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力研究——基于2000—2018年中国电影的国际舆论分析

发布时间：2020-10-13 14:12

　　 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方面是中国文化自我觉醒和复兴的要求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推进的结果。随着2000年后"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电影"走出去"逐渐由零星性行为进入规模化阶段。21世纪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出现"M"型走势,近十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呈持续走高态势;国际舆论中的中国电影报道主题涉及"高票房"电影的台前与幕后。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出发,以全球化为世界各民族的共性,我们应坚持全球文化融通的策略,寻找中外受众共同的文化符号;深化电影的移情效果;加强中外受众的对话式参与,以积极面对全球化的客观现实、规避"文化冲突与混乱",解决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讲什么""如何讲""怎么讲"的问题,以提升中国电影的海外影响力。
【部分图文】：

国际舆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度，是展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力变化的一个重要角度。自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中国电影在国外主流媒体中的报道逐渐增多。21世纪初期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先后出现了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2006年;第二个高峰是2016年(如图2)。从报道趋势来看，近20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度呈现“M”型走势，并逐步抬升、持续走高。这种“M”型发展趋势与中国电影本身的发展相吻合，客观呈现着中国电影对世界的传播力变化。谁最关注中国电影?就中国电影海外报道量最高的20家媒体来源看，最关注中国电影的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印度、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如表1)，六个国家媒体的报道量占据了国际舆论的七成。与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的情况相比照，这六个国家不仅是中国电影海外票房的主要来源，也是国际电影市场上中国电影的主要竞争国。

国内学界关于媒体传播力的研究，是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同步并行的。国内关于媒体传播力有两种代表性观点:1．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2003年在《当代新闻学原理》一书中，将新闻媒体传播力定义为:“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包括媒介的规模、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覆盖率及影响效果。”[1]这一定义强调媒体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的“效果”。2．南京财经大学学者张春华2011年提出“媒体传播力是一种影响社会和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能力”，[2]这一定义强调媒体自身能力的延伸。这两种观点从本质上阐明了媒体传播力的两个基本面向:1．是以媒体采集、编码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为基础的;2．体现于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刘建明教授将媒体传播力概括为“思想征服力”，准确地提炼出媒体传播力作为国家和社会“软实力”的特征，结合刘建明观点，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力构型如图1所示。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将传播力归咎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对权力关系的建构。[3]他立足21世纪早期的网络社会，认为媒介化传播构成了符号化的环境，人们在其中接收、处理并发布各类信息，由此制造出生活的各种意义。基于互联网的无边界性而建构的全球网络社会，是一种多维的社会结构，网络之间的等级结构，使得“等级化”成为其基本规则。而这个“等级化”网络的关键即媒体，媒体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影响力来源，媒体是人们思想转变的主要推手。因此，传播力即权力，谁拥有权力，谁决定什么有价值。卡斯特认为，“权力属于传播网络及其企业主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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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39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