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里的西方形象_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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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卢德平 [内容提要] 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的20年代的留日作家，在其作品中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风土人情、教育体制、自然景观等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可以讲，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prototype of Japanese image Chinese writers studying in Japan
本文集中考察第一类作家的作品。其余几类作家的作品以后另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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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樱花情结
黄叶初的短篇小说“恋爱初期的失败者”，形象地说出了作品中主人公那时的心境。
无独有偶，张定璜的小说“路上”也描述了作品中主人公类似的梦想，只不过，这样的梦想在主人公再回首的追忆里渗透了无限苍凉的气息：
然而，现实毕竟与梦幻有非常大的距离。留日之前想象中的扶桑之国，多了一层玫瑰般的色彩，风景无限美好。留日之后，亲自观察到、体验到，并饱尝其酸甜苦辣的日本，在这时的众多作家的作品里，却变成了一个轻视中国、人欲横飞、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社会。风花雪月、山川草木，以樱花为其象征的日本自然风光，这时又成了中国留学生逃避冷酷的现实社会，寻求一丝生命慰藉的避难所。我们的诗人、作家，经常徜徉其中，并把这种没有国籍意识，没有人种歧视，对谁都一视同仁的自然之母尊为生命的神龛、灵感的源泉。同时，自然与社会的这种差异，也使得留学生们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世界能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否则，很难想象这些留学生能完成他们的学业。也很难想象像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样极度敏感、脆弱的作家，能存活其自然和艺术的生命。
郭沫若是这样来描述福冈的博多湾的：
他又是这样来写樱花的：
我们在春季的晴天试走到郊野外来，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就好像新入浴后的处女的肌肤，上天下地一切存在都好像中了酒一般，一切都在爱欲中燃烧，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画。青春的血液还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会以我这句话为过分罢。况且在日本的春天，樱花正是浓开的时候，最是使人销魂，而我又独在这时候遇着了她。
从作者的同一部作品里不难看出，自然的描摹与社会的写真，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笔触，流露的是完全不同的情绪。我们的诗人诅咒日本社会，但他深爱着这里的大自然。人间无义，自然有情。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真所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回想起那时的幸福，倍增我们现在的不满。
在另一首诗里，作家几乎把自己的主要文学成就都归功于这样的自然环境：
别离了三阅月的旧居，
依然寂立在博多湾上，
中心怦怦地走向门前，
门外休息着两三梓匠。
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
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
注意到这种差异的作家，不只郭沫若一人。创造社作家滕固更是把这两方面作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春天也好，树叶也好，樱花也好，都是作者悲观的心绪笼罩下的景色：
在个人气质上与上述感伤型作家迥然不同的鲁迅，在有名的短篇小说“藤野先生”一文里，描写日本的标志性国花樱花时，却少了一份烂漫，多了一份无奈：
你若把日本的地图展开来一看，东京湾的东南，能看得见一条葫芦形的半岛，浮在浩渺无边的太平洋里，这便是有名的安房半岛！
遇着痛心之事的时候，他笔下的岛国风景也浓重地涂上了苍凉、悲观的色调：
雪瑚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谅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名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这些年中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景观，，在形诸一定的文学作品时，总是不同程度地带着作家此时此地所怀有的感情，那么，从静止、共时的大自然环境里读解出动态、历时的文化内涵的作家，就显得凤毛麟角了。郭沫若以其历史学者的知识储备，从当时的博多湾去探寻其独有的历史事变，反映了作家在感知樱花之国的壮丽山河时具有的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在“今津纪o”中，作者这样写道：
邮片已写满了，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元舰四千艘，元军十万余人，竟会于一夜之间，突然为暴风所淹没，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
总而言之，樱花也好，富士山也好，博多湾也好，所有这些天籁的成分，已经不是一处处纯粹客观的自然存在，而是这些作家主观移情之后，洋溢着他们自己人格精神的大自然形态。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山一水，都成了作家心境的写照和象征。换句话说，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上述作家在描述同一自然风景时传达出的不同情绪，给读者留下的不同感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族与国家
从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看来，在受尽歧视和侮辱之后引起的那种诅咒日本社会的强烈情绪，几乎渗透在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间。民族与国家的意识，是通过中日对比、切肤经验之后自然产生的。
郁达夫在他的代表作“沉沦”里，通过主人公的呐喊，传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贼贱”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少女前头，他不的步子人说我是一个支那人了。
民族感与国家意识的确立，成为郁达夫以及其他许多留日作家的作品中的一个共同基调。也正是旷野中的这声声呼号，鼓舞了许多有抱负的中国青年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文学的社会功能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表现得如此强烈。
在气质、经历上与郁达夫颇多相同之处的郭沫若，在他的作品里这样写道：
他这个儿子已经满了三岁，在十月阅前早已做了哥哥，所以不得不和爱牟同寝。因为在母胎内已经饱受了种种的不安，产后营养又不十分良好，长大了来，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的欺侮，骂他是“中国佬”，要拿棍棒或投石块来打他：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疮痍。
主人公爱牟与日本女性之间所生的子女，也早已背上父辈们一出身就肩负的原罪重荷。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
日本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日本的帝国意识，像一堵无法逾越的铁壁，阻隔开了这样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们之间绵亙一个世纪之久的鸿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无法填平。
日本社会对待华人的极度歧视，使得我们的作家时时要发出这样那样的诅咒。
我们曾经指出过，不同的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差异，对待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大相径庭，因而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诗人徐志摩作客日本，而非留学，因此从他的诗里，我们更多地感到作者对这个扶桑之国的顶礼膜拜之情，以及在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挤压下所萌生出的对于中华文明的挽歌式的悲叹。诗人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放如今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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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羡慕这岛民依旧保持着往古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壮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
与上述两类作家明显不同，作家张资平，虽然也留学日本，却少了份怨天尤人、痛骂一切的情绪。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国人的状况，作者更多采取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他认识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我们留学生自己低劣的素质。这样的自我批判精神，又与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化的自责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在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争东洋帝国的留学生形象，那么，在张资平的作品里，我们更多地看到那种令人失望的“一班冗员的生活”。日本帝国的经济成就和由此滋生出的自大、排外风潮，已经将许多中国留学生从骨髓里同化了。甚至有一些不惜脱胎换骨、邯郸学步的留学生，自愿归附到日本帝国的脚下。张资平的小说“一班冗员的生活”，勾画了这样一种假洋鬼子形象，与鲁迅作品里的某些人物类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电车里两个人闭着眼睛坐着，并不说话。C知道章君又一个怪僻，他不喜欢在日本人面前和中国人讲中国话。C还有一位同学谢君更厉害，他上边穿的是像蝙蝠翼一样的日本和服，下边穿条日本裙和一对日本高木屐，高高的把双肩耸起，左肩上挂一个书袋，右胁下挟一把纸伞，脚未曾举步，头先向前伸，看见他走路的人都很担心，怕他要向前方伏着倒下去，也有人称赞他和日本学生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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