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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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创新

时间：2012-12-14              字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步开启的。历经李大钊等人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领悟，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界说，只有到毛泽东哲学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创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般和个别的分析，真正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沟通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人的话语系统，形成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核心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步开启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而主要思想则是唯物史观的有关内容。所以，中国人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首先知晓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是源于马克思的文本、或别人介绍的马克思的哲学学说。 

　　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所以首先为先进的中国人所选择，是基于解决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需要。在涌入中国的众多西方学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突出的实践性特征，使它能够成为中国人拯救民族危亡的理论武器，它不仅是当时中国人所寻找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而且指明了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方向，最符合中国人的理论需求。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却又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向历史发展未来的现代哲学，并在东方俄国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中国人所认可的能够融合中西哲学的媒介。李大钊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只有“第三种文明”，“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毛泽东也曾指出过，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是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突出的实践性特征深深吸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所以李大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的大旗。陈独秀也是被唯物史观的实践功能所吸引而选择之，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及其精神归结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毛泽东更进一步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首先是其唯物史观。尽管还不是自觉意义上的哲学选择，但鉴于当时由中国社会的实践需求所决定的理论指向——寻找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实践哲学固有的理论本性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之间的相契合，鉴于当时所接触到的资料条件——比如李大钊仅看到了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的介绍，还有中国知识分子已有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理论准备不足的制约等等因素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理论选择，将着眼点放在其唯物史观上。 

　　一般而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毛泽东哲学中才得以实现的。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毛泽东哲学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黑格尔认为：“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特殊性就在于，哲学思维是“反思”，而非直接性的认识。若这样来理解哲学，那么，“对于思想方式的更进一步认识，乃是正确地把握哲学事实的第一条件”。黑格尔确实道出了哲学发展之关键。确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的学问，如何反思，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反思，便决定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 

　　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也就是对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反思。“反思”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关系，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理性活动和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即哲学思维以何者为立足点便决定了不同思维方式的分野：若从理论出发，以理论、原则、理性为立足点来说明人的存在，即为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若从实践出发，即以人生存的生活世界、以人的现实的活动为立足点来说明理论的根据、性质等等，则为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扬弃了以往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他以实践对理论的根源性、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科学地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哲学的超越。 

　　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至毛泽东哲学形成这一过程的理论发展状况，则可发现，由于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其传播、理解、体悟及创造，其理论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两次理论范式的变化，构成了三个互有区别的阶段。 

　　1.理论选择——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领悟 

　　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围绕着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有分析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批判地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这就要求人们具有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为深邃的哲学思维。 

　　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和中国近代哲学的思维倾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具有突出实践性特征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同和接受，并初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哲学的真精神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们不完全是从学理上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将理解和接受的着重点放在其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本质和“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上，所以又难以避免诸多理论上的局限性。这便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都是在一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为它最初就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而引进和接受的。既然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最初并未作为哲学来被认识，其哲学思维的特质便被遮蔽了，对此，人们就难以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而只是将它当成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种存在形态，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选择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诸如“经济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等理论观点，才在某种程度上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2．理论阐释——“理论哲学”的体系界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来自苏俄的、具有典型苏俄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学习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蓝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由唯物史观形态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形态的转变，体现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由初步领悟的唯物史观向具有理论哲学特征的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存在形态的第一次理论范式的转型。这一理论范式的转型主要是通过一批学者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他们固然深受中国哲学实用理性传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认同上，由对其实践的认同而对其理论无条件地接受。所以这一时期中国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为苏联的斯大林哲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瞿秋白首次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介绍到中国，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为“求宇宙根底”的学问，用物质的统一性说明世界的统一性，以此为前提来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这就从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理论哲学模式，转向一种实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虽然瞿秋白特别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却没有从实践对理论的根源性、决定性作用的角度，即不是用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所以，在瞿秋白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关联，即理论只是改造实践的“思想武器”。 

　　李达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阐释时，将“实践”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论”。强调要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但他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又是起始于自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然后将关于整个世界的唯物辩证法则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历史观。所以，其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点仍然在理论自身而非实践，终归还是一种知识论型的本体论。　　 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神秘玄妙的殿堂引向实际生活，使深奥的哲理通俗化而迅速深入人民大众。但因其解释“蓝本”的理论哲学性质，在使人民大众迅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同时，也使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断扩大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3．理论创新——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创造和发展 

