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下解读我国的公民新闻【2】

  本文关键词：公民新闻:构建一种新的传播范式——从传播学视角看公民新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四、公民新闻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2]。信息环境在传统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只是社会交往的空间相对狭小，因而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处于重合的状态。而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信息环境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映而成为各种媒体所建构或提示的“拟态环境”。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出现，使得传统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受到了冲击和质疑。媒体信息越是海量和多元，其建构的“拟态环境”就越贴近现实，这也是新媒体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作用。新媒体和公民新闻所提供的多元信息、多元声音使得“拟态环境”又将向客观环境回归或贴近，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五、公民新闻的社会功能

1.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过“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该论断认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3]。” 新媒体为普通公民带来了实际的话语权，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孙志刚案件”结束了一部实施了长达21年的法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使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再来回顾2009年初的“躲猫猫事件”，当《云南信息报》报道此事件的主角李荞明是由于在看守所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撞墙而死，舆论一片哗然。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的筹划下，“网民调查团”成立。虽然此调查团没有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推动了社会民主艰难的向前迈了一步，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抛弃了遮盖逃避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公布信息。另外，网民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越来越高，平台也越来越多。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道德问题的深度反思，此事件迅速在各种媒体上出现，在庞大的舆论场中，我们反思了国民的劣根性，重新接受了一次道德启蒙。2012年底，“房妹”问题首次被微博披露，迅速成为“热议”的焦点。公民新闻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网络反腐”的角色。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民办收养所火灾带来了网友对民政部门收养制度、孤残弃婴救助体系和政府职能问题的热议，这些讨论促使民政部反思我国的收养制度，并表示将修改相关规定以放宽收养条件，积极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诸如此类的公民新闻越来越多，它们艰难的推动着社会的一次次变革和不断进步，这也是公民新闻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2.提供信息和娱乐。任何传播行为都具有提供信息或娱乐的功能，公民新闻在提供信息之余，有相当一部分纯粹以娱乐和被娱乐为目的。

3.社会协调和整合。新媒体时代，当普通公民无法接近主流媒体、无法通过主流媒体表达自己的愿望、意见、不满等情绪时，公民新闻便成为一个成本低廉又便利的“发声”渠道。同时依托其“互播”模式的优势，公民新闻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公民新闻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和重要。

4.政治监督和舆情的传达。新媒体的使用便捷性、网络的虚拟性、网民的匿名性、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和海量特点使得现代社会的“政治监督”变得不再“飘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社会“监督”，揭露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也可以随时“问政”。此外，不同以往大众媒介舆论“上情下达”的线性传播局面，新媒体和公民新闻为民众舆情的“下情上达”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2012年12月26日，有微博爆料郑州“房妹”事件，引发了网友和公众对房产问题关注和责问，促使相关部门对此事件做详细调查，最终使事件主角翟振峰落马。

5.流言和谣言的温床。其实，网络媒体具有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负面功能，其最主要的负面功能是 “流言和谣言的温床”。每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的虚拟性和网民的匿名性在对社会民主的推进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容易滋生“流言”和“谣言”的病菌，从而侵蚀舆论环境，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证据的不足或状况的暧昧性会恶化舆论环境。网络的即时性特征为流言的快速增殖提供了无限的便利。例如2011年的“抢盐风暴”中，有商家借机哄抬食盐的价格，扰乱了经济秩序，还有非典时期的“抢购板蓝根”，“超市抢购”现象，公民新闻在这些事件中都起到过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谣言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其危害更大。例如2012年3月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就目前而言，公民新闻传播者的媒介素养还不够高，其信源的可信度不够高，虚假信息泛滥，新闻媚俗现象相当严重，管理和把关方面也存在着诸多漏洞，而且公民新闻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将会遇到新的问题。公民新闻如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依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各个部门以及普通民众的努力配合和互相监督。

（作者简介：王一丽，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蒋卓然,高启然,赵淑华.参与式新闻的受众角色改变[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5).

[3] 施小冬.“草根媒体”转变为“主流话语平台”——从“躲猫猫”事件看网络监督力量[J].新闻爱好者,2009(18).

[4] 魏少华.零门槛的隐忧:草根新闻与把关人理论[J].新闻界,2009(3).

[5] 张名章.网络传播中公民新闻的崛起与启示[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6] 刘超,金柔雅.公民新闻:构建一种新的传播范式——从传播学视角看公民新闻[J].新闻世界,2012(3).

[7] 刘怡.对草根新闻的传播学思考[J].滁州学院校报,2008(2).

[8] 庹炼.公民新闻的传播学解读[D].湖南师范大学,2010.

[9] 梁纪朋.公民新闻发展现状研究[D].河南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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