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

  本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在政治生活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作为反思政治生活深层本质的政治哲学，已日益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愈来愈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探讨，存在着两种极端性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政治哲学，只有唯物史观；另一种观点则将整个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政治哲学。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前者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变革世界”的政治使命，因为“变革世界”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应当关注的价值生成问题，也“不能从唯物史观中排除考察问题的规范性方式”[1]。后者不能说明政治哲学具有“反思政治”的理论特质，因为政治哲学毕竟具有逻辑抽象的思辨本性，是“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务的哲学反思”[2]。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价值构想，马克思主义存在政治哲学是无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是一种理论形态“尚未完成”的政治哲学。为此，我们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史自觉”，更应该有“方法论自觉”[3]，应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回应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理性诉求，顺应人类社会政治矛盾发展的历史逻辑，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合理思想，进行开拓创新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制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了其政治哲学的思维原则和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只能根据这种思维原则和价值取向进行理性推演，这正是我们目前所要完成的理性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坐标

　　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二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政治哲学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理性产物，同时又以其政治理念和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指导着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从本原性的层面上讲，任何政治哲学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依据，从而构成了特定时代政治哲学历史生成的实践坐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观表明，人类社会政治实践萌生于原始社会氏族性政治实践的原生形态，经过了阶级对立的社会阶级性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迈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性政治实践的时代高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性政治实践的社会政治，从而生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哲学的多样形态。

　　政治哲学产生的逻辑前提是人类社会政治理性的历史生成。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性政治实践，政治主体的理性能力尚未产生，只能形成心理形态的政治意识，这种缺乏政治理论指导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人类原始社会氏族性政治实践的原生形态，从而显示了原始社会政治实践缺乏理性自觉的朴素本性。在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分工使人类专门化的精神生产活动随之产生，进而培育了政治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其认知路径也开始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深化。随着人类政治理性认识形式的历史生成，政治意识就开始由自发式的心理形态向自觉式的思想形态演进，思想型政治意识标志着人类社会政治意识发展的高级形态。随着人类阶级对立社会的出现，政治思想和国家政权互动共生，作为统治阶级实施政治统治的两大手段，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上层建筑。

　　人类阶级对立社会的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两大对立阶级的历史互动，阶级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基本主体，因此可称之为阶级性政治实践。统治阶级始终处于政治实践的主导地位，成为两大对立阶级中的强势主体，表现在政治统治实践和政治文化建构上的双重强势。阶级对立社会的政治思想，本质上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其政治哲学自然也是强势阶级政治统治实践的思维升华，又反过来内导着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在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始终垄断了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生产权，被统治阶级因无精神生产权而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从事的政治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实践，它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4]的政治空间，担当起人类社会全面解放的历史责任，历史地成为人类迈向共产主义伟大运动的政治主体。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聚集人类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能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实践，表征了政治生活实践主体的人民性特征，因此可称之为人民性政治实践。人民性政治实践超越了资本主义公民性政治实践的历史局限，代表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主导趋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构成了人类最终走向“至善”社会的实践路径，从而标识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性生成的实践坐标。

　　人民性政治实践依次形成了三大实践形态。第一大实践形态为解构型政治实践，表现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首先面对的是强大的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其政治任务是领导人民群众“打碎旧世界”，推翻剥削阶级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5]，通过政治革命的实践方式，把国家政权由统治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政治革命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所在，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形态的历史变革。第二大实践形态为建构型政治实践，表现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通过政治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把人民性政治实践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建设新世界”，亦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题是革命，是破坏旧国家、建立新国家，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则是管理好、建设好新国家”[6]。“建设新世界”本质上就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是一个广义的政治观范畴，不仅包括国家建设，而且也包括社会建设；不仅包括政治发展，而且也包括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现代化建设正是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观的根本内容。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7]。第三大实践形态为调适型政治实践，表现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变革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基于此，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是在政治建设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巨大的政治工程，就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将原来建立起来而又不适应当今发展的体制机制清理革除。亦即调整社会主义建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既定体制，使之更加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发展的实践要求。

　　人民性政治实践的三大形态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甚至相互融合，从而标识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位一体”的实践坐标。政治革命时代也有政治建设，并且在政治建设中也在不断进行政治改革；政治建设与政治改革高度融合，而且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因此人民性政治实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实践，是人类走向“大同社会”的社会实践工程。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民性政治实践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它承载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标识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最高形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然而，通向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不断探索人民性政治实践的内在规律，全力推动人民性政治实践科学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使人民性政治实践不断走向政治自觉。正是人民性政治实践科学发展的时代所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运而生，成为指导人民性政治实践时代发展的理性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扎根于人类社会政治解放的伟大实践，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展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代表着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时代方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生成的实践坐标。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致思取向