　　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兼哲学家，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探求必然是以实践为前提的，他所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也必然内在地促使他探求一种实践哲学。所以，毛泽东对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传统的继承，就不是仅仅体现在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认同上，更体现在他是用领导中国革命的亲身体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切身体验，中国传统哲学的滋养，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独到领悟，三者融合在一起，最终造就了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并借助于此，提升了传统的中国古代实践哲学，他并不是直接拿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相对接，而是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性转换。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不尚空谈、立足于人们现实生活实践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客观对象中的巨大作用，并创造性地实践之。并且，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在扬弃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能为中国人接受和认同的话语系统，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以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紧紧把握住中国革命的极端特殊性，将中国社会现实的具体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遍性结合起来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方法和道路，所以能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因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极端复杂的状况，使中国革命带有极大的特殊性，虽然它被认为是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却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就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必须基于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进行探索，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了反复的路线斗争，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在总结了经验教训后终于战胜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并超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起义模式，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该说，尖锐的现实斗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思考和构建奠定了实践平台，使毛泽东能够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实践哲学。毛泽东哲学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又一次理论范式的转型，即由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的一次质的飞跃，是理论的升华和创新。 

　　当然，毋庸讳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哲学，其思想资料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来自苏联的具有理论哲学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直接意义上说，这一理论模式构成了毛泽东哲学得以产生的思想地平线。它不仅影响了毛泽东哲学，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倾向。 

　　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分析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来实现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结合”。毛泽东依据其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般和个别的分析，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即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号召全党同志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不仅为反对教条主义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是产生于“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时代，而使其理论从根本特性上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但就其理论的具体论述、具体结构及具体表现形式来说，却是德意志民族的，并带有19世纪中后期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原理，同具有明显时空特点的具体论述、具体结论融为一体，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再加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服务于现实斗争的论战中、或者是在阐明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这种“现实性”，同时也是一种“局限性”，尤其是一些具体的观点、结论、方法就只是特定境况中的真理，若不顾时空特点，生搬硬套到具体情况不同的中国，就会导致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实际时，必须一方面紧紧把握其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还要以当时当地的实践为尺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历史的分析、进行共性与个性的分析，从具有具体时空特征的具体论述、具体结构中分离和抽取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沟通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 

　　理论的形成需要经过一个从感性具体到达理性具体的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恢复到具体。”当然，黑格尔是仅仅停留在思维的具体中，而哲学理论的发展则需要从理性具体再回到“感性具体”——即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发展也必须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实现。我们都承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精神，对这一根本精神，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不为任何现状作辩护，即对现状永远持批判分析的态度，才有改变世界的内在动力。而对于一个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政党来说，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化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过程，从中发挥出理论的巨大实践功能，在实践理论的同时发展理论。 

　　毛泽东哲学的宗旨是源于实践又回归于实践，以其突出的方法论特色，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船”和“桥”的问题。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于说明作为方法的“船”和“桥”是什么，而是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怎样使用这些“船”和“桥”的问题，即通过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来解决如何展开“实践－理论－实践”、“特殊－一般－特殊”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要形成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即向实际作调查，毛泽东认为，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不了解情况，则政策势必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因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错误政策而导致革命失败有两次最为突出：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全然不顾誓将共产党置于死地的蒋介石的本性和行为，寄希望于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结果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另一次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照搬苏联的经验，在军事上、肃反工作中、统战和白区工作上实行一整套“左”的政策，使党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几乎断送了红军，断送了党。所以，系统而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而从实际出发、向社会作调查，就是要求党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比如，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必须顾及到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状况，要特别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利益，制定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是符合现时中国国情的政策，也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调动最广大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政策。正是因为制定和执行了符合国情、符合实际、并能为群众所认可和接受的正确的政策，所以我们才能够使敌人陷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程时说：“我们打了二十八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我们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政策问题是很必要的。”所以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是否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国共产党所以能不断地克服艰难险阻而走向成长壮大，关键是依靠正确的政策决策，“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正确的政策策略架起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 

　　3．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中国人的话语系统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中，必须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两种实践哲学的沟通与对接。因为，虽然马克思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丰厚的哲学思想遗产，但这些著作“都是用欧洲的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所以，黑格尔“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意在力求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思想财富。同样的道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也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这就需要通过对中国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原则进行改造，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民族形式及大众化的语言阐述出来，就像列宁在关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掌握群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的语言去宣传和教育群众，才能真正使理论的力量变为物质的力量。毛泽东哲学所以能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科学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并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从而才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发展为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核心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决定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必须确立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要理解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超越理论哲学，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纳入到实践哲学的轨道上来。因为，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腾飞，必须大力提高民族的思想能力、思想水平。这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思维方式的植入和渗透，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可能地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思想能力，即努力将其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现实和历史，去进行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才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王玉平）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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