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
发布时间：2020-11-05 13:43
基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层面看,"哲学批判"乃是马克思发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前提,同时又是当下不可回避的时代的工作主旨。从对方法论议题的内在连接来看,熊十力的努力不限于建立体系,更为可贵之处是坚持于中学域内展开对本体论批判的哲学范畴思索与学术内涵发掘。其研究表现为:一是以"心物不二"立基,立足最为广大之视野开发"事的科学",以这个根据努力挣脱西方形式逻辑束缚,摆脱普世价值观主导之"知识统治";二是以"境识不二"为理论平台,从一般思维学亦即学科建设的行动出发,创设中国知识的"本体论";三是以"体用不二"为知识原理,经由对传统思想价值予以创造性转译与再表达,极力促成本体论批判路向意义之中国知识生产的当代转向。这一路径使时空一体、经纬合一的"体用辩证法"得以凸现。在一定程度上,熊十力所采取的思维学策略显露了"对象→研究对象→知识体系"的工作实存性,又从主体批判方面着力突出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因而从"补短板"意义上讲,这委实是行动主义辩证法作品。
【部分图文】：
破除了商品是单纯的观念论的现象概念认识，商品的本质规定慢慢会浮出水面:首先是“对象之体”———商品的两因素，其次是“太极之体”———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它们的结合当然克服了机械主义和心理主义，而能够从生产方式的层面将体和用结合起来，视整体的现象为“体之用”。于是接下来有了“价值形式”的讨论，以起、缘、生、灭的历程引出“货币(金属货币本位制)的规定”，形成商品—货币的“体用关系”。这样看来，货币流通规律不过是价值规律“用”的规定。以同样的方式，“金融(纸币乃至信用货币本位制)的规定”能够从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生命历程中被引出，它一方面使得资本积累规律作为了剩余价值规律“用”的规定，另一方面迫使资本积累规律具有两个展开环节。简要而言，在再生产流通环节，资本积累规律具象为个别资本循环规律、个别资本周转规律、总商品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规律，这定格为“流通之用”(总商品与金属货币的统一);显然，这是资本之用意义的“商品和货币”。进一步在社会分配环节，资本积累规律相应具象为生产价格规律、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虚拟(平均)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规律，定格为“分配关系之用”(全体意义的货币与商品的统一);即这里仍然是资本之用意义的“商品和货币”，但“货币领导价值”。“这样，在实体构成形态上，资本主义货币被分割为三方面的工作规定，即货币的生产实体、货币的流通实体和货币的分配实体，完成了‘为生产而生产’和‘为分配而生产’的体制的统一，并实现前者在权力结构上向后者转移、扩散。”[9]419然则《资本论》理论部分的构造体式可整体视为“由体而用”:从体用关系的展开看，《资本的流通过程》属于“翕”(合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属于“辟”(分的规定)，并且这两者都属于“体用不二”。(1)如图1示意，《资本论》第一卷担负了由“体”起笔，整体阐明“体用关系”(原理)的任务。主要就是阐明“道”(依据商品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寻找规律)，以之为大前提，分别阐明“货币取象”(价值形式及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和“资本取象”(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最后以之为基础，阐明研究对象三个工作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辩证界限关系，通过揭示它们内部的整体联系，制订范畴和安排叙述顺序。这决定由《资本论》研究对象所统帅的知识都不纯粹是体或用规定，而是它们的合一:如第一卷对价值形式、相对剩余价值的处理，第二卷对再生产运动和构造的处理，以及第三卷对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相关范畴和关系的处理。这使得由体而用成了探寻规律的线索，体用不二成了范畴秩序的内在结构，以至于“体用”可以说成是辩证法机理构成方面的规定。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思想中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无法充分说明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的独特发展规律，因而有必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有必要让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10]因为黑格尔的不彻底性在于“仍然把‘本体’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王国和共相世界”，针对于此，马克思彰显了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以“资本辩证法”实现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之扬弃，“这里，辩证法的核心对象变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支配和统治基点的‘资本’，因而辩证法就演化成了‘资本的自我否定’。”[6]