　　政治哲学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政治观，政治哲学的生成以政治理性的产生为逻辑前提。人类社会政治理性一经形成，就成为统治阶级精神生产的理性工具，从而构成了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理性基础。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为统治阶级政治实践服务，以政治理性方式巩固着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进而为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维护提供理念支撑。从人类社会的政治认识史来看，人类社会政治理性产生于奴隶社会，经过了人类古代社会政治理性的历史演进，资产阶级又把人类社会政治理性的历史发展推到了极端，它以极其精致的理性方式维护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时还以所谓普适形态的价值理性传播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理性表达。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人类社会政治理性发展史上，“以实践人学为思想原点”[10]，以政治主体的实践理性为逻辑力量，以对市民社会的实践批判为切入点，从而举起了反对剥削制度的理性大旗，对剥削阶级政治思想进行了猛烈撞击，从人类政治理性层面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进行了理性批判，实践批判标识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性所在。这种实践批判不仅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唯物史观为根基的实践品性，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规范路径进行价值考察的致思取向，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全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中介，通过对人的劳动实践的分析，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物质与精神自由的全面发展”[11]。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为无产阶级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功能起点，为人民群众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归宿，二者在人民性政治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统一，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狭义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性政治哲学，而是阶级性寓于人民性之中的人民性政治哲学。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生成于阶级对立社会，那时需要凸显其理论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阶级性特征，随着人民性政治实践从革命形态向建设形态的时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历史地彰显出自身固有的人民性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立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性批判的思想精华，政治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批判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物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客观基础，实践思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几个抽象、空洞的教条，而是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相关的存在形态”[1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力图通过“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改造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在变革政治世界中创新政治理论，进而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为理论来源，以辩证唯物主义政治观为思想基础，为人民性政治实践提供了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维理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精神。实践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本质区别，这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精神的逻辑主线。

　　实践原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现了人类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进而把政治哲学由解释政治生活的抽象理念变成了改变政治生活的思想武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治哲学，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从抽象的政治意志出发来解释政治生活，把抽象的主观意志看成政治生活的本原所在，这本质上是唯心主义政治观的逻辑表征，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从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上看，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只关注政治价值理念而忽视政治价值实践，只关注政治价值目的而忽视政治价值手段，只关注政治价值主体而忽视政治价值客体，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政治哲学理论形态上的逻辑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坚持唯物辩证的实践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以人民群众政治理想现实化的内在规律为理论基点，使政治哲学的致思取向由主观意志走向实践逻辑，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性与革命性，使其有别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性”[1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原则，实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西方近代传统政治观认为，政治哲学以应然的政治价值为研究对象，而政治科学以实然的政治事实为研究对象，这表征了人类近代理论思维高度分化的时代特征，但也暴露了近代政治理论形而上学的思维局限。回顾人类社会的政治认识史，人类古代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思维母体尚未分化，古代的政治理论既有价值元素，也有非科学形态的事实成分，从而构成了政治价值与政治事实相统一的原生形态。古代政治理论这种价值与事实的朴素结合，被近代政治理论的高度分化所代替，这是人类社会政治认知的重大进步。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时代影响，在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理性走向了唯心，政治价值交给了哲学；而政治经验走向了实证，政治事实留给了科学，从而形成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历史分化，这是政治哲学发展到理性时代的逻辑偏颇，从而使政治科学的发展脱离了政治价值的引领，同时又使政治哲学的发展脱离了科学事实的支撑，致使政治价值与政治事实发生了逻辑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其实践原则，克服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脱离政治科学事实支持的理论局限，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科学对政治生活规律性认识的科学因素，以此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维整合的全新形态，使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辩证统一，从而把人类社会政治哲学发展到了科学的时代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价值性与事实性”[15]的高度融合，从而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社会政治观的科学化转型。

