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的幻象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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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客观性的幻象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缘起

□胡翼青吴越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0）02—0014-4

【内容提要】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一直被看做是西方新闻学尤其是美国新闻学的支柱性思想。但客观性原则真正进入人

们的观念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当意识到一战宣传、公关行业兴起以及媒体产业结构的垄断化使客观性成为一种幻象时，人们意识到坚持新闻客观性的必要，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但新闻专业主义和传统新闻学研究范式其实不能解决客观性以及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危机，于是李普曼与杜威在关于美国民主问题的讨论中成功地创立了另一种新闻媒体研究的范式———大众传播研究，并确立了这一研究领域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

【关键词】客观性原则；大众传播研究；李普曼；杜威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一直被看做是西方新闻学尤其是美国新闻学的支柱性思想，当代新闻学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一种错觉，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客观性原则是西方新闻媒体与生俱来的品格，或者起码它是伴随西方新闻媒体的实践而自然生成的品格，不必加以深究。这种不假思索便引为自己思想起点的做法，使得客观性在中国的语境中剥离了其历史背景，成为了一种教条式的训诫，而失去了它丰富的理论内涵。事实上，客观性原则真正进入人们的观念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它的出现伴随着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事件与学术事件，而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新闻的学术生态，传统新闻学不再是新闻媒体研究的主导学科，有别于新闻学的另一种研究视角———大众传播研究或者说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我们需要回答的一系列问题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出现到底与客观性问题有什么关联，大众传播研究为什么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研究是如何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何走上社会科学学术舞台的？

故事叙事才能获得更多的客户。而《纽约时服》上体现奥克

斯办报方针的发刊词更是一个有力的文献证据：“我的殷切目标是：《纽约时报》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所有的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地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不偏不倚、

或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专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

②

人参加明智的讨论。”

不过舒德森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说法基本没有证据能够支持。他认为：“在19世纪后期，正值美联社成长壮大之际，客观报道并没有成为新闻业的规范。”他进而指出：“进入20世纪头10年后，即使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③

也很难辨清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有何明显的区隔。”我们理解舒德森实际想表达的含义应当是，尽管有一些媒体和记者的做法接近于客观报道和客观性原则，但他们是自然而然地这么做的，而不是有一种把关人有意识的主体行为。所以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记者并不遵循这项主张（客观性原则）。他们即使对事实感兴趣，但也是天真的经验

舒德森花了很大的功夫所要论证的就是试图让人们知

道，客观性原则不是廉价报业与生俱来的品格。他坚定地认为，从世纪之交直到20世纪20年代，“客观性”这个词始终没有出现在记者或新闻批评家的辞典中。①

这种说法与许多外国新闻史的教材有着巨大的矛盾。新闻史教材普遍认为，美联社和奥克斯接手以后的《纽约时报》是客观性原则的倡导者。其证据主要由于1848年兴起的美联社，需要向不同党派的报纸提供新闻，因此只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报道叙事变成客观的信息叙事而不是主观的

主义，以为事实不是人类对世界的陈述，而是世界的本来面

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新闻工作者较少考虑认知的

④

主观性，很少怀疑自己所处‘现实’的确定性。”由此可见，新闻理论中所说的客观性原则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都还没有真正成为新闻业的一项准则，而那个时候，现代新闻业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历史。

那么，是什么让“客观性”真正走进人类意识的中心呢？舒德森近乎残酷地分析说，那是在媒体从业人员开始意识到客观性是一种幻象的时候。最初导致这种感觉的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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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问题的凸显

【作者简介】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融合应用实验室研究员，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吴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传播学重点学科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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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是宣传让记者们感受到自己的报道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新闻学达到了思想的巅峰但也因此迅速受到政府或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并非是什么现实或客观呈衰落。把自己的研究焦点放在新闻业务操作准则和新闻伦现。如伯奈斯所说的那样：“战时宣传取得的惊人成功让社理规范之上的传统新闻学，是一门标准的规范性学科，它的会各界精英大开眼界，意识到支配公众心理的巨大潜能。”⑤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式本身就缺乏反思能力和解释能力。而此后则是在战后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公共关系行业。在当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出现后，新闻行业的意识形态渐趋完

很短的一段时间中，公共关系行业迅速成长为政府、企业甚善，于是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宣告终结。

在此后新闻媒体进一至是名人的新闻代理和宣传顾问，它们不仅提供新闻，有时步陷入客观性危机后，新闻学理论也就陷入了失语状态。而甚至制造和策划新闻。这些都有可能威胁到新闻媒体存在且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失语状态一直保持至今。早先最明显的合法性。

的证据就是1942年的哈钦斯委员会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当然，舒德森并未大书特书，但后来由哈钦斯委员会在新闻学的教授，而今最明显的证据是几乎没有一个西方新《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这一报告中重点谴责的，还闻学者可以脱离传播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进行媒体研有媒体的产业结构和社会角色给客观性带来的伤害。在一究。