为了解决“资产阶级虚假本体”问题，卢卡奇将本体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他通过将“社会存在”视为独立于精神的存在类型，进一步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以之为认识批判武器，完成对“资产阶级物象化世界”的理论瓦解工作。因此他讲道:“在哲学的发展中，实证主义，首先是新实证主义，只有当它们要求在所有的世界观问题上采取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让所有本体论的问题都悬置起来，成为一种把自在存在的全部问题作为原则上不可回答的存在问题从它们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的哲学时，才具有这种特殊位置。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在这方面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遗产。”[18]399盖因“现代世界仍是资本统治的时代，因而唯物主义是主导性哲学观念，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不过都是唯物主义的分支，是对‘物道’从法的层次上的展开与论证。”[19]14关于虚假本体，卢卡奇还指出:“对于被我们认作事实或联系，认作过程或规律性的东西，只有不断地清醒的本体论批判，才能在思想上重建对现象的真正洞察。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这里产生的僵硬的分离性的二元性而不断受到损害。在一个极端产生了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史。在这种经济学史中总的过程的真正历史的联系消失了;在另一个极端，从边际效用理论到今天的操作性的个别研究产生了一种科学，它以一种伪理论的方式，使真正的和决定性的联系消失了，即便在具体情况下偶尔存在着有现实的关系或它们的踪迹。”[18]663-664然则，“这就清楚表明，科学发展本身如何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既要从思维上跨越某些范畴关联，同时又不因此而必然陷入放弃科学所研究的那种存在的客观性的境地。”[18]117并促使卢卡奇声明这一点:“对于社会存在本体论来说，马克思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的论断是格外重要的。这句话是在一般本体论意义上讲的，因而它既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18]651然则，为使对“虚假本体”的批判形成条理性的认识，特制作以下图例(图2)，作为存史之备。如果说卢卡奇在马克思之后所执行的本体论批判有利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批评，那么，熊十力的研究事体必定有利于“新儒学”展开对“佛教学理”的世纪清理，即用“事的二重性”扫除“心象二重性”(心象化世界的虚假体用二重规定)之思想与方法残余(2)。然则，熊十力和卢卡奇都可以说不约而同地把王阳明和马克思的二重性(阴阳规定)“事的科学”化了，以此彻底与“物的科学”告别，就像十力先生说的，“科学本是向外逐物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物理世界，其方法博而精、严而密，毕竟以实测为基、分析为要。”[17]166乃至于“科学肯定物质为实在，物质有无本原，科学所决不过问，唯肯定物质宇宙是实在的而已。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自然，唯用纯客观的方法，即以主观从属于客观。此与日损之学信任内心炯然大明、感物斯通者，乃极相反。由科学言之，可说知从物发，不是因心成知。”“科学的知识是以主观从属于客观、循物无违而得成，循物无违四字吃紧。”“故其知识精严、细密、正确、分明，得物理之实然。夫唯得物理之实然，乃足以操纵、改造、变化、裁成、征服、利用乎万物。大自然本是无尽藏，不会有匮竭。科学进攻自然，亦随之无停止，此科学所以为日益之学也。”[17]139-140略说劳动二重性之提升为“事的二重性”涵义，即卢卡奇所说的“劳动作为实践模式”，然则，“人类特有的生活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无论通过多少广泛的中介作用———都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本体论和发生学上也只有从劳动出发才能把握它们。”[21]简要地讲，王阳明是以人的主体(社会身份关系)和物来认定“身之二重性”，以区别于“劳之二重性”，而如上指出，熊十力进一步是以“心和物”来命名身及其行动的。(1)所谓:“心、物乃是本体变动而成功用。”[17]131即“心与物皆功用也”，“功用的心、物良方，一名为辟，辟有刚健、开发、升进、炤明等等德性，《易》之所谓乾也。一名为翕。翕有固闭和下坠等性，《易》之所谓坤也。”[17]135-136熊十力指出，佛教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所犯错误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把法性(本质)和法相(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佛教的十二缘生实际上划分出了相互隔离的两重世界，即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真如世界和刹那生灭的空幻、染污的缘起世界，而且最终目标是舍离现实世界、皈依涅槃境界。”即熊十力通过对佛教“唯识学的因缘”做出体用式的创造性解读，而“把阿赖耶识缘起的现象界决定性因果转变成本体、功能大用流行，实现了从因果到体用的存在论模式转换。”[22]据此，十力先生尝试说明:“唯心宗以物为精神之表现，唯物宗以心为物质之作用，此皆任意想，以强作安排也。两宗皆割裂宇宙，而各取一片以说为一本，核其实际，要皆无体之论。”[17]131
