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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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论题——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的微观研究
作者: 张盾
2007-07-02 阅读人次:
2967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 要:劳动作为重大的理论课题,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后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思想传承关系。简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容,以此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将其上升为现代性的一个哲学问题,进一步描述了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结构及其矛盾;最后,马克思把劳动理论推进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理论,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性理解。在马克思全部理论中,哲学的“劳动”概念和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构成了表征理想和批判现实这两个不同的方面。
关键词:劳动; 自由劳动; 异化劳动; 马克思; 黑格尔; 古典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5-0005-08
一、劳动作为时代性的主题
劳动作为马克思毕生关注的一个问题,其理论渊源要上溯至黑格尔。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探讨始终在哲学话语和经济学话语之间保持着一种辩证的张力,这种方法也要上溯至黑格尔。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就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理论见解进行比较分析,期望以此推进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传承关系的理解。
劳动获得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理论意义,既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后果,也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现象。按照中古基督教的正统观点,劳动是一种罪的报应和惩罚,毫无积极价值,人类由于自己的罪而被诅咒以劳动为生。一直到新教时代,劳动才获得正面的独立价值,被看作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充实人类生活的活动。市民社会时代的主流观点认为,一种没有劳动的生活根本不值得过,因为劳动不仅是通向满足和享受、财富和威望的首要道路,而且是一切技能、德性和愉悦的源泉。韦伯曾精彩地描述了富兰克林所代表的这种尊重劳动的经典态度,[1]第二章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内核的“合理劳动”伦理。到18-19世纪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劳动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活动和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开始在理论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规定,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对劳动作为财富本质的全新理解。财富的本质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问题,首先是重商主义把货币当作财富的本质规定,后来重农主义又认为农业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最后发展到斯密,终于抛开劳动的一切特殊规定性,而认为“一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因此是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马克思将斯密的观点精辟概括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质就是劳动”。[2]73 古典经济学把劳动与财富等同的观点表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从而直接启迪了黑格尔对劳动问题的重视。依波利特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它对时代和社会事件的依托、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重视,“黑格尔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胜利的踌躇满志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这个飞黄腾达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世界观……他(同时)凭借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个组织充实的世界内部的一切矛盾。”[3]429-430根据洛维特的研究,黑格尔一生有三次关于劳动主题的讨论:最初是在1803-1804年的《耶拿讲演》中,然后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最后是在晚年的《哲学全书》及《法哲学原理》中。[4]358其中,《耶拿讲演》这一早期文本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与马克思所熟悉的《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和《哲学全书》第524节以下各节比较保守和抽象的论述相比,马克思没有看到的《耶拿讲演》中对劳动问题的讨论更加充满批判的激情,也更贴近现实,因此更接近后来马克思的观点。所以洛维特设想,如果马克思接触到《耶拿讲演》中的论述,他会更直接地从黑格尔的问题中发展出自己的问题。[4]365
哈贝马斯则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使现代性上升为哲学问题的思想家。黑格尔第一次使劳动上升为哲学概念印证了这一点。在《耶拿讲演》中,黑格尔通过把劳动规定为对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动”,从而成功地指认了劳动的精神性特征。黑格尔指出,人类通过劳动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与简单地通过吃掉对象并使其消失来满足自己需求的动物本能不同,劳动是精神性的,,劳动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并非在纯破坏的含义上是否定性的,而是对现存世界的一种“塑造性的毁坏”,从而是肯定性的否定。劳动总是造就某种持久性的东西,即作品,这样的劳动使人的活动成为与其外观完全不同的“某种别的东西”,即一种“普遍的东西”,因为它是按照普遍的规则学习而成的东西,于是劳动作为人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同时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成为人的一种杰出的精神性本质。[4]358-359这一劳动概念被完整保留在《精神现象学》中:“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5]130马克思高度评价黑格尔对劳动的这一理解,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即把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101
二、黑格尔的劳动论题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黑格尔对劳动的这种哲学理解,其思想源头却不是哲学,而是古典经济学。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译成德文后,对黑格尔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3]431。首先,斯密抛开劳动的一切特殊规定,提出“一般劳动”这个概念,认为“一般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和本质,这本身就是对劳动的一次革命性的抽象,为黑格尔从哲学上理解劳动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另外,黑格尔著名的劳动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益于斯密。按照斯密的核心论点,每个人都在利己心的支配下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将自动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为社会是由这些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构成的:“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情并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27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实际上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深刻辩证理解:诸多个体利益的自由游戏最终会导致共同体利益的最佳实现,个体在这个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变成了他者。