战前后美国的新闻业逐渐向垄断行业发展，并进而破坏了然而，对新闻和媒体的研究是不可能终结的。20世纪客观性的重要基石———即声音的多元化。尽管哈钦斯委员20年代新闻业的危机绝不仅仅是新闻规范的危机，而是一会讨论的重点是新闻自由，但实际上无论是表达权受伤害场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危机。既然就事论事的新闻学已的问题，还是媒体的声音过于集中的问题，实际上都与新闻经无法胜任解释者的角色，用新的框架研究新闻客观性危客观性的欠缺有关联。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新闻自由之机就成为一种必然。启动这一崭新学术框架的人是李普曼，所以面临这种危险，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也是现而他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迈出的这一步，是媒体代社会工业组织所致，同时是因为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研究上的范式转型和学科转型的重要转折点。在20世纪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

20年代关于客观性的讨论中，李普曼的观点影响深远，深予他们的责任。”

⑥

刻独到。他试图从客观性问题出发，把政府、社会、市场和媒还有一些背景也在学者们的讨论中反复出现，比如西体统合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阐述。一旦李普曼迈出了这一步，方知识界对于人是否可能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世界的一些大众传播研究的大门也就被推开了。

反思。一些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甚至否认人类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并认为事实与观点的分离———也就是客观李普曼：客观性的幻象与舆论控制

性的基础———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主体的陈述，不可避免地打上主观观点的烙印，所谓新闻是自廉价报纸诞生之日起，新闻媒体就与西方社会的政事实的客观陈述这一说法不过是一种幻象。

治、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对民主生活来说至关重当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意识到新闻最基本的价值观和要的机构，人们普遍期望新闻媒介能在维护公众利益方面发

认识论受到挑战后，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报界有两种挥作用。

⑧

正像哈钦斯委员会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没有新闻回应，一种是诸如政治专栏类主观型报道开始制度化，另一的客观性，新闻自由似乎也无法得到保障。而没有了新闻自

种主张用对报道规则和程序的忠诚来取代对事实的简单迷由，现代西方民主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客观性的幻象在很大信，这就是客观性。”他们开始制定一系列的职业规范来保程度上触及了西方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内容———民主问题。这障客观性，并把客观性标榜为新闻职业专业主义的核心理使得许多西方的思想家必须回答：西方的民主是否也是一种念与精神。“事实与价值分开———作为职业道德准则的新闻幻象。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李普曼对客观性问题发生了兴趣，客观性概念终于在1920年代粉墨登场。到了20世纪30年并对新闻客观性做了比上述理论更为深刻的分析。

代中期，‘一战’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客观性，成为通常的说1920年春，李普曼在给《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埃勒里·法。在技术和道德的双重规定下，确立了新闻生产和逻辑和

塞奇维克的信中写到：“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因此新闻业的使命。”⑦西方新闻学最重要的思想———新闻专业我决定写一篇长文，全面地探讨一下在新的情况下，思想和主义理论也因之诞生。然而，即使是人们开始意识到新闻的言论自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我客观性面临威胁并考虑如何在操作中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的这一想法是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和官方的宣传机器原则，也无法阻止客观性不断遭到破坏的社会现实。对此，打过一些交道，也是由于我试图重新阐述一下，在由政府进舒德森有过很深刻的论证，他认为客观性原则自此之后就行通知的这种现代社会条件下，在具备了如何操纵人们头成为新闻行业的意识形态，但它并没有阻止现实社会中客

脑这种现代知识的情况下，思想自由这一问题又是如何表

观性危机的深化。他进一步阐述说，虽然明知这是一根风中

现自己的。”⑨

在1920年出版的小册子《自由与新闻》中，李的芦苇，但行业中人仍然愿意信奉它，把它作为新闻专业的普曼这种思想得到了初步的表达：民主的危机在于新闻事核心准则。这既是因为新闻的宗旨绝不可能是客观性的对实的匮乏，由于新闻界不能很好履行自身职责，存在着大量立面———主观性，也是因为只有客观性能够成为新闻专业因个人利益、

偏见而对新闻事实的扭曲，因此，公众往往无成立的前提———否则记者和媒体存在的合法性就成为了一法获得事实的真相，而舆论则受到了误导。个问题。

到了1922年《公众舆论》出版时，李普曼的这一思想开不过舒德森的结论并不是本文作者关心的问题，但他始成熟。他开始使用两个重要的概念“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提醒我们进一步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

和“刻板印象”（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成见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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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发现：“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这是因为：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人……会学着用他的头脑去观察他从未见过、摸过、闻过、听过、想过的大千世界。他会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为自己制作”由于人不可能经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