把认识重新熔铸于劳动过程的实践，就得出结论:体不是神秘的，由理论形成把握体，复由方法论线索看待体，也就彻底统一了“对象之体”与“太极之体”。同样的道理，用亦不是模糊不可辨认的。劳动过程既是合，亦是分，依中国人的说法，它体现在实践和理论统一中，具象在“知行合一”中:这个行即“实践”，这个知即“理论”。显然，中国人说的理论乃是研究对象(规定)和一定知识结构的统一。简言之，这些规定和线索凸现了整全意义的“体用不二”。然则，熊十力不凡的工作同样赋予了“哲学批判”以方法论的实际意义。试想，设若马克思不写《资本论》第一卷(按母子之“史书工作规定”方式)，第二卷、第三卷会有怎样的意义?依我们看，即便如此，后者至少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它可以成为“哲学书”的话。前面指出，《资本的流通过程》展示能变之本体的“翕”(“合生”之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展示“能变之本体”辟的方面(对应表现“转化”之功用)。(1)于是可推断:《资本论》第一卷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二”，第二卷言“研究对象的境和生产关系的识的不二”，第三卷言“资本的体和资本的用的不二”。对熊十力的创作而言，其间损失掉的似乎便是“历史批判(规定)”。但如果不究通史，又如何能够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向是“体之不离、用之不二”的呢?看来上述责难对熊十力而言，亦是多余的了。诚如十力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在生产方面始终不离农业本位。若以西洋社会变迁的各种阶段强相比拟，终无是处。如果以为不离农业本位之故，或拟为奴隶社会，或拟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就片段看去，固然好似说得过去。但如通其全而论之，中国的文化方面，如哲学思想的无神论与心物不分的观念，与世界观念及实践观念等等，均是极高尚宏博纯粹而无可菲薄的。艺术思想的优越，更是中外公认的。道德方面的宽博态度，更不可求之今日西洋社会。”[32]所谓主体批判、客体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之“本体论批判”，只不过一从主体社会进行，一从客体社会进行。据图3指示，客体社会的“物心不分立”是和“心物不二”照应的规定，一言以蔽之，它把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具象化了。顺着这个思路，可以了解熊十力毕竟是中学人物，而以“境论”挂帅，而终不会跌入客体知识的泥淖;反过来看，卢卡奇的“识”兼容“境”的规定，而终能够于事格化层面掌握思维与存在关系，换言之，“这是从认识论角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论证，或者说，这才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9]6最后，和主体社会“据体而批判”路线大不同，客体社会是“据用而批判”，从而特别看重的是具体作为“具象之体”的用的规定。换言之，是首肯了这样的批判线路:“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一般来说，这里涉及一种科学性，它从未丧失掉同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本体论态度的联系，实际上相反，在马克思那儿他始终在纯化和发展这种联系，并且自觉地强调必然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规定。恰恰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明确地把自己置于任何一种以逻辑的或者以其它方式进行建构的哲学的对立面，但是，批判地拒绝在哲学中产生的虚假本体论，决不意味着这种科学性接受了一种原则上反哲学的立场。相反，这儿所涉及的是把日常生活的自发的本体论和科学的、哲学的正确自觉的本体论自觉批判地结合起来。”[18]64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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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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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了商品是单纯的观念论的现象概念认识，商品的本质规定慢慢会浮出水面:首先是“对象之体”———商品的两因素，其次是“太极之体”———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它们的结合当然克服了机械主义和心理主义，而能够从生产方式的层面将体和用结合起来，视整体的现象为“体之用”。于是接下来有了“价值形式”的讨论，以起、缘、生、灭的历程引出“货币(金属货币本位制)的规定”，形成商品—货币的“体用关系”。这样看来，货币流通规律不过是价值规律“用”的规定。以同样的方式，“金融(纸币乃至信用货币本位制)的规定”能够从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生命历程中被引出，它一方面使得资本积累规律作为了剩余价值规律“用”的规定，另一方面迫使资本积累规律具有两个展开环节。简要而言，在再生产流通环节，资本积累规律具象为个别资本循环规律、个别资本周转规律、总商品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规律，这定格为“流通之用”(总商品与金属货币的统一);显然，这是资本之用意义的“商品和货币”。进一步在社会分配环节，资本积累规律相应具象为生产价格规律、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虚拟(平均)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规律，定格为“分配关系之用”(全体意义的货币与商品的统一);即这里仍然是资本之用意义的“商品和货币”，但“货币领导价值”。“这样，在实体构成形态上，资本主义货币被分割为三方面的工作规定，即货币的生产实体、货币的流通实体和货币的分配实体，完成了‘为生产而生产’和‘为分配而生产’的体制的统一，并实现前者在权力结构上向后者转移、扩散。”[9]419然则《资本论》理论部分的构造体式可整体视为“由体而用”:从体用关系的展开看，《资本的流通过程》属于“翕”(合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属于“辟”(分的规定)，并且这两者都属于“体用不二”。(1)如图1示意，《资本论》第一卷担负了由“体”起笔，整体阐明“体用关系”(原理)的任务。