黑格尔把斯密的劳动抽象和“看不见的手”原理加以综合,并把它们置入逻辑学的概念框架中,提出了“劳动的辩证法”理论。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黑格尔不同时期的哲学思考中。他在《耶拿讲演》中讲:“每个人的劳动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照顾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单个人的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个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它们对一切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7]119在《精神现象学》中又讲:“个体满足它自己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5]234在《法哲学原理》中讲:“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8]210
由于几乎是无保留地认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关于劳动作为人的历史性本质的哲学概念总是聚焦于劳动的社会性结构,而对劳动社会性的分析,又总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其最后依据。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现代市民社会的原则概括为:每个个人作为特殊性必须通过“同他人的关系”这一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实现自身。[8]197-198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一原则是通过社会性的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在《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以现代劳动分工为中心,详尽描述了新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其思路显示了政治经济学的强烈影响。黑格尔讲,他所谓现代个人的特殊性首先是指“他们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社会的联系”来实现,“这种联系是一切人从中获得他们的满足的普遍财富”,特殊性由此获得普遍性的形式,这种作为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其具体实现形式就是劳动分工:由于“需要本身无止境地成倍增加”,使得“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两者越来越抽象”,由此必然产生分工。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分工使劳动抽象化,其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分工提高了劳动的技能,使生产量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局限于单一技巧的特殊个人更加依赖于社会联系。[9]333-334至此可以看到,在黑格尔那里,劳动作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本质,决不是一种抽象的本质,而是完全落实于由现代分工主导的一种社会结构中,正是通过对劳动的社会结构的分析,黑格尔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种种矛盾,预言了异化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命运。 于是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看到一些批判性观点,它们在后来马克思的著作中以更深刻的方式经常出现:(1)在《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8]210,[9]334在《耶拿讲演》中,黑格尔认为,随着机器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劳动也越来越间接,人和自然以劳动为中介的那种有生命的统一联系被切断:当人使用机器为自己劳动时,自然被人欺骗;然而自然也在欺骗者身上进行复仇,表现为欺骗者越是奴役自然,他自己就变得越渺小,“由于他使用机器加工自然,他并没有扬弃自己劳动的必要性,而仅仅是推移了劳动,使它远离自然,不把自然当作有生命的自然而以有生命的方式对待它,而是逃避这种否定性的有生命性”。结果是“劳动越是用机器进行,就越是没价值”,劳动的价值随着生产的增加而减少,因为“劳动越来越是死的,个人的技能越来越大地受到限制,而工厂工人的意识则降低为最后的迟钝”。[4]360黑格尔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劳动的抽象化及其后果,指出当劳动不再服务于个人直接需要的时候,劳动就变成“抽象普遍的劳动”,表现为劳动者是在抽象掉自己的直接具体需要的情况下,为一种社会需要的“抽象”而工作,即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的全体而工作。这就是黑格尔所谓“普遍劳动”,它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值不再直接在于它的生产,而在于它间接通过所有劳动彼此之间的普遍依赖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这里劳动普遍化为劳动体系”[4]361。这已预示了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由人的生命的自由实现变为“抽象的统治”。 (2)黑格尔指出,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8]244在《法哲学原理》的第200节和243-245节,黑格尔专门讨论了由劳动异化导致的财富不平等,这一主题在《耶拿讲演》中以更激烈的方式提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体系中,“人的存在被投进整体的偶然性的癫狂混乱之中,人数日益增多的群体被迫从事有损健康而又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动”,结果是“所有这些人最终都陷入不可解救的贫困中……于是世界舞台上出现了巨富与赤贫的对立:财富在一个侧面增长,而贫困则同时从另一侧面发展”[3]439。依波利特在引述黑格尔的这些论述时提出:尽管黑格尔的《耶拿讲演》未被马克思所知,不过却预示着马克思即将出现。[3]438
黑格尔的劳动论题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充分显示了黑格尔哲学那种关注时代精神的现实感,使黑格尔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前卫的哲学家。柏耶尔认为:“在他的生存时代和他的活动范围以内,黑格尔是最能科学地远瞩将来的哲学家,也是最能用经济原理当作国家、政治、法权和社会观点的理论基础的哲学家。”[10]9这并非夸张。黑格尔对劳动的考察尽管还带着思辨哲学的形式,但从其思想内容来看,黑格尔已经超出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内在化论域,直接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劳动现象,从而使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比起康德的“世界公民社会理论”,“在其建立基础上要深厚得多,在其社会性上也更具体得多”。[10]7这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其次,由于把劳动这个最基础的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哲学的视界,黑格尔在方法上开创性地然而又是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哲学与经济学“视界融合”的研究方法,这对后来马克思毕生的研究方法和文本风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黑格尔在他的时代条件下已经开始注意劳动的某些异化现象,从他的辩证法思想出发,这必将导致某种批判性的后果,尽管黑格尔在这方面的作为十分有限,但毕竟为马克思的批判工作准备了思想条件。所以马克思讲:“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2]100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异化劳动理论
尽管黑格尔的劳动论题对马克思后来的工作具有奠基作用和积极影响,但就总体而言,黑格尔对劳动的批判从未成长为真正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对资本本身的批判。虽然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资本是“财富的直接基础”,[8]211但他不可能上升到马克思那样的批判观点。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黑格尔即使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他也不可能解决矛盾,因为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3]435总的来说,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从未超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合理劳动”伦理,这种理解归根结底显示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这与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一脉相承。所以马克思特别深刻地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2]101黑格尔毕生未能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界,始终把自己对劳动的理解奠基于斯密关于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观点,并将其打造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劳动辩证法,即认为每个人在自己劳动和享受时也在促进一切人劳动和享受,特殊个体的劳动和财富由此变成“普遍的”劳动和财富。黑格尔的这一“普遍性”观点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哲学辩护,因为作为黑格尔这一理论之基础和原型的斯密观点,正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原则的经典表述。因此,尽管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已经包含了对市民社会各种矛盾的关注,但就它终未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视界,因而终未达到对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批判而言,它仍然是抽象的和非批判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说他只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2]101,113
