派成员的聚合过程,“文学群体无论单个的社团流派还是综合的社群,都最基本的是人的聚合,而且表现是在某种一致性的观念共识下的群体聚集”。④为了理解论语派的文学追求,应考察流派成员的人事关联、聚合方式和影响流派文学面貌的那些一致性的观念。与左联、京派、新感觉派成员身份的相对单纯不同,论语派成员的身份颇为复杂。的成员多数来自新月派和语丝派,也有原属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狮吼社、新感觉派的作家,这些作家在聚合成论语派之前,文学主张极为不同,有的作家或社团流派之间甚至有过摩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信仰。促使他们聚合起来的,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学信仰,以及相似的文学困境,诚如吕西安?戈德曼所说:“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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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学场的竞争与论语派文学合法性的确立..........78
第一节标新立异的文学选择与竞争态势的形成..........78
第二节关系、位置与论语派的合法性危机..........88
第三节小品文论争与论语派文学合法性的确立..........99
第四章小品文文体创新与文学场的成功占位..........111
第一节建立新的小品文文体规范..........111
第二节散文形式的解放与创新..........120
第三节论语派小品文的自我经典化与文学场的占位..........133
第四章小品文文体创新与文学场的成功占位
第一节建立新的小品文文体规范
文学合法性的确立为论语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不过,仅在理论上占了上风,还不能保证在文学场上占据有利位置,对于文学流派来说,文学场的占位情况最终取决于其创作实绩。正因为如此,在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拒绝看“广告”、要求看“货色”的声音总是显得理直气壮。论语派对创作一直高度重视,林语堂等人不断创办新的期刊,首先就是为了给本派作家提供充足的发表空间。对来自权力场和文学场的种种限制的成功突破为论语派创设了一种自主化的文学环境,这种外部自由为文学内部自由的获取提供了条件,流派成员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创作了大量作品。论语派期刊上,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各体皆备,小品文无疑是其中最能显现流派特征的文体。论语派小品文从西方随笔和晚明小品摄取资源,题材上无所不谈,形式上更是大胆创新,这种自由无拘的文体使论语派对自由文学的想象得以实现。为了使小品文的艺术价值得到广泛承认,论语派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经典化。正是借助于精湛的艺术创造和对这种创造的自我肯定,小品文的文体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小品文在文学场中占有了可观的份额,论语派藉此在文学场中成功占位。论语派选择小品文作为言志文学的载体,这种选择不仅是为了与主流文学争夺话语权,也是为了解决散文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艺术性缺失问题。五四时期,占主流的载道观念和程式化的古典散文写作方法被抛弃,散文成为极富个性色彩的、高度自由的现代文体。文体的解放带来了散文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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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常常表现出这种异化的趋势。这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②千年沉积的载道观念使文学的他律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所遭遇的重重忧患也使文学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而难以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文学往往轻易地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意识形态的工具、商业发展的助推器,就是难以成为它自己。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应和着个性解禅的时代思潮、得益于王纲解纽的社会氛围,新文学拥有初生者的勇敢与天真,呈现出自由的气象,等到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受转变了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文化心理等的影响,文学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具论文学观占了上风,文学要么成为政治宣传的武器,要么成为谋取金钱的手段,前者是如此沉重,后者又显得太过虚飘。这些都不是文学的常态,工具化的文学不够关心个体生命的权利和个人生活的幸福,并因之缺少了深入人心的力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学样式是有所欠缺的,毕竟,“文学是人学”,文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文学本身,也就是人本身。因此,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也可以将文学的异化现象归结为现代化的必要代价,但我们还必须寻找那种“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同时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样式,并以之为依据描述文学史的另一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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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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