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舆情传播的研究回溯与控制机制的构建
【部分图文】：
从文献分析结果上看,“舆情传播”研究热点可分为五类。第一类基于信息传播与复杂网络构建的“舆情传播”的类型,包括社会舆情、网络舆情、高校舆情等;第二类是针对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机制研究,包括模型、演化、规律、模式等热点主题;第三类是“舆情传播”的载体,包括社交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等多种类型;第四类是“舆情传播”的分析方法,包括社会网络分析、仿真(系统动力学)、指标体系建设等常见研究范式;第五类是“舆情传播”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监控与引导两种方式。从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上看,兰月新、陈福集、黄微、王晰巍、曾润喜为“舆情传播”研究最活跃的5位学者,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是“舆情传播”研究最活跃的5个机构。三、舆情传播的控制方法
舆情反映了公众追求普适性社会问题的态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突发性社会行为,一般贯穿政府、媒介与公众三个主体,其议题内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社会“共同意见”的产生往往受到(公众)情绪因素、(媒体)需求因素、(政府)行动因素的影响[9]。情绪因素是舆情产生的根基,但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爆发的背景下,公众因行动受限内心极易产生被剥夺感,从而进一步引发担心疫情持续扩散的焦虑情绪;而在焦虑情绪的作用下,几乎社会所有人都成为了负面舆情的易传播群体[10]。需求因素是舆情产生的土壤,而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息不对称,这让热衷还原焦点事件全过程的媒体极易产生被排斥感,从而进一步引发媒体收集不同渠道、不同种类事件信息的焦躁情绪;在焦躁情绪的作用下,没有极易失去信息“把关人”的责任,有可能成为负面舆情的意见领袖[11]。行动因素是舆情产生的环境,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政府作为治理与管控主体被全社会寄予很高的期待,这是对政府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大的考验;在这种寄托压力以及事件应急效果不确定的双重作用下,政府往往会产生紧张的情绪,从而进一步影响政府决策与行动的效率[12]。从情绪因素、需求因素、行动因素的关系路径上看,公众期待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同时对媒体有寻求真相的强烈需求;媒体对政府有调查与采集事件全过程信息的需求,同时对公众有发布调查信息的迫切意愿;政府对公众有采取应急管理措施消愁其焦虑情绪的责任,同时对媒体有采取引导监督手段防止其焦躁情绪引发负面舆情的义务。相关内容如图3所示。五、舆情传播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
建立针对“舆情传播”影响因素的控制机制是解决政府负面舆情压力的有效途径,而事前控制较事后控制的优势在于控制成本低、控制形式多样、可随时调整控制强度且亦可进行模式化操作。但即使如此,找到“舆情传播”的影响因素和控制因素并不意味着负面信息在向舆情转化的过程中就能很好地被治理,还需要考虑二者的强度。因此,为更好了解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负面潜在的舆情信息转化与治理的博弈关系,本文进行一步建立了“舆情传播”的控制机制,如图4所示。“舆情传播”控制机制源于SEIR模型,这是一种网络动力学模型,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加入了潜伏者(E)变量,这对进一步认清病毒传染机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SEIR模型引入到传播学的领域,将可以更好地还原意见领袖如何引导公众成为舆情传播者的过程。由于本文力求找到负面“舆情传播”的(事前)控制机制,所以在技术路径中剔除了恢复者(R)变量,即不考虑舆情信息时效性、官方对舆情信息解释或辟谣等事后控制方式对负面舆情影响,最终形成了以易被舆情诱导人群(S)、接触舆情者(E)以及传播舆情者(I)为核心的三组因变量,并引入影响SEI三组因变量变化的两组自变量(转化变量与治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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