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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从汶川与海地震后20天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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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龙门山脉的南北走向在这一段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后果。时隔一年半,同样的不幸降临在加勒比海的岛国。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点53分,海地共和国首都太子港地区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艰巨而严峻的抗震救灾任务,中国和海地对各自危机的应对及处理结果大相径庭。在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危机管理中,通过新闻媒体传递的各种信息,全世界共同见证了这两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重大考验。而在两次地震震后20天的媒介呈现中,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中国政府与海地政府的不同作为,也凸显出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在不同体制下所发挥的迥异效果。

一、两次地震灾难中媒体危机传播效果分析

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对社会管理来说是一柄双刃剑。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墨顿在早期研究中提出大众传播的正负功能学说,认为大众传媒既可以实现赋予社会地位和强化社会规范的正面功能,也具有麻醉大众、忽视重要社会问题的负面功能。危机事件发生时,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呈放大趋势,不同的传播立场与态度启动了不同的传播功能,这将导致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

通过对比两次地震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地震发生后的20天里,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能动地“创造”了历史。两次灾难报道中媒体的不同表现,对抗震救灾过程中建构国家形象、动员民众力量、表达人文关怀、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产生了正负两面的效果差异,其中优秀的媒体表现将沉淀为媒介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指引今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规律。

1.舆论引导影响民众力量。“在汶川地震报道当中,中国媒体不仅向人们及时报告灾情,传播信息,宣传典型,而且结合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及时主动提出议题,发表各种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抗震救灾斗争”[1],将团结群众、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演绎得淋漓尽致。

首先,及时将灾情、险情传播出去,将严峻的事实摆到每个人眼前,促使人们认识到形势的险恶严峻,必须团结一心才能渡过难关。全国人民焦急万分,在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整合成一支强大的抗灾大军。媒体对社会的整合效应在此时得到了最佳的发挥。前有一线军民的英勇奋战,后有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的支援,一组组前方的硝烟弥漫与后方的鼎力协助电视画面大大鼓舞了救灾士气。与此同时,一组组大型专题报道,充分运用议程设置的效果对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深度挖掘,浓墨重彩地连续聚焦和报道,为抗震救灾有序进行并不断向纵深推进营造了强势的舆论氛围。其次,用权威的信息来源强化信息的可信度和传播力度。“中央及地方媒体时刻把握社会动态,捕捉信息,设置议程,引导公众,运用权威意见来引导舆论,廓清弥漫四起的谣言,化解了社会压力,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消除了民众的焦虑感,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大限度保持了社会稳定”[2]。抗震救灾的举国动员,再次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优越性,证实了中国媒体承担着新闻拯救生命、新闻传递力量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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