验大千世界的一切，因此他们头脑当中的世界图景往往是由传媒建构的。“人们一般都承认，新闻报道是接触看不见的环境的主要手段。”然而，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往往并不是客观真实的，它受到各种力量的限制，使之偏离真实，比如权力的控制：“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拥有极大的力量限制人们接近事实真相”。制舆论的艺术，民主就成为了一种幻想。

另一方面，人又常常带有成见，在李普曼的眼中，成见是人们节省精力、用于自我保护、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人们根据成见的偏向选择、理解信息，并用这些信息来构筑自己的世界图景。成见系统“是一个有序的、多少和谐的世界景象，面对这一景象，我们的习惯、偏爱、能力、安逸和希望都会进行自我调节。它们可能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读者总是按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

自己的成见来接受信息，而不是客观地理性地来接受信息：“新闻本身虽然总体上没有受到漠不关心的读者的审查，其中却包含着某些读者早有先入之见的内容。这些内容便成

訛輯輥

了读者进行评判的基础。”

⑩

把新闻业的理论思考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和框架之下，考察新闻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反思新闻主体的行动，而不是就新闻论新闻。顺着这一思路，无论是赞同李普曼的学者还是反对李普曼的学者，其实都在不经意之间踏上了媒介社会学、媒介政治学或者说未来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之路。

前些年有一位学者列出了西方传播学的十大经典著作，第一本就是李普曼的《公众舆论》。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把该书列为传播学的经典。我们认为，该书的里程碑意义就在于，李普曼站在了传播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上。就传播研究为什么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著作，但若要谈到是谁触动了传播研究的框架与思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李普曼是永远都绕不开的起点。

当新闻成为控

杜威的反击和大众传播研究二元框架的形成

在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非学院派出身的李普曼的上述观点，当然引发了学院派学者的警惕，他们从中嗅到了某些意识形态操控的味道。有意思的是，对李普曼做出最强硬回应的居然是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芝加哥学派哲学大师杜威。杜威愤怒地指责《公共舆论》一书是“有史以来对

輲訛

。輥民主最严厉的控告”

从表面上看，杜威和李普曼的冲突仅仅是在公众和民主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有所不同。杜威是建构主义和符号互

也就是说，按照李普曼的看法，舆论所赖以生存的信息“新闻界……过于脆弱了，无法承担环境必然要受到歪曲。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如果我们期待它提供这样的真相，我们就是在使用一种误人视听的判断标准。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误解了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忍耐力、公益精神和多方面的能力。我们自以为爱好那些并非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经过诚实分析而提示出来的不偏不倚的

訛輰輥真相。”所以，李普曼认为，舆论无论如何只是人们在歪曲事实基础之上想象的产物，很不可靠，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建立在舆论基础上的民主，当然也就是不可靠的。

李普曼觉得，很有必要从解决新闻客观性问题入手来

动论的重要先驱，他与米德一样，认为社会事实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所以在《ThePublicandItsProblems》（1927）一书中，杜威认为公众不是固定存在的大众群体，他们是由某些事件临时建构起来的群体。他们会围绕着某一事件及其切身利益，进行深入交流与参与式互动，并形成统一的主张与行动。杜威的民主就是在这种公众交流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在杜威看来，真正的草根民主只能产生于直接面对面交流的社区生活，他认为：“真正的社区生活是那些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要产业的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小市镇

訛輳輥

生活”。而且杜威认为民主本身也是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不“我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主主义看是一成不变的：

成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为在观念上和在外部表现上都是

訛輴輥

固定的东西。”

杜威尤其不能容忍有人以民主的旗号来控制民意，民主必须是平等社会中公众充分交流后共同决策的过程与结果。以下的说法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民主的政府形式只是人类智慧所设计出的适应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最好的手段。但它们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不经他人同意，任何个人或有限的人群都不具备足够的智慧与美德来治理他人。此陈述的积极意义在于所有受到社会组织影响的人都必须参与创制和管理这些组织。一方面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将影响他的所做所乐与所求；另一方面，在民主制度

輥輵訛下，他因此在塑造这些组织时应享有发言权。”

既然民主与公众都必须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交流平台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他指出，由于在现代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社区式的生活方式已经遭到破坏，面对面参与互动的平台和途径已经遭到破坏，能够承担起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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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媒体难堪重任，公众又不值得捍卫美国的民主。然而，

信任，那么谁来捍卫新闻的客观性呢？李普曼试图给舆论留有一点余地，试图在民主幻想和民主绝望之间另辟一条实用的中间道路，想来想去，只有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专家可堪此任。他认为：“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由不偏不倚的专家首先为实干家发现和阐述事实，然后尽其所能，在他所了解的决