马克思接过了黑格尔的劳动论题,但把它引入一个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境域,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这里需要解释一点:学界一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最强的一个文本,其中表达的思想尚未真正超越黑格尔。对此我想说明,在1843-1845年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系统批判的过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现象,其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肯定性理解和否定性理解是被放置在一起的。就劳动问题来说,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受到黑格尔劳动论题和异化论题的影响,但马克思同时也对黑格尔的这些论题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黑格尔即使发现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01但他对异化本身的理解却是非批判的,他把异化理解为积极的肯定性概念,仅仅理解为劳动从特殊性变为普遍性这一积极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他把异化混同于对象化。[2]113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尽管仍然保留着黑格尔的明显影响,但就其已经采取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理论方向和政治立场即对资本的批判而言,异化劳动理论已经实现了对黑格尔劳动论题的重大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吸收黑格尔对劳动的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之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对立的学说,第一次把市民社会的劳动问题改造成一个对资本权力的批判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明,本真意义上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劳动”,是人的普遍与自由的“类本质”的实现方式,劳动本身应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表现和享受,劳动所及的对象化世界应是“人的现实和人的作品”,[2]58劳动者间的关系则应是被别人的爱所证实的劳动者自己本质的补充[2]183-18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这种自由本质被全部否定,“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54。劳动的异化导致一系列后果:一是人失去了世界,世界不再是“人的现实和人的作品”,而是变成了算计、征服或反抗的对象;二是人丧失了他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异化地位上来看待他人,这个他人不再是与自己本质相同的“类存在者”,而只是合伙人、竞争者或者对手;三是人丧失了自身,表现为人的劳动只是作为谋生和致富的手段,与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毫无关系。借助黑格尔否定辩证的思路,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环节,将扬弃劳动的异化形式,把劳动重新变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生命活动,在那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1]305。
其次,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推崇的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观点,第一次确认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即扬弃了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在人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观点,而把人的劳动和人本身视为财富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活动等等”,其实质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2]73-74。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这正是劳动的自我异化的一个本质规定,因为当劳动被斯密规定为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作为财富的唯一本质时,劳动也就完全丧失了它本初的具体性的自然规定,这正是劳动被异化的那个过程。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被异化为“一般劳动”,资本作为财富的抽象实现了对世界的统治:“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2]76-77
如前所述,劳动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获得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容,以此表达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又将其提升为现代性的一个哲学问题,进一步描述了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结构及其矛盾;最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尽管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人本学批判,但就劳动问题本身来说,这却是一次革命性的进展,即第一次将劳动问题推进为一个批判理论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性理解。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提出,实现了西方近代哲学从反思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型,从此以后,现代性的最高原则不再是认知主体的反思,而是生产主体的劳动,他在对比“反思哲学”和“实践哲学”之后得出结论:“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12]73
四、作为哲学概念的“劳动”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生产”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20世纪遇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批评是针对马克思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自由劳动”概念。简言之,这个批评认为:当青年马克思提出真正自由的劳动把世界变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并让劳动者“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58他实际上是“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家把他自身的本质力量释放出来,并在凝神观赏中再次占有自己的作品”[12]73。这种自由劳动的概念是一种“生产美学”,当马克思把这种生产美学转移到“类的劳动生活”当中时,他把社会劳动看作劳动者的集体自我实现。批评者进一步提出,像马克思这样把劳动和自我全面实现的个体理想结合起来,“只有根据浪漫主义所美化的手工劳动原型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工业劳动的发展却在不断淘汰这种前资本主义的手工工作模式。[12]75
当然,马克思最后放弃了这种理想化的手工劳动模式,而转向了大工业的生产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的研究者又据此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哲学的“劳动”范畴(即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一个人本学的概念,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路;从哲学的“劳动”范畴向经济学的“生产”范畴的推进,才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因为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更接近(或已经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 这就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哲学概念的“自由劳动”概念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想吗?这个哲学的“自由劳动”概念和后来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的“生产”概念又是什么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是以被理想化的手工劳动为原型的一种生产美学概念的解读,是一个不能成立的臆断,因为马克思后来确实把注意力从劳动问题转向了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学的生产问题。从哲学的自由劳动概念到经济学的生产概念,可以看作马克思思想的一次否定性发展,其目的是为了把批判的劳动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因为现代人的劳动只能实现为大工业的生产体系,这一点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指明。