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哲学”之于中国,是一个外来词,大约在19世纪末才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并很快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正因为“哲学”是一个外来词,因而直接引发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国是否古已有之?中国的何种思想或学术属于“哲学”?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建构怎样的“哲学”?由此便引发出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以西方之“哲学”来裁判中国之学术,还是以中国之学术来规定所谓“哲学”?这就是肇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观”论争。这个论争,不仅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反思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视野,而且成为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互动中的反思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的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一

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则离不开对“哲学”的理解。20世纪上半叶,人们正是在“哲学”的论争中,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的首要特征,是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我们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是富有启发性的。
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主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李大钊在这里所表达的逻辑是: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是经济生活,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是最主要的理论研究,而唯物史观正是关于最主要的经济生活的研究。因此,李大钊认为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个逻辑就是“需要”的逻辑。
同样,陈独秀在1920年提出,“本来没有摧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纪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1922年,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又提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蔡和森则在1921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中提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论述表明,陈独秀及蔡和森和李大钊一样,都是从社会的“需要”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最为深刻的应属毛泽东。他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高度概括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据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949年,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以总结中国革命胜利历史经验的方式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这种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而阐发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显著地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从而也就在学理的意义上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社会生活的理论特性和引导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
应当说,这种从中国“需要”出发,通过比较西方各种哲学思想的利弊得失,来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朴实的,也是深刻的。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性和理论旨趣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的统一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而不是局限于从某种固定的哲学模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于我们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富有启发性的。

二

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观”论争,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关切“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人们不仅从这个关系去理解“哲学”,而且特别地以这个关系去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界,关切和争论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因此,回顾20世纪上半叶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讨论,更会引起我们的深思。1923年,胡适在总结中国学界的“科玄论战”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正是“科学”的这种“无上尊严的地位”,在1919年,傅斯年就提出:“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几种科学相通的道理(思想)共守的规则,就是哲学。若干科学,所研究的范围不同,因而表面上好像没甚关系,然而骨子里面有一个会通的所在,就是哲学。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一普通的思想。又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一基本的知识。”在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理解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20世纪后半叶通行的“教科书哲学”的影子,而且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哲学”,应当是具有某种提示价值的。
较早地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见于杨伯恺的《哲学与科学》。他明确地提出:“然则哲学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把它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一般法则之学’。这是足以表现哲学本质的定义。因为哲学既以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为其根本任务,它也就是努力探讨自然、社会等存在与其对人类的思维发生怎样的关系,并进而把这些关系所有全部根本原理加以体系化、造成总结的、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便是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说明存在、思维与其关系的知识。它是综合地论究宇宙中最一般的最根本的运动法则的科学。不但因其所探讨的是最一般的最根本的运动法则而居科学理论之最高峰,而且是科学之理论的与方法的总体之凝结物,以其方法的作用贯通于一切科学而成为‘科学的代数学’。”杨伯恺的这种解释,虽然也同“教科书哲学”对“哲学”的解释基本一致,但他却明确地提出“哲学”是以“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为其根本任务”,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反思是有启发性的。1941年,艾思奇概括性地提出:“哲学,首先是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研究哲学的结果,是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想认识)的规律性,获得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使我们掌握一定的世界观。”艾思奇与杨伯恺的解释相比,突出的问题是,艾思奇不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而是从“世界全体”提出问题,因而把“世界观”解释成关于“整个世界”的“规律性”的“总的认识和理解”;艾思奇在1941年所表达的对“哲学”的理解,正是20世纪后半叶的“教科书哲学”所表达的对“哲学”的理解;而艾思奇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与解释,与毛泽东的理解与解释是有原则区别的。1942年,毛泽东以“定义”的方式,为“哲学”作出著名的论断:“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毛泽东关于“哲学”的这个论断,明确地把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成果或思想材料作为哲学的直接对象,而不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的直接对象。这实质上就是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反思”的学说。这对于理解“哲学”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以往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的解释中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也造成了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在回顾20世纪上半叶关于“哲学观”的论争时,重新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联系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就会引发人们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哲学新的理解。



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哲学,还有必要提及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场论战,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叶青提出的“哲学消灭论”的论战。叶青在1936年出版的《〈费尔巴哈论纲〉研究》中提出,作为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哲学正在消灭中。他的这个论断有两个学理上的主要依据,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另一个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论》。前者提出,“在思辨中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中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后者则提出,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叶青由此引申的看法是:“在康德以后,哲学家以认识论为哲学底主要内容。这显然是科学走近自然、哲学就退出自然,科学走近社会、哲学就退出社会,现在只有退到思维领域来立足的表示。如果思维科学完全成立,认识论消解于认识学中,哲学不丧失了一切领域吗?”
对于叶青的这个“哲学消灭论”,许多学者曾予以抨击,但未对叶青所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回应,也未对叶青所讨论的科学发展所引发的哲学危机作出深入的理论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再次成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再次成为哲学自我反思的重要出发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反省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展开的,并以如下的提问方式凸显出来:哲学究竟是不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如果给予肯定的回答,哲学岂不是成了一种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力的“科学的科学”?这又如何解释恩格斯所提出的现代哲学已经被“驱逐”出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在对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的当代反省中,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哲学界正在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哲学与科学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哲学已经从古代的包罗万象的科学和近代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形成了真正的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这就是:现代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以现代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从而实现对科学的批判性反思。这就是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显而易见,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并不是叶青所主张的“哲学消灭论”,而是对哲学合法性及其发展道路的当代解释。
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具有重新理解哲学的广泛的解释力。哲学反思,并不仅仅以科学为对象,而且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等——为对象,并且以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的自我意识——为对象,因而是以人类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自我意识——世界观——为对象,而构成反思人类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对于我们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显然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三

20世纪上半叶,人们在关于“哲学”的论争中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从人生或人的生活需求去理解。这种理解,是同中国的哲学传统密不可分的,是同中国学者的学术修养紧密相关的。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哲学”,1919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就明确提出:“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同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中也提出:“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他还在1923年发表的《史学与哲学》中具体地提出:“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
毋庸讳言,这种从“人生”或“人的修养”去理解“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虽然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主要是一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们从中国的哲学传统去理解和解释“哲学”,却为我们在今天反思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可资思考的问题。这里,我想主要论及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冯友兰在1920年就提出:“哲学并不是一件希罕东西;他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许多不能不干的事情,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总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著这个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著,心理想著:这‘跑’就是人生,这‘想’就是哲学。”至1947年,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更为系统地提出:“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就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中国传统哲学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哲学问题具有人类性。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精神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旨趣和哲学境界,即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和哲学境界,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教科书体系哲学仅仅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解释哲学,并且把哲学解释成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因而回避或否定哲学作为“学养”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回避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民的“学养”的社会功能,因此并没有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民的“世界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作为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而存在,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人民的愈益普及的“学养”而存在的。这就是作为人民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人民的亲近,主要是以“学养”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哲学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因而才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而进行“灌输”,其结果就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变成“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任何一种哲学学说,只有当着它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当着它成为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学养”的时候,它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国哲学家贺麟先生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实现为每个人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哲学“学养”与当代中国人是最为亲切的,因而也是在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时需要深长思之的。
回顾现代中国哲学史,我们会看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在对“哲学”本身的论争中,即在关于“哲学观”的论争中,既形成了各具规模的哲学学说,又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解释,从而为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展示了一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发展轨迹。从各种哲学学说方面看,现代中国形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知识论与贺麟的新心学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学派,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20世纪上半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解释,则启发我们从社会需要、人生需求以及对“哲学”与“科学”相互关系的反思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统一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更为真切地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