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我国应急管理中的控制和动员机制——基于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2-01-11 07:00

　　我国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机制分别是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的具体呈现。根据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程度的高低,可以把应急管理分为常规治理、管控型治理、动员型治理和半总体性治理四种形态。联防联控是科层制的改造和非常规运作,是管控型治理;群防群控是基层社会的唤醒和动员机制,是动员型治理。当联防联控与群防群控有效结合,应急管理实现了非常规的国家治理和非常规社会治理的再平衡,它具有强大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可以满足应急管理的效率需求。 

【文章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0,(02)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应急管理的控制和动员模型

为了应对危机，一方面需要控制危机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动员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危机，为此，控制和动员就成了应急管理中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常态社会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之间的平衡构成了习惯性的社会秩序。但在危机社会，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都要聚焦于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社会治理随之转向事本治理。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家科层结构不得不被改造以提高运行效率，其运作方式也需要发生改变。同样，基层社会也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社会动员和控制。我们也可以根据动员与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标准，把应急管理分为四种形态：即常态治理、管控型治理、动员型治理和半总体性治理。第一，常态治理。常态治理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政府还没有做出应激反应的治理形态。从时间上看，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已经开始传播，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以常态社会的治理方式来处理新冠肺炎问题。具体表现是，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都比较低；在常态治理下肺炎传播的管控让位于经济发展，肺炎传播管控较少获得官员的注意力分配，事本主义治理还没有出现；科层制常规化运作遵循普遍程序、等级结构和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基层社会缺少合力，对公共事务缺乏参与。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合理边界[J]. 贺治方.  学术界. 2019(07)
[2]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J]. 王诗宗,杨帆.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1)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中的“特事特办”制度[J]. 袁幸.  新视野. 2018(05)
[4]灾荒危机与地方社会——咸丰年间桐乡知县戴槃的活动与记述[J]. 冯贤亮.  史学集刊. 2018(05)
[5]从联防联控到综合施策:大气污染政府间协作治理模式演进[J]. 李瑞昌.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03)
[6]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省爱国卫生运动研究[J]. 王晓瑜,赵红.  新乡学院学报. 2017(04)
[7]软动员: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动员转型[J]. 王金涛,陈琪.  新视野. 2017(01)
[8]找回群众:基层治理的探索与重塑[J]. 吕德文.  领导科学. 2016(10)
[9]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J]. 周凯.  湖北社会科学. 2016(02)
[10]国家动员及其效果:以反腐败为例[J]. 赖诗攀.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1)



本文编号：358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