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_中国传统道德内涵_中国哲学传统的三重变奏

  本文关键词：中国哲学传统的三重变奏，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学术月刊

汪信砚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中国哲学传统曾经历了由古代传统到近代传统再到现代传统的三重变奏。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自殷周之际到明清时代的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不同学者对之有不同的解读，但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具有重人道或人生、重心性和道德修养、重体悟和直觉及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中和之道等区别于西方哲学的鲜明特点，人们一般还是有共识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开始向近代传统转变，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根本内容。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区别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首先，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中国近代哲学所凭借和倚重的思想资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再次，作为上述两个方面重大变化的结果，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了一些特殊重要的论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哲学传统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其鲜明特点是：哲学探索的目标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哲学探索的方法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哲学探索的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
[关键词]中国哲学传统  古代传统  近代传统  现代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者简介]汪信砚（1961-），男，湖北省麻城市人，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
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9-0043-08
中国哲学从古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三千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谈起中国哲学传统，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并常常拿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与其他外来传统如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好像中国哲学只有一个古代传统，似乎中国哲学传统从来都未曾发生过变化。其实，虽然传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但任何传统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曾专门考察过传统的变迁问题。他认为，传统的变迁可分别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引起，其中，“内部因素”包括“理性化和修正”、“想象力”、“积极反传统主义的诱惑力”等，由这类“内部因素”引起的传统的变迁通常属于既有传统的“改进”或完善；“外部因素”也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外来传统的压力”，而这类“外部因素”有时会促进既有传统与外来传统的融合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在谈到由外来传统的压力而引起的传统的变迁时，希尔斯指出：“当传统的拥护者被带到或来到其他传统的面前时，传统便发生了变化。外来传统支持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外来传统明显的方便性和有效性，以及在既有传统的假设之内的知识上令人信服的优越性——所有这些都促使既有传统发生变迁。”当然，他同时也强调，在“外部因素”引起传统变迁的过程中，“内部因素”往往也是起作用的。“传统也许会因为行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然而这种环境变化又是传统所属的社会内部周期性变化的产物。”中国哲学传统也是如此。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国哲学传统曾经历了由古代传统到近代传统再到现代传统的三重变奏。
一、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
中国古代哲学经历了从殷周之际到明清时代的长期演变。大致产生于殷周之际的中国哲学，至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汉代，儒家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印度佛教的传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佛教哲学。同时，原来的道家思想也演变为道家哲学。儒、释、道各家思想相互交锋而又相互吸收，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并形成了众多的哲学思潮和哲学流派。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其根本旨趣在于“究天人之际”，并在天人关系中着力于人生的探索，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究人天之际，通古今之变”，“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力求达致“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它把宇宙和人生都视为生生不息的过程，在“究天人之际”中提出了天地、道德、性命、礼义、体用、理气、知行等一系列辩证互补的范畴，也要求人们以这样的辩证智慧去对待内外、人己、义利、仁智、道器、理欲等矛盾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阐发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刚健有为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实践和认识理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由此形成了绵长而又独特的哲学传统。
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极其复杂，对之作整体上的把握本身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课题。即使偶有人探讨，也会因视角、方法或理据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胡适和冯友兰就曾对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作过截然不同的解读。在胡适看来，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他认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他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把自先秦至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先秦的“古代哲学”、秦汉至隋唐的“中世哲学”、宋元明清的“近世哲学”，并明确表示：“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因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致力于清理出贯穿于“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世哲学”中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发展的线索。例如，在考察“古代哲学”时，他非常注重分析先秦诸子的方法论，并特别赞扬墨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认为名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在考察“中世哲学”时，他认为，王充很受汉代医学和天文学的“实证方法的影响，所以他每立一说，必须问‘何以验之？“何以效之？’”，说明王充有“一种批评的精神”，其“批评方法处处注重证据”。在考察“近世哲学”时，他认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
与胡适不同，冯友兰则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他在作为其《中国哲学史》“补编”的《新原道》中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又是致力于清理出中国古代哲学围绕着统一高明与中庸的问题而展开的线索。他认为，孔孟确定了儒家追求最高境界的方向，只不过他们在“极高明”方面尚未达到“经虚涉旷”这样一种最高的标准，而墨家、名家、道家均把“极高明”和“道中庸”分作二行，但从总体上看，先秦哲学是朝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方向而发展的；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在汉代受到了一次逆转，因为汉代只有宗教和科学而没有纯粹的哲学；到了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才走上正路，玄学及后来的禅宗都力图统一“极高明”和“道中庸”；宋明理学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阶段，而朱熹则是这方面的最高典范；清人批评理学，于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
关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特质，也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解读。例如，杜国庠在批判冯友兰的观点时提出，实事求是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许全兴教授则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至少应包含以下五方面的内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阴阳互补，辩证思维；民贵君轻，以人为本；大同理想，止于至善。所有这些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不同解读都各有理据，它们说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本身就是多元的。不过，尽管人们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基本特质的看法很不相同，但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具有重人道或人生、重心性和道德修养、重体悟和直觉及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中和之道等区别于西方哲学的鲜明特点，人们一般还是有共识的。
二、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历尽干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西方思想和学说包括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激荡的局面，特别是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哲学界的异常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哲学传统的重大变革，即促成了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正如冯契所说：与1840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也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哲学变革。‘变革’，那就是说，哲学思想、哲学范畴在这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