　　政治问题构成了时代主题，政治反思推动着理论自觉。“任何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都是根源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理论思考”[16]，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坚持唯物辩证的实践原则，以人民性政治实践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为致思取向，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唯心主义抽象性进行了辩证扬弃，从而使政治哲学的思维逻辑由政治理念走向政治实践。实践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超越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思维原则，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灵魂所在。如果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理论轴心是政治价值理念，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轴心则是政治价值实践。价值实践本身内含着价值理念并构成了对价值理念的理性超越，从价值理念向价值实践的逻辑转型，表征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理论发展的重心位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重心，不在于表征政治价值理念的逻辑形态，而在于探索政治价值实践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使命，不在于提供解释现存政治生活的价值理性，而在于探索改造现存政治生活的逻辑必然。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价值生成规律的科学。“人民性政治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坐标，“价值生成规律”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致思取向，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价值性与事实性在政治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统一，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体性思维与客体性思维相结合的逻辑重塑。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吸收了人类政治哲学的思想精华，克服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历史局限，建构了人民性政治实践哲学的思维形态。人类哲学思维的逻辑理路是沿着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方法论和当代价值论的历史轨迹向前推进的。人类认识史告诉我们：逻辑沉淀着历史的基因，逻辑表达着历史的精华。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历程必然以逻辑的方式沉淀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从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结构，形成了政治本体论、政治认识论、政治方法论、政治价值论“四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形态。

　　政治本体论是对政治生活本原本质进行哲学反思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本体论应着重考察政治实践、政治存在和政治生态三大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7]，政治生活在本质上同样也是实践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在本质，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本原所在。政治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动本体，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原则，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独特本质。政治生活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政治理想现实化的能动过程，政治世界就是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生成过程的历史集成，政治实践正是人类社会现存政治世界的生成母体。政治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生成机制，以政治生活生成过程的方式表征着政治本体。政治存在是政治本体的表现形式，“是政治体系的客观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物质承担者”[18]，它以既成结果的方式表征着政治本体，政治过程不断生成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果，政治结果以政治存在的方式表达着政治生活。因而政治存在是政治生活的表现形态，它表征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既成性，标志着政治生活在现实性上是一种既成性存在。政治生态是指政治存在系统与政治环境的关联互动，是用系统方法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范畴，它表征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社会空间，也构成了政治生活互动关系的存在样态。特别是在当代人本政治、多元互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索政治实践、政治存在和政治生态这三大基本范畴意义更加重大。

　　政治认识论是对政治认知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政治认识论，是正确反思人民性政治实践内在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认识论应着重考察政治理性、政治真理、政治理想三大基本范畴。政治认识旨在深入探索政治生活的内在本质，“它让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有了一个深度的把握和理解”[19]。从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过程来看，政治认识过程又分为“政治感性认识和政治理性认识”[20]两种方式，而政治认识的任务在于透过政治现象反思政治本质，从而使政治感性认识发展到政治理性认识，因而政治理性既是政治主体对政治本质的深层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维起点，它表征着人类反思政治本质的思维能力。政治真理是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本质规律的正确反映，它构成了政治主体认识活动的基本目标。政治主体认识活动的任务就在于不断抛弃政治谬误，执着追求正确反映政治实践内在规律的政治真理。人类社会政治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政治实践，获得政治真理并未最终完成政治认识的历史任务，还需要运用政治真理来指导政治实践得以展开，以达到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的政治目的。这就需要把政治生活的客观性认知与政治主体的主体性目的有机结合起来，建构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生态中所能追求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作为人类社会政治认识的思维建构，是政治主体认识活动的最终环节，也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所追求的目的所在，它体现了政治真理与政治价值的高度统一，表征着政治理论走向政治实践的逻辑中介。

　　政治方法论是对政治生活一般方法进行哲学反思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有机内容。政治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把握政治价值的生成规律，并最终确立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的理性目标。政治目标的最终确立决定着对政治手段的多维选择，正确运用政治方法是政治实践获得成功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政治方法论应着重考察政治智慧、政治战略和政治艺术三大基本范畴。政治智慧是政治生活实践经验的哲学升华，是政治主体有效运用政治手段改造政治客体的综合能力。这种政治能力生成于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并超越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感性经验，是政治主体把握政治生活的理性力量，也是政治方法实践生成的理性源头。政治战略是政治主体驾驭政治生活的根本办法，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政治方法的独特本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政治主体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审视政治生活，形成体现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特质的战略思维。政治战略决定政治策略且统摄政治战术，对人类社会政治过程具有全局性的统领意义，从而决定了政治策略实践运用的微观层面，也构成了政治战术有效运用的基本前提。政治艺术标志着政治主体对政治技术的创造性超越，体现了政治主体方法运用的创新性特征。如果说政治技术标志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方法，那么政治艺术则标志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创造性方法。政治规范本身就是政治创造的结果，同时又是再度创造的先在前提。政治创造超越了政治规范所形成的“模式化”生活，体现了政治生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从而表征了人类社会政治艺术的基本特质。政治艺术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它标识着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政治创意，具有政治生活的审美价值。

