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2)

发布时间：2014-07-01 10:25

    三、大众媒体中的文学译介

    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1924年前后,学衡的重要发起人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英年早逝,旋东南大学裁并西洋文学系,学衡群体四散。吴宓向曾经支持过《学衡》,任《大公报》主编的张季鸾自荐主办《大公报•文学副刊》,“不取薪金,但需公费。不为图利,但行其志”。〔12〕申办成功后,1928年起吴又聚集起以清华为中心的学衡余绪,张荫麟、浦江清等人,“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13〕《文学副刊》“专重批评之精神”,〔14〕于1928年1月2日起每周星期一发行,至1934年1月1日止,共出版313期。主编为吴宓。从文学译介的角度来看,可以将1928～1932/8的《文学副刊》视作《学衡》的余波,主要撰译者为吴宓、张荫麟、浦江清、陈铨等。1932/9～1933/1季羡林、王岷源、武崇汉、施宏诰等清华外文系34级学生加盟《文副》,这一时期的译介多为应景的新闻,臧否色彩减退,学衡最后的云烟已然散尽。
    1.西洋文学“糟粕”的重新阐释《文学副刊》的初衷是披甲再战,且1928年后由吴宓独自主办的《学衡》大量从《文副》转载论文或译作。然而此时已事过境迁,学衡的敌手———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也已分裂。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都进入了一个‘定型化’与‘建立规范’的时期”,〔15〕《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译介主旨、内容及形式也逐渐与《学衡》疏离。同人刊物时期被称作西洋文学“糟粕”、“毒酖”的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在《文学副刊》中的形象与地位都有所改变,译介的言辞由激烈愤怒转为平和婉转:“十余年前胡适君始译‘傀儡家庭’登载新青年杂志以来,国中介绍翻译易卜生著作者,后先相望,极多且盛。”而在长篇论述了易卜生的艺术特色和优劣所在之后,一改前面犹豫的笔调:“易卜生为一代戏剧大家,世界文学史上赫然终存其名。地下固无待吾人之抑扬褒贬以为轻重。”〔16〕从《文副》时期的文字可见译介者对先前评论的反省:“……今日中国之国患民艰,以视彼时之俄罗斯,性质虽异,程度殆或过之。托尔斯泰在生活上所感之苦闷、疑惧、激愤、彷徨,一一皆吾人所能亲验。故托尔斯泰于人生之教训,吾人当聆之弥殷。初无论吾人赞同与否也。”从对托氏的褒扬可见译介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已完全扭转:“古今文学家对于人生之认真与爱人类之恳挚,未有于托尔斯泰者也。……其于人类之救助,社会之改革,瘏古强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此两点而论,其人格之伟大,已足以拓千古之心胸,动万世之歌泣矣。”〔17〕
    2.译介内容与形式的大众化转向传播媒体的改变还带来了译介方式、风格和内容的改变。随报纸发行的副刊面对的是大众而非小范围同人团体或文化圈内人,它必须在内容上讲求新闻时效性和知识、趣味、娱乐性,更需要推动和加速文学内容、风格、流派演变的节奏和周期,这些都与面向“小众”的《学衡》主旨相抵牾。《文副》也不得不摭拾“泡沫草秽”,译介时下文坛热捧或流行的文人,如徐志摩、胡适和陈西滢都在翻译的曼殊斐尔,〔18〕关注萧伯纳、德莱塞的动态,留心俄国的文坛。译介的风格也由《学衡》时期庄重严肃,探究学理的学术特色略做调整,转向迎合大众趣味的娱乐性,去发布题为“萧伯纳之情书”、“两大文人妻室之日记”〔19〕诸如此类的新闻,同时介绍了不少欧美通俗畅销小说以及在欧美引来争议的文学作品,如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井中人》(TheWell of Loneliness)。〔20〕
    3.译介者的诗学转向与群体更迭传播媒体的变化对文学译介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而译介群体的更迭及其各自诗学观的转向也是造成《文副》日渐与《学衡》话语系统疏离的重要因素。《文副》初期多秉承《学衡》的风格,然而随着个人经历,学术志趣,交游圈的变化,译介者在诗学观上也逐渐出现分歧。张荫麟,《学衡》后期的主力,其译作与论作的主张都与学衡主旨关系密切。留学美国期间,张荫麟在诗学观念和政治思想上都发生转变,从撰译的作品来看,可知他政治倾向偏“左”。张从大洋彼岸寄来的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革命者》,汉德生(Henderson)的《工人春日谣》和海涅的《二战士》。〔21〕编者吴宓对《革命诗选》的译介显然颇为警惕。他为译诗写了很长的“编者识”,首先声明吾人译介革命文学并非因为赞成,而是因为《革命诗选》这本书新近出版,内容丰富,关注当代诗人,因此不辞犯“投机”之嫌进行介绍。而后,长篇大论文学革命论和阶级论的根源与偏颇,指出革命的暂时性和文学的永恒性,以纠正文学革命论的流弊。由此可见,这时编者与译者的诗学倾向已经不在一个轨道之上了。1930年8月～1931年9月吴宓游欧,《文副》由浦江清代为主编。
    这一时期,吴宓的人生发生重大变故,其诗学观与《学衡》时期所标榜的已有霄壤之别。曾宣扬的以理制欲之新人文主义,痛斥感情恣肆之浪漫主义的学衡主将已经开始返其道而行之。1931年11月浪漫诗人徐志摩遇难,《文副》组织了系列追悼文字。吴的悼诗中有一句“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22〕所谓二人共同倾慕追随的诗神便是雪莱。此时的吴宓已经公开倒向浪漫一派。对待这件事,浦江清的态度截然相反。1932年1月10日,也就是《文副》纪念徐志摩的活动尚在进行之时,他想与友人王以中,钱穆等人创办一份叫《逆流》的刊物。“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我近日对摩登主义恶感日深。徐志摩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之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呜呼!《逆流》不可以不出矣。”〔23〕1933年夏,浦江清游欧休假,遂与《文副》缘绝。1932年8月～1933年底,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34级部分学生加盟《文副》。这时期的译介者团队,与其说没有统一的诗学观,不如说更像一个翻译作坊。据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记载,他们的操作方式是“每周一个meeting,讨论下周应登什么东西,每人指定看几种外国文学杂志,把书评和消息译了出来,因为他这个副刊主要就是要这种材料。”〔24〕而且译介的内容没有什么目的性或批判性,多为随机的应景之作:“吴宓叫作Sara Teasdale纪念文,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借了两本New Republic。”〔25〕季与该刊物的亲近和疏离都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热情有关。加盟的原因是:“想帮他办,第一是没有稿子,因为这刊物偏重Theory和叙述方面,不大喜欢创造。”〔26〕而当他的文学创作热情日益高涨,便对这个团队的活动不太热衷:“他请客的意义,大约就是我们都帮他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其实我最近对文副也真有点反感呢。”〔27〕从中可知《文副》的译介活动是什么状态。四、结语通过对《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中文学译介活动的考察,初步探索了文学翻译在同人刊物和大众媒介中所承载的不同意义与呈现的不同形式。前者是“五四”话语系统内的重要的文学译介载体,它的译介关乎文学社团的整体形象,必须与团体所标榜的宗旨和口号相符;后者面对大众,同人刊物时期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日渐淡薄,译介的内容和方式求新图快,在上世纪30年代,更多染上商业化和体制化的色彩。

本文编号：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