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换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根本内容。用前述爱德华·希尔斯的话来说，中国哲学传统在近代所发生的变革，明显是由“外来传统的压力”促成的，这种“外来传统的压力”主要表现为近代大规模的西方哲学东渐，当然也包括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它们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就是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因受“外来传统的压力”而与外来传统即西方哲学传统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传统，它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区别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
首先，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那么，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则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显然，中国近代哲学的这一中心问题与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深重灾难紧密相关。哲学不过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时代问题的聚焦。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首先是时代的中心问题。冯契先生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近代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这次革命就在回答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我国第一流的思想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次，中国近代哲学所凭借和倚重的思想资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中国古代哲学总是从传统典籍、特别是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不同，中国近代哲学开始开眼看世界，注重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从龚自珍、魏源到洪秀全，从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他们的哲学思想的阶级属性极不相同，但全都表现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而且，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中国近代哲学越来越注重引入和借鉴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严复甚至完全用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概念框架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古希腊哲学、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实在论、德国19世纪哲学、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先后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哲学界”。“五四”运动以前，西方近现代的一些重要哲学思潮都曾为中国近代哲学家们所关注和援用，而对中国近代哲学影响最为巨大的西方思潮则是进化论。康有为强调“全变”，梁启超认为进化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谭嗣同认为“新而又新”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严复更是翻译《天演论》，认为“物竞天择”是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共同原则，章太炎主张“俱分进化论”，孙中山也提出自己的宇宙演化论。所以，冯契认为：“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时期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的革命者，都信奉进化论。”
再次，作为上述两个方面重大变化的结果，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凸显出了一些特殊重要的论域。一是历史观。中国近代哲学家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其中，龚自珍、魏源率先提出“改革”、“变古”的主张，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提出了不同形式的历史进化论，章太炎、孙中山则强调“革命”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二是本体论。中国近代哲学家们注重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来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力图建构具有近代特色的本体论学说。例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用“星云”、“以太”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概念说明中国古代本体论的“气”范畴，章太炎、孙中山则直接把“以太”（孙中山译为“太极”）视为宇宙万物的始基，等等。三是认识论。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近代哲学家们对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经验等一系列认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魏源提出了“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知行观，严复提出了“心体为白甘”的经验认识论，章太炎强调“概念抽象之用”，而孙中山则主张“知难行易”的知行观。
三、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哲学传统从近代传统发展到现代传统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时代的中心问题和哲学的中心问题，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哲学家们据以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想资源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不再像中国近代哲学家们那样主要倚重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特别是进化论思潮，而是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四”运动以前，虽然也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些零星的介绍，但却基本上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复是中国哲学近代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蔡元培先生曾称赞他是在中国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但严复却始终避而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潮流，已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传统，即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
“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相传至今的东西。”“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由毛泽东加以完善，并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加以阐扬，已历经好几代人的接力，它已有的历史甚至比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更为悠长。不仅如此，这一传统比中国哲学以往任何一种传统更具确定性。它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哲学探索的目标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使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从而必然会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就已得到充分表现。“五四”运动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他们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胜利。蔡和森说：“俄社会革命出发点一唯物史观。”施存统则说：“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因此，他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希望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通过像十月革命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改造中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亦复如此。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开创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
第二，哲学探索的方法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这里所谓的“普遍”，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根本原则及其所揭示的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里所谓的“特殊”，就是不同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的哲学传统，也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实状况。把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的内在需要。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开创者，也是把普遍与特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倡者。他着重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也就是应该“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完善者，毛泽东更是注重把普遍与特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反复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总之，把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根本的方法论特征。
第三，哲学探索的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并通过研究中国实践中的问题、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和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实践。