　　政治价值论是对政治生活价值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政治是人的政治，政治必须以人为本，人的政治生活是人的最高价值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论的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论应着重考察政治利益、政治理念和政治文明三大基本范畴。政治利益是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客观载体，从而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生成根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是建立在政治利益的基础之上，政治利益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原始动因，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关系的社会基础，也表征了政治理念逻辑生成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标识了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原生基因。政治理念是人类社会政治利益的逻辑升华，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观念形态，标志着政治价值实践生成的逻辑起点，表征着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的政治期盼，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精神驱动。政治理念高度浓缩了人类社会对政治生活的价值诉求，因而也成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也构成了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实现形态，也是政治实践价值生成运动的客观归宿，它代表着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是一个不断累加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价值运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发展，本质上是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具有“向善性”，从而主导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人本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化的历史逻辑。

　　政治本体论、政治认识论、政治方法论和政治价值论的有机统一，标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形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四论合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四论合一”，贯穿着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矛盾运动，勾勒了政治现实理想化和政治理想现实化的价值逻辑，展示了政治主体客体化和政治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表征了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客体性在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维度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21]，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推动着政治理论的与时俱进，政治生活主题的时代变迁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转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历史地发生了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时代转型，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重心的时代位移。

　　理论自觉是政治自觉的逻辑前提，政治哲学表征着最高层面的理论自觉。就政治理性的本性来讲，政治哲学是反思人类社会政治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政治思维方式又是政治行为方式的思维内化，政治思维的逻辑转型根源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时代，其政治使命是分化现存政治生活，动员社会进步力量进行阶级斗争，旨在用革命力量推翻反动势力，这就必然显化了人类社会政治矛盾的斗争性。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政治革命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孕育，历史地形成了阶级对抗式的政治思维，这是阶级对立社会时代精神的逻辑内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生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产物，其理论特征凸显的是政治生活的阶级性，这也是阶级对立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哲学表征。

　　当代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政治观，表征了人类当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性特征，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精神，也凸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广义特质。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四化建设是当前最大政治”的时代命题，“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目标”的政治论断，充分表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人民主体性。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形态，从“发展是硬道理”命题的战略提出，到“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历史形成，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理性，也表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在于整合民族发展的社会力量，共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家园，这就必然显化了政治矛盾的同一性，形成了人民共建式的政治思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精神的逻辑内化。如果说斗争思维是对抗思维的逻辑延伸，那么和谐思维则共建思维的逻辑延伸。从对抗思维到共建思维的逻辑转型，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转型的基本维度，共建思维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

　　人民性政治实践经历了由阶级对抗型到民族共建型的时代转型，从而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价值逻辑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阶级对抗型时代着重关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从而构成了阶级对抗思维方式的利益表达；而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处于民族共建时期，因此更加关注民族国家利益，这是政治生活空间全球拓展的价值逻辑，也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人民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强化人民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规则；民族国家政治博弈是当代政治实践的时代空间，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是当代民族国家政治交往的价值尺度。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空间的全球拓展，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利益焦点日益国际化，民族利益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在人民性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阶级主体在政治生活中逐渐淡出，民族国家日益上升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当代主体，全球政治已成为当代政治实践的社会空间，维护民族利益已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战略选择。当代政治生活的阶级性在逐渐弱化而民族性在不断增强，民族主体的政治博弈日益成为当代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发达国家首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建立了“强势主导型”的国际政治规则，从而形成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随着发展中国家政治力量的不断崛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当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打破全球中心边缘结构的政治格局，是人类社会当代政治实践的时代使命。利益轴心从阶级利益向民族利益位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转型的基本维度，民族利益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现实性政治哲学”[22]，它在关注国家政治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政治。随着人民性政治实践的时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也随之由狭义政治观走向广义政治观。如果说狭义政治观本质上是国家政治观，那么广义政治观本质上就是社会政治观。人民性政治实践推动着国家政治的社会回归，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具有“走向社会政治”[23]的历史趋势。随着政治生活轴心由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位移，社会政治日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当代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既包括国家权力，也包括社会权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更多关注国家权力到更加关注社会权力，表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视域转型。在国家权力社会回归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权力是公民实现政治权利的基本工具，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本位更加凸显了社会权力的重大价值，因此社会权力的运行机制，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具有相通的实践逻辑，社会政治之“社会”，不仅包括人类社会而且也包括民族社会，不仅包括国内社会而且也包括国际社会；社会政治之“政治”，不仅包括宏观政治而且也包括微观政治，不仅包括现实政治而且也包括虚拟政治。因此，自觉地开展国际政治、民生政治、微观政治、虚拟政治等社会政治领域的哲学研究，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社会生活日益进入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理论视域从国家政治走向社会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转型的基本维度，社会政治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重心。

