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溪鹏报告文学和散文集《深·秋》

　　傅溪鹏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出版了《斯韦思林杯上闪光的名字》、《蓝色的成方圆》、《北京生命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傅溪鹏报告文学选集》等20多部作品，可谓着述等身。进入新的世纪，傅溪鹏先生更多地从事报告文学的组织、编选和评论等工作，由作家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深·秋》是他这一时段唯一的一部着述。《深·秋》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二是创作评论等。作品的内容似乎和《深· 秋》的书名没有多少关联，我未曾问傅先生为何将这部着述作此命名，因人推想，望文生义，我想大约关乎作者写作的人生时段，或许也表达了他写作的某种取向。我读《深·秋》，有一种深水静流秋意真的感觉。

　　报告文学现在另成一格，但其与散文随笔原为一体。在傅溪鹏先生这里，这两种体类都具有非虚构的品格属性。《深·秋》所收作品大多写于作者花甲之后，此一时段，写作对于傅先生而言，已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适的行为。有感而发，由心而出，无需遵命，不为名利，这样作品也就多了质实自然的品格，繁华落尽，本色见美。报告文学是一种再现性的叙事制式，写作更求取本真客观。傅溪鹏先生的报告文学多为短章，篇幅稍长的《天安门城楼上的举世交响— — 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共和国成立现场与前夕大观》，也仅有四万多字。对于开国盛典的书写，各类文字不少，傅溪鹏先生并不满足于仅对已有材料作集纳铺展，而尽可能推陈出新，特别是注意以新的历史细节，丰富对这一重大题材的叙述。作品的价值不只在于“大观”，而更出于细微。“开国大典结束后，回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斋的毛泽东主席，尽管疲劳了一天，但依然兴奋不已，毫无睡意??不些时候，秘书送来了斯大林同志的贺电，宣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激动中，主席向秘书伸出手来。‘主席，有事吗?’秘书怯怯地问道。‘握握手嘛!苏联第一个承认们我们，高兴呀!’主席有趣地说。”这样的细节既真实生动，又新鲜而多滋味。自觉的细节导入，增强了作品的叙事魅力，使这篇报告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的报告。《深·秋》中的报告文学大多为人物类报告文学，所写人物有各色，退休的部长、驻美大使、设计师、画家，也有残疾人、大学生“村官”等，由作品的题目可见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品格，如《共和国部长与山里娃们》、《女大校，大孝女》、《心海——记捐赠1000万元的中国女画家娄正刚》等，作者不仅注意再现人物外显的言行，而且也能透视他们内隐的心灵世界。人物具有信度，也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深·秋》中的散文多为作者的行旅记，《定边的绿色希望》、《令人震撼的鄂尔多斯》、《漫步苍岩山》、《阳澄湖散记》、《狼山“看景”，濠河“读诗”》、《红军广场》，游踪遍及北疆南国，笔耕论文新浪博客，屐痕处处，文字留影。作者记游，善于提取特定地域风物人情的异质，凸现时代变迁中可人的新景。散文序列中，我更喜欢《我爱我的母亲》这样的作品。作者自己也已过花甲，想起八十开外的母亲，心中依然满溢爱意的醇美。文字精简，白描记事，主要叙写阿母为“我”补中山装和炒腌萝于的情景：中山装是从城里亲戚那里要来的旧的，“在她看来，穿上那中山装，才说明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也给她脸上和我们家的门第增添了光彩。所以，对那件中山装，阿母比我还宝贝，还爱惜百倍，只要有一处磨破或者线头有松断，她便及时替我缝补，而且往往是在我脱下那件衣衫，进人甜蜜的梦乡时，她才一针一线地向我倾注进她那深沉的母爱的!”“我”寄宿城里读书，每一个星期母亲都要为“我”准备食用的东西：“阿母在跳动着的油灯下，先把腌萝干洗净、切碎，然后放进锅里炒。我们山村极其缺油。平日很少点油锅，炒点什么时，都用一块存放了好久用过不知多少次的豆腐干大小的肥肉疙瘩，在黑黑的热锅里那么抹擦几下，便算搁上油了。而阿母为我炒咸菜时，每每总免不了要从一只白瓷碗里舀出一小调羹鸡油放进锅里。

　　鸡油是过年过节宰母鸡时熬炼留下来的，只有在请客人吃饭时才用一点。阿母完全把我当贵客侍候  了。”母爱更多的不是宏大叙事，而往往蕴含在寻常的生活琐碎之中。如果不是具有深切的生命体验，作者就不可能写出这样朴实真切感人的作品。散文虽然不需要像报告文学那样恪守严格的非虚构，但它更需要真实真诚和真情真理。散文当然也可以大写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题材，但边角的生活质料恰好是它观照人生风景，演绎生命图式的一方“热土”。

　　《深·秋》中的“浅议创作”部分，在我看来是傅溪鹏先生的一种“职务写作”。文字人生的傅溪鹏，是集作家、编辑、评论者和文学工作组织者“四位一体”的文学立体人。所谓职务写作，主要是关联着他作为刊物编辑和学会领导身份的写作。傅先生曾经担任《报告文学》杂志的常务副主编、《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多次参与鲁迅文学奖的评奖，长期主持徐迟报告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评奖。因得这样独特的身份和经历，所以其相关的着述就别具价值了。

　　这些着述是一种“在场的写作”，并且由于居处某种高点，所以见得也就较为开阔。《行进中的中国报告文学》、《辉煌的“报告文学年”》、《反映生活，讴歌时代》等篇是傅先生作为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年选主编所写的年度序言，作者将年中可观作品收录并加以评说，保留了行进中报告文学的一些原生状态。《永不停步的时代作家— —杨黎光创作透视》、《给力民主政治的可喜曙光—— <让老百姓作主>读后》、《报告文学要重视文学性——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读后》等是对作家作品所作的即时性论评。从批评的类型看，傅溪鹏先生无疑属于“作协派”的印象式评论，言说并不求取学理的论证，但感悟作品真切，善于抓住对象的特点，出入其间而得大端，并从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说中，指出报告文学创作中被忽视的重要常识，如“精短创作”、“重视文学性”、“报告现实”等，都是一些有的放矢的之说。浅议创作这一部分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难产”简录与<报告文学>杂志简史》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历次奖项概述与影响》两篇，在我看来，这是研治晚近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或者说就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的重要一节。

　　因是作者参与见证所得，所以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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