所以我们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初次提出“自由劳动”概念的同时,就已经把注意的焦点投向工业:如果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则“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2]101,77马克思充分肯定大工业的历史意义: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2]88-89“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13]25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肯定了工业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包括“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大便利”等等。[14]276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据此断言,从哲学的“劳动”概念到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是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次成长,则同样不能成立。第一,我们需要搞清马克思文本中“生产”与“劳动”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关系。与表征人的本质的哲学的“劳动”概念不同,马克思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域内谈论“生产”的,所谓经济学的“生产”概念就是“生产性劳动”,按马克思的规定,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或“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或者换一个说法:“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15]264,290所以马克思认为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是正确的,[15]231这样理解的“生产劳动”实际上与斯密著名的作为财富本质的“一般劳动”概念相一致,由此可知,所谓经济学的“生产”概念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牟利活动,根本不代表马克思对人的生存方式的任何肯定性观点,所以不能说它是对哲学的自由劳动概念的一次超越。第二,马克思的经济学“生产”概念的另一个重要语境是工业,而马克思所谈的工业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肯定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的众多论述中,总是作出如下限定:这种展示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2]89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严格地规定,工业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厂手工业和大工业。……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15]588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前提的经济学的“生产”概念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并不具有比哲学的自由劳动概念更高的含义。
这里的更深层问题是如何看待“自由劳动”这一哲学概念在马克思整个批判学说中的位置。马克思“自由劳动”的哲学概念是在1844年《巴黎笔记》中提出的。不可否认,此时的马克思正处在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强烈影响下,而且“自由劳动”这个概念本身又受到黑格尔对劳动的历史性解释和赫斯“自由的合乎人性的劳动”的观点的重要启示;但认为“自由劳动”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概念的看法却不能成立。因为从思想本身的逻辑来看,把超越了现实中的外在强制性的、全面而自由的劳动规定为人的本真意义的存在方式,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重大哲学创见,它不仅是马克思表征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自由劳动”决不是《巴黎手稿》中的偶然提法,而是马克思毕生坚持的一个提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为“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劳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则表述为“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作科学而系统的分析的同时,仍然坚持使用“真正自由的劳动”这一哲学概念,比如在讨论斯密把劳动当成一种诅咒和牺牲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观点只有针对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雇佣劳动才是对的,在那里,“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15]615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劳动与此相反,它“使劳动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因为这种劳动的意义“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些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15]615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结构中,哲学的“劳动”概念和经济学的“生产”概念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用来表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后者则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概念。由于现实历史中的劳动生产体系一直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以马克思必须借助“自由劳动”这一哲学概念来表达其未来的社会理想,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的经济学分析中始终不放弃该哲学概念的原因。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乃至马克思的全部批判理论,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哲学和经济学互相交融、互相支持的综合文本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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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Labor as Viewed i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 A Microstudy of Hegelian Heritage to Marxist Theory
ZHANG Dun
(Research Center for Basic Philosophical Theor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s a major theoretical issue, labor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moder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From labor value theor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Hegel's dialectics of labor to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alienation, there exists a profound relationship of ideological inheritance. In a wor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pioneers to expose what social history is,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western capitalist spirit at its rising age, and Hegel turns it into a philosophic issue of modernity, further describ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flicts of modern civil society; Eventually, Marx develops the labor theory into a critical philosophy, making possible a thorough neg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totality of Marx' theories, the philosophy of labor and the economic concept of production present two different realities: ideal society and realistic criticism.
Keywords: labor; free labor; alienated labor; Marx; Hegel;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 王浩斌)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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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8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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