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时代下的政策议程设置——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例

发布时间：2019-08-09 13:26

【摘要】：自媒体的崛起使普通公众得以实现从传播客体向传播主体的转变,为公众与政府直接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使得公众对政策议程的设置能力大幅提升。本文试图探究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议程、媒体议程、政策议程的形成及三者间的互动机制,揭示新媒体为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带来的新改变。本研究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案例,选取研究时间段内发布的741条相关话题微博以测度公众议程,选取天津市政府召开的十四场新闻发布会内容以测度政策议程,利用文本分析法分别获取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情况。研究发现,新媒体背景下,决策者借助大众媒体对公众议程进行有效设置的传统正在被颠覆,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直接设置的能力大幅提升,大众媒体则充当了舆论监督的补充力量。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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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嫌跋旌途龆?民众的认知。McCombs认为，媒介呈现出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会影响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而媒体议程会受到政策议程、各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两项核心因素的影响。［12］Bourdieu也提出“新闻潮受“政治潮影响，［13］肯定了政治条件对媒体的影响，指出媒体充当决策者传声筒的地位。总结来看，政策议程对媒体议程具有设置能力，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具有设置能力，这一议程设置链条赋予了决策者就特定议题对公众进行动员的能力。Soroka提出较为完善的议程设置模型（图1），实现了对之前议程设置相关研究的整合。在Soroka的模型中，“现实世界因素”被置于模型的中心位置，受决策者影响并对政策、媒体、公众议程均产生作用。模型强调了各议程间的作用方向，议程间的影响关系分为单向与双向，媒体议程与政策议程之间、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均存在双向影响，而决策者虽难以将议题由政策议程直接推入公众议程，但可借由媒体和现实世界因素作用于公众。［14］图1议程设置模型资料来源：Soroka（2002）［15］然而，在当下万众参与的新媒体时代，公众议程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决策者对公众进行议程设置的能力被削弱，这主要源于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下降。我国媒体生态格局正在发生转变，伴随自媒体平台数量的飙升，超过半数受访者在媒介使用偏好上将自媒体内容与原创新闻报道视为等同，或更倾向于自媒体内容。［16］同时，新媒体的公信力显著上升，而传统媒介的公信力有所下降。［17］新媒体传播具有广泛性和多渠道化特征，受众个体对事件的关注、质疑和追问会经自媒体平台被整合和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媒体内容传播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影响

议程设置,修正模型

。与此同时，话语权从大众媒体向公众自媒体转移，为公众“自下而上”地实现对媒体和决策者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契机。自媒体具有交互性、时效性、开放性、自传播性特征，［30］公众能够为自己发声，公众意见在交互传播中不断放大，并进入大众媒体与决策者视野。Metzgar表明博客对相关议题的解释能够影响传统媒体和公众，［31］同时，自媒体的影响力将促使决策者对公众议程做出反应。因此，公众议程能够对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强作用。本文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例，对这一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和说明。图2议程设置的修正模型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三、案例讨论：天津爆炸事件中的政策议程设置（一）案例选取2015年8月12日23时34分，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从2015年8月12日事故发生，至2016年2月5日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整起事件历时近7个月。事故发生当晚，@Ada豆豆豆、@背影YE销魂等多位新浪微博用户第一时间于自媒体平台发布事故相关文字、图片和视频信息。8月13日凌晨，头条新闻、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媒体账号转发爆炸相关内容。大众媒体跟进报道，事件热度迅速飙升。8月13日起，天津市政府共计召开十四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事故相关信息。天津爆炸事件引发公众舆论在自媒体平台的集中讨论，即进入公众议程，成为推动该事件进入政府决策者视野的前提。同时，舆论讨论所带来的数据量也为有效测度公众议程提供了条件。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天津市政府十四次发布会的内容可以作为解析政策议程的重要依据。政策议程是决策者认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政策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议题进入政策议程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的最终出台。［32］在天津爆炸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的回应?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地HDI指数的编制和研究”(编号:16ZDA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编号:71422012)
【分类号】：D63;G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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