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视域下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

发布时间：2020-07-03 09:43

【摘要】：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魏晋玄学是较为特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基础,开辟了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主题,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发展息息相关,面对社会的混乱和精神世界的崩溃,玄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名教与自然之辨不但是玄学家在为学的角度上建立玄学义理的方法,还是他们自觉依循的生活方式。魏晋玄学中对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教本于自然”思想、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和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思想。王弼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奠基者,他不拘泥于形式框架,援引道家自由的思想到儒家学说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伦理体系,为魏晋文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途径。自王弼始,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伦理思想。王弼为整个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辩”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个肯定性前提,即“名教本于自然”。首先,他从传统儒家“名教”的种种弊端入手,揭示了名教的沉沦及其根源,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做出了重振名教的道德努力;他致力于道德本体的重建,提出“大道出于自然”的道德理论,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人内心的自然法则;最后他做出无为任物的道德要求,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王弼为化解名教的危机,希望通过道德规范内化的方式来重建道德本体,强调回归自然本性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王弼是在寻求一个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点,虽然其最终目的是恢复名教的生机,但对自然原则的倾斜已经内在地包含着自然对名教超越的契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超越的契机便在嵇康、阮籍那里转化为现实。嵇康和阮籍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延续王弼注重自然的基础上,将自愿原则引入到自然原则之中,使名教成为束缚而不再拥有合理性,与自然彻底对立起来,这种对自然的崇尚和对名教的拒斥必然使嵇康、阮籍的思想导向对名教的超越。西晋时期的向秀和郭象与王弼的“崇本息末”思想一脉相承,他们试图调和儒学和道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将自然原则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对魏晋的时代主题给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答案。遵循魏晋玄学的一贯传统,向秀、郭象同样对自然持积极态度,但在对自然概念的具体解读上,他们更强调以名教来规定自然,而名教也早已天然地包含在自然的内涵之中。相比于推崇未开化的洪荒之世,向、郭则更多地看到了人文的价值,强调了在道德行为中走向自然的境界,是一种自然原则与人文原则的统一。向秀、郭象还提出了本体上的独化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的,并不存在类似王弼所说的“无”一类形而上的普遍的本体,因而所有的存在都是无待而独化的。相应地,在将名教与自然统一的过程中,其目标是将名教与具体的个体本性相融合,而非指向某一个普遍本体。现代社会道德意识的缺失、道德规范的虚化问题十分严重,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普世的道德原则是当代道德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古观今,魏晋时期对于传统道德规范和自然原则的调和或许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另外,魏晋世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不拘一格的思想解放都能够给予现代人生活上的启示。尽管魏晋风度为人津津乐道,但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当今社会的知识阶层应当以史为鉴,看到自己肩上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影响,更好地平衡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B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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