主要就是阐明“道”(依据商品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寻找规律)，以之为大前提，分别阐明“货币取象”(价值形式及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和“资本取象”(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最后以之为基础，阐明研究对象三个工作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辩证界限关系，通过揭示它们内部的整体联系，制订范畴和安排叙述顺序。这决定由《资本论》研究对象所统帅的知识都不纯粹是体或用规定，而是它们的合一:如第一卷对价值形式、相对剩余价值的处理，第二卷对再生产运动和构造的处理，以及第三卷对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相关范畴和关系的处理。这使得由体而用成了探寻规律的线索，体用不二成了范畴秩序的内在结构，以至于“体用”可以说成是辩证法机理构成方面的规定。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思想中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无法充分说明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的独特发展规律，因而有必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有必要让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10]因为黑格尔的不彻底性在于“仍然把‘本体’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王国和共相世界”，针对于此，马克思彰显了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以“资本辩证法”实现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之扬弃，“这里，辩证法的核心对象变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支配和统治基点的‘资本’，因而辩证法就演化成了‘资本的自我否定’。”[6]
为了解决“资产阶级虚假本体”问题，卢卡奇将本体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他通过将“社会存在”视为独立于精神的存在类型，进一步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以之为认识批判武器，完成对“资产阶级物象化世界”的理论瓦解工作。因此他讲道:“在哲学的发展中，实证主义，首先是新实证主义，只有当它们要求在所有的世界观问题上采取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让所有本体论的问题都悬置起来，成为一种把自在存在的全部问题作为原则上不可回答的存在问题从它们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的哲学时，才具有这种特殊位置。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在这方面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遗产。”[18]399盖因“现代世界仍是资本统治的时代，因而唯物主义是主导性哲学观念，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不过都是唯物主义的分支，是对‘物道’从法的层次上的展开与论证。”[19]14关于虚假本体，卢卡奇还指出:“对于被我们认作事实或联系，认作过程或规律性的东西，只有不断地清醒的本体论批判，才能在思想上重建对现象的真正洞察。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这里产生的僵硬的分离性的二元性而不断受到损害。在一个极端产生了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史。在这种经济学史中总的过程的真正历史的联系消失了;在另一个极端，从边际效用理论到今天的操作性的个别研究产生了一种科学，它以一种伪理论的方式，使真正的和决定性的联系消失了，即便在具体情况下偶尔存在着有现实的关系或它们的踪迹。”[18]663-664然则，“这就清楚表明，科学发展本身如何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既要从思维上跨越某些范畴关联，同时又不因此而必然陷入放弃科学所研究的那种存在的客观性的境地。”[18]117并促使卢卡奇声明这一点:“对于社会存在本体论来说，马克思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的论断是格外重要的。这句话是在一般本体论意义上讲的，因而它既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18]651然则，为使对“虚假本体”的批判形成条理性的认识，特制作以下图例(图2)，作为存史之备。如果说卢卡奇在马克思之后所执行的本体论批判有利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批评，那么，熊十力的研究事体必定有利于“新儒学”展开对“佛教学理”的世纪清理，即用“事的二重性”扫除“心象二重性”(心象化世界的虚假体用二重规定)之思想与方法残余(2)。然则，熊十力和卢卡奇都可以说不约而同地把王阳明和马克思的二重性(阴阳规定)“事的科学”化了，以此彻底与“物的科学”告别，就像十力先生说的，“科学本是向外逐物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物理世界，其方法博而精、严而密，毕竟以实测为基、分析为要。”[17]166乃至于“科学肯定物质为实在，物质有无本原，科学所决不过问，唯肯定物质宇宙是实在的而已。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自然，唯用纯客观的方法，即以主观从属于客观。此与日损之学信任内心炯然大明、感物斯通者，乃极相反。由科学言之，可说知从物发，不是因心成知。”“科学的知识是以主观从属于客观、循物无违而得成，循物无违四字吃紧。”“故其知识精严、细密、正确、分明，得物理之实然。夫唯得物理之实然，乃足以操纵、改造、变化、裁成、征服、利用乎万物。