从理论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探索路径的自觉，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阐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解释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论新阶段》原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又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至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作了科学、完整的阐释，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方面的重要含义，从而也达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理论自觉。
从实践方面看，上述探索路径在毛泽东那里也开始明确表现出来。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问题、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仅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
四、对几个相关问题的理解
上文中对中国哲学传统三重变奏的阐释以及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近代传统和现代传统的区分，是从总体上作出的一种理论抽象，实际情况是远为复杂的。要把握中国哲学传统的三重变奏，必须正确地理解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哲学诸传统的连续性问题。中国哲学传统的三重变奏表明，中国哲学传统在近代和现代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和转换。那么，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近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连续性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哲学传统在近代和现代的变革和转换，都不是彻底否定和抛弃以往的传统，而是以不同方式继承了以往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从而仍然这样那样地保持着与以往传统的联系。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与古代传统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中国近代哲学家们注重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中探寻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想资源，但他们的哲学思想表明，他们仍然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往往把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嵌入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或者说是用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
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与古代传统、近代传统的连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这里所谓的中国哲学传统，既包括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也包括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虽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纠正了这一偏向，明确指出应该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化遗产。毛泽东在此实际上强调了这样一点，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应该总结和继承中国哲学的古代哲学传统和近代传统，因为孔夫子可谓是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代表，而孙中山则可视为中国哲学近代传统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至今仍然活着并充满生机的中国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的批判继承者；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珍贵遗产的创造性转换。
二是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与现代传统的分野问题。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和现代传统都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表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使人混为一谈。例如，冯契先生虽然对中国哲学传统在近代所经历的变革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但他却并未区分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与现代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第二阶段的革命”。因此，他把1840年至1949年形成的中国哲学新传统统称为近代传统。李维武先生非常推崇冯契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即由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转变的研究，但或许他也感到冯契先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哲学划归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并不恰当，于是他干脆把冯契先生谓之“中国哲学近代传统”的东西称为“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即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概念来替代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概念。他写道：“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他还认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本来就是通过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大量传人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李维武先生实际上是把1840年以后形成的中国哲学新传统统称为现代传统。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李维武先生自然也不可能赞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至多也只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概念，还是李维武先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概念，都忽视了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与现代传统之间的本质区别，都没有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哲学传统变迁过程中的本真的重大意义。
三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家们创造的诸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性质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和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但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并没有因此而立即终结，而是在任何传统都必然具有的强大惯性作用下按照自身的逻辑而继续展开并结出自己的理论果实，这就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家们创造的那些各具特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和金岳霖的“道论”。对于这些哲学体系的性质问题，以往学界曾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有入主张，这些哲学体系只是“传统形态”的中国哲学即古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延伸，从而实际上它们属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但也有人指认其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断言它们属于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例如，李维武先生认为：“这些体系性的建构，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思想成果。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生成，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确立，正是通过这些体系性建构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来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给予了中国哲学传统以深刻的改造，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看法都是需要商榷的。认为这些哲学体系属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这些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深受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东渐、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的影响，它们已融汇了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某些内容。同时，断言这些哲学体系属于甚至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更是不成立的，因为在现代中国哲学中我们根本无法找到这种传统的承继者，况且这些哲学体系的构建者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放弃了他们自己原来的哲学思想，转而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关于这些哲学体系的性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属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是中国哲学近代传统充分展开后取得的理论成果。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近代哲学家们虽然也注重吸收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但他们往往只是用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并表现出一种把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倾向。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明确地提出了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上述哲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些本体论体系，它们较充分地消化了近代以来传人中国的西方近现代的一些科学和哲学思想，同时又选择性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中的某些思想内容。当然，如果像某些学者那样，说这些哲学体系“融会了古今中西哲学资源”，显然给予了太多的溢美之辞，因为至少它们并没有融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极为重要的哲学资源。也正因如此，它们虽然代表着中国哲学近代传统的最高成就，但却根本无缘于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10&ZD06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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