訛輱輥策和他所组织的事实之间进行比较。他希望专家们通过提

供精确材料与数据，更为客观地向公众呈现事实，引导舆论。走到这一步，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李普曼的逻辑推理是经不住推敲的，他无法说明为什么掌握了科学方法的专家就一定能让充满偏见的公众毫无偏见地去接受事实的真相。从他的专家主导和科学决策的解决方法来看，他必然要倡导对媒体的监管与控制，走向新闻自由和新闻客观性的对立面。而他的后半生也确实一直都代表美国政府致力于对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不过，这也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李普曼的解决方案是幼稚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看问题的方式却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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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充分交流并实行民主的现代技术就是大众传媒，大众本文仍然要狡猾地规避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种传媒技术是有可能将人们变成一个“大共同体”的唯一途范式孰是孰非。不仅是因为本文的写作目的中没有这个任径。所以杜威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是较为积极的和乐观的，而务，而且也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伪问题。研究传播可以有完不像李普曼那样遁入对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全盘否定的虚全不同的路径，也能走出各自的一片天地。不过，回到20世无主义。

纪20年代传播研究诞生的那一段历史时空，

我们能够得到李普曼把公众看做是一个固定的群体，而杜威则把他的最大启示是：大众传播研究在缘起时代的成功就是因为们看做是社会事件的动态产物；李普曼把民主看做是一套它用社会科学多学科一体化的视角来研究传播与社会的关固定的秩序，而杜威则把民主看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系，因此大众传播研究的本质就是源自新闻媒介视角的社李普曼把正确与秩序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而杜威则把平会研究。它既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一门就事论事的专门学等、公平和自由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这两个极度对立的观科，也不能去追求一种操作性的原则和规范。否则，

它也会念当然会形成针尖对麦芒的格局。

像20世纪20年代后的西方新闻学研究一样，步入看不到那么谁是这场争论的胜方呢？现在看来，杜威的那一套希望的“白矮星”时代。■参与式民主的理论虽然很是吃香，尤其是在当前更是受到追捧，但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社会程序的主流；李普曼的那一参考文献：

套社会控制理论被不断批判，但总是占据主导的位置，受到①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高度认同。前者过于理想主义，而后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者倒是很现实主义的。应当说，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②NewYorkTimes,August19,1986,p.1.不过对于本文的叙事目标来说，谁是论战的胜方我们并不③同注①，第2-3页，第3页。④同注①，第3页，第4页，第5页。

关心，甚至也不关心其中的原因。我们关心的是，这一场论⑤EdwardL.Bernays,Propaganda,NewYork:HoraceLiveright,1928,p.27.争，不管杜威对李普曼有多大的意见，尽管杜威并没有涉及

⑥新闻自由委员会著，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客观性是否是一种幻象的讨论，甚至他们交锋的焦点也并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不在新闻传媒或客观性危机上，但他们讨论的框架是一致⑦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他们把传媒问题放在了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秩序重构的2005年版，第77页，第91页。

主题上来展开，把着眼点放在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危机⑧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上，这已经完全背离了新闻学的规范性学科的视角。当把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9页。

⑨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闻的问题放在社会的层面，从社会的其他因素的角度来反2008年版，第151页。

思和透视的时候，新闻便真正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也⑩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是说，是李普曼和杜威这两位非新闻学背景的争论者共2003年版，第23页，第20页，第248页，第255页，第179页。

同打开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大门。或者也许可以这么说，大众訛輯輥同注⑩，第77页，第262页。传播研究之所以出现，与客观性问题背后的社会民主危机訛輰輥同注⑩，第285页。訛輱輥同注⑩，第295页。

息息相关，是20世纪20年代民主社会的断裂及其产生的訛輲輥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一系列问题，让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的大众传播研究登上了第57页。

历史的舞台。

訛輳輥John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s.Chicago:SwallowPress.1927.p.他们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李普曼的那一套思想强调111.

的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路线，强调的是一种传播的控訛輴輥约翰·杜威著，傅统先、印椿译：《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制观；而杜威的那一套思想强调的人文主义的路线，强调的版，第34页。

訛輵輥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是一种传播的仪式观。前者强调通过传播的手段进行社会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控制，提升社会运作的效率，引导舆论，使之遵循社会的基本秩序；后者强调通过传播的手段达成信息的共享，进而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于是，他们不但共同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框架和话语体系，而且还分别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两条主要线索，为日后传播研究的范式分化和学科格局奠定了基础。李普曼的那一套思想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成了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范式———实证主义，造就了一批传播学的所谓专家，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出谋划策。而杜威的那一套思想经过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发展，逐渐融入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的范式，造就了一批传播研究的所谓思想家和批判者。他们互相指责，争论不休，均认为对方的主张有严重问题，并且这种对抗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二元框架，并为传播研究领域的思想碰撞和发展繁荣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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