大自然本是无尽藏，不会有匮竭。科学进攻自然，亦随之无停止，此科学所以为日益之学也。”[17]139-140略说劳动二重性之提升为“事的二重性”涵义，即卢卡奇所说的“劳动作为实践模式”，然则，“人类特有的生活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无论通过多少广泛的中介作用———都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本体论和发生学上也只有从劳动出发才能把握它们。”[21]简要地讲，王阳明是以人的主体(社会身份关系)和物来认定“身之二重性”，以区别于“劳之二重性”，而如上指出，熊十力进一步是以“心和物”来命名身及其行动的。(1)所谓:“心、物乃是本体变动而成功用。”[17]131即“心与物皆功用也”，“功用的心、物良方，一名为辟，辟有刚健、开发、升进、炤明等等德性，《易》之所谓乾也。一名为翕。翕有固闭和下坠等性，《易》之所谓坤也。”[17]135-136熊十力指出，佛教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所犯错误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把法性(本质)和法相(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佛教的十二缘生实际上划分出了相互隔离的两重世界，即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真如世界和刹那生灭的空幻、染污的缘起世界，而且最终目标是舍离现实世界、皈依涅槃境界。”即熊十力通过对佛教“唯识学的因缘”做出体用式的创造性解读，而“把阿赖耶识缘起的现象界决定性因果转变成本体、功能大用流行，实现了从因果到体用的存在论模式转换。”[22]据此，十力先生尝试说明:“唯心宗以物为精神之表现，唯物宗以心为物质之作用，此皆任意想，以强作安排也。两宗皆割裂宇宙，而各取一片以说为一本，核其实际，要皆无体之论。”[17]131
把认识重新熔铸于劳动过程的实践，就得出结论:体不是神秘的，由理论形成把握体，复由方法论线索看待体，也就彻底统一了“对象之体”与“太极之体”。同样的道理，用亦不是模糊不可辨认的。劳动过程既是合，亦是分，依中国人的说法，它体现在实践和理论统一中，具象在“知行合一”中:这个行即“实践”，这个知即“理论”。显然，中国人说的理论乃是研究对象(规定)和一定知识结构的统一。简言之，这些规定和线索凸现了整全意义的“体用不二”。然则，熊十力不凡的工作同样赋予了“哲学批判”以方法论的实际意义。试想，设若马克思不写《资本论》第一卷(按母子之“史书工作规定”方式)，第二卷、第三卷会有怎样的意义?依我们看，即便如此，后者至少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它可以成为“哲学书”的话。前面指出，《资本的流通过程》展示能变之本体的“翕”(“合生”之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展示“能变之本体”辟的方面(对应表现“转化”之功用)。(1)于是可推断:《资本论》第一卷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二”，第二卷言“研究对象的境和生产关系的识的不二”，第三卷言“资本的体和资本的用的不二”。对熊十力的创作而言，其间损失掉的似乎便是“历史批判(规定)”。但如果不究通史，又如何能够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向是“体之不离、用之不二”的呢?看来上述责难对熊十力而言，亦是多余的了。诚如十力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在生产方面始终不离农业本位。若以西洋社会变迁的各种阶段强相比拟，终无是处。如果以为不离农业本位之故，或拟为奴隶社会，或拟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就片段看去，固然好似说得过去。但如通其全而论之，中国的文化方面，如哲学思想的无神论与心物不分的观念，与世界观念及实践观念等等，均是极高尚宏博纯粹而无可菲薄的。艺术思想的优越，更是中外公认的。道德方面的宽博态度，更不可求之今日西洋社会。”[32]所谓主体批判、客体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之“本体论批判”，只不过一从主体社会进行，一从客体社会进行。据图3指示，客体社会的“物心不分立”是和“心物不二”照应的规定，一言以蔽之，它把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具象化了。顺着这个思路，可以了解熊十力毕竟是中学人物，而以“境论”挂帅，而终不会跌入客体知识的泥淖;反过来看，卢卡奇的“识”兼容“境”的规定，而终能够于事格化层面掌握思维与存在关系，换言之，“这是从认识论角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论证，或者说，这才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9]6最后，和主体社会“据体而批判”路线大不同，客体社会是“据用而批判”，从而特别看重的是具体作为“具象之体”的用的规定。换言之，是首肯了这样的批判线路:“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一般来说，这里涉及一种科学性，它从未丧失掉同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本体论态度的联系，实际上相反，在马克思那儿他始终在纯化和发展这种联系，并且自觉地强调必然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规定。恰恰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明确地把自己置于任何一种以逻辑的或者以其它方式进行建构的哲学的对立面，但是，批判地拒绝在哲学中产生的虚假本体论，决不意味着这种科学性接受了一种原则上反哲学的立场。相反，这儿所涉及的是把日常生活的自发的本体论和科学的、哲学的正确自觉的本体论自觉批判地结合起来。”[18]64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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