　　随着人民性政治实践的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仅“从‘革命哲学’转到‘建设哲学’”[24]，而且也在历史地发生着“从理想性到现实性”[25]的时代转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践原则的历史必然。实践原则不仅表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本质区别，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转型的逻辑轴心。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视域中，共建思维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民族利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社会政治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重心，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维度，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实践原则。

　　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式

　　任何一种理论的历史生成，都必然要寻找自己的学科定位，才能获得自身应有的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成为整体性的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在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科领域，相继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马克思主义的分支性学科，这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代繁荣，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发展的理论空间。

　　要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需要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进行分析。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目前主要有三种定位范式：第一种范式为“层面说”。这种范式有两种形式：其一认为政治哲学属于哲学的应用层面，是一种哲学体系中的应用哲学，其二认为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学的基础层面，是一种政治学的元理论。第二种范式为“独立说”。这种范式认为政治哲学既不属于哲学，同时也不属于政治学，而是在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之外独立的一门学科。第三种范式为“方式说”。这种范式也有两种形式：其一认为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维范式，其二认为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哲学问题的思维范式。这三种范式虽然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总体上都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某种程度的影响，要么割断了政治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学缘关系，要么否定了政治与哲学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理论局限，同时也背离了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分析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应该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政治哲学是哲学与政治学交互作用的理论产物，是哲学与政治学两大学科的逻辑交融，理应属于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同时凸显着哲学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的哲学意蕴。政治哲学的这种交叉属性，使其既具有哲学的一般性质，又具有政治学的一般性质，同时更具有政治哲学自身的特殊属性。政治哲学的这种特殊属性，体现了学科成长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哲学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政治哲学的这种学科定位范式，可称之为“交融说”，是目前较为合理的学科定位范式，它是对前三种学科定位范式的辩证扬弃，把前三种范式的合理成分吸收过来纳入自身，进而整合为自身逻辑范式的有机内容。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交叉融合，这种交叉融合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两大学科视角、原理和方法方面的交叉融合，而且还包括两大学科思维、理念和价值方面的交叉融合，是两大学科体系全方位、立体化的逻辑重塑，它体现了交叉学科融合生成的一般共性，也表征了人类理论思维由简单走向复杂的普遍规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获得自身的发展空间，就要关注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而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构成了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人类社会的政治问题说到底又是人的问题，关注政治生活也就关注了人本身，这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所特有的终极关怀问题。而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政治生活一日千里，政治矛盾错综复杂，政治改革诉求强烈，这就需要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宏观审视和本质追问，需要对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内在规律进行理性透视，以寻求当代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治理之道。特别是在政治实践科学化的时代背景下，要对人民性政治实践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深层透视，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就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看待当代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进而给当代人类政治生活投射更加充分的理性之光，从而凸现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向善”本性，不断推动人民性政治实践时代发展的政治自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是在这种学科发展双向驱动的时代背景下生成的一种交叉学科，从而表征了政治实践发展推动政治理论建构的历史逻辑。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着思维方法的创新性，学科范式的交叉性决定着理论范式的交融性。学科范式是理论范式的学科定位，理论范式是学科范式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研究，急需要建构出自身独特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也必然具有学科范式的交融特质。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两种学科的交叉特性，需要逻辑地孕育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交融范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首要环节，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范式，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逻辑交融，具有两大学科范式中介的逻辑特质，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两大范式体系的逻辑中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两大学科范式的互动融合。

　　学科建设的基础是学术探索，学术探索的任务是追求真知。“马克思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观察从未离开哲学的方式和哲学的视域”[26]，哲学思维以其战略性特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维，马克思主义政治思维正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理性建构，建构的本质就在于政治思维对实践理性的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性建构的基本方法，在于整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资源，顺应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时代转型的发展趋势，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创新的理论空间，探索人类当代政治实践的价值规律，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

　　注释：

　　[1]陈宴清、王新生：《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

　　[2]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郁建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陈晏清：《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求是学刊》，2006年第3期。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述要》，《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期。

　　[11]韩冬雪：《政治哲学论纲》，《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2]李德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

　　[14]朱哲恒、章仁彪：《时代使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求实》，2011年第2期。

　　[15]赵剑英、陈晏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6]陈宴清：《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

　　[18]刘吉发：《政治学新论》，第5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李兵：《马克思历史观：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基础》，《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

　　[20]刘吉发：《政治实践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广义视角》，第11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2]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3]刘德厚：《广义政治论》，第30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敬海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发展》，《理论探讨》，2009年第1期。

　　[25]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6]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河北学刊》